四十年前的一個故事

　　今年的8月2日晚上，我坐在從哈爾濱開往富錦的火車上。深夜，車廂里十分安靜，我卻難以安眠。伴隨着車輪和鐵軌沉重的噌噌摩擦聲，我一直在回憶四十三年前，也是在這樣的夜晚，也是在哈爾濱到富錦的列車上曾經發生的血腥的一幕.....

　　公元1969年的3月9日，雖然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杭州的早春還是泄露出濃濃的寒意，即將出征的知青都穿上了一色的黃棉襖褲，一大清早就來到了位於杭州西南的閘口火車站。這是一個小站，這次被送往黑龍江富錦插隊落後戶的知青有一千多個，龐大的綠色的專列停靠在一個曠野中，遍野的送行的親人把列車裹的嚴嚴實實。大約是十點左右，列車發出長長的汽笛聲告示即將開駛時，剎那間，整個大地都被一陣陣哭喊聲震動了，車上的車下的人幾乎都在哭泣。因為誰都知道，此次親人離別以後什麼時候再相見是個未知數了。

　　我走的時候，唯有哥哥來送別的，當我上了列車，我就讓他早早的回去了，然後，就一個人孤獨的坐在車廂里等待着那遠行的開始。所以，在那個悲烈的場面，我似乎就成了唯一的局外人，靜靜的觀賞着那一張張哭泣的臉，細細的嚼味坐那不斷重複的沒完沒了的離別話語。

　　此行，我所在的中學一共有33個知青，都是不認識的。生性內向的我也不善於主動和別人拉扯，所以就在長長的旅途中，幾乎都是一個人悶悶的望着窗外發獃。我一直在思索，此次遠行去的是個什麼地方，以後的生活是如何過的。那時，雖然年紀還幼小，但是也經歷了近三年的“文革”洗禮，逐漸也變得稍微成熟了。在這之前，也從報紙上聽說有好多知青因為賣力的幹活，虛心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取得了蜚聲的名譽。我在想，自己的命運從這一刻起就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了。

　　大概整個列車上的知青的行李數我的最簡單了，就兩個紙箱，一個裝了政府發的鋪蓋和棉大衣等御冬服裝；還有一個裝滿了書籍。在“文革”期間，那些懷疑有問題的人經常被抄家，過後，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書籍扔得滿院都是，我就趁人疏忽就撿回家中，偷偷的翻閱。所以，在我的那個沉重的紙箱子中裝滿了《牛虻》、《絞刑架下的報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國內外的名著，還有許多當時被認為是天書的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列車啟動，當人們還深深的陷入悲痛之中，我干坐着沒事就把那些書本找出來，一個人在書本中打發那漫長的時間。

　　列車駛離杭州越來越遠，大多數人已經從與親人離別的傷心中覺醒過來，車廂里開始嘰嘰喳喳熱鬧起來、在這之前，杭州的大中學校有兩大派紅衛兵組織，一個是杭州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因為所帶的紅衛兵袖章是黑體字，所以被稱作“黑一司”，一個是杭州大中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被稱作是“紅三司”。在文革期間，這兩大派學生組織天天在互相指責和打鬥。這次，卻是不分你是那個司令部的，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統統都被送上了火車去修理地球。有幾個生性不甘安頓的，到了列車上還是帶着派性的濃厚色彩，找那些觀點不同的學生找話題辯論和爭吵。我所在的車廂中，也經常有些人在不停的辯論和爭吵，有好幾次就差文斗演變為武鬥了。隨隊的一個上了年紀的工宣隊師傅說了一句話讓我永遠難忘。他說：你們以後就是黑龍江農村種地的小農民了，對於你們來說掙工分吃飯生存是最大的事情，誰是保守派，誰是造反派，已經與你們無關了，還是靜靜的想一想以後的日子如何過吧！這句實在的話語，讓所有的人才安靜下來，開始了沉默.....

　　可是，當列車停靠在哈爾濱站時，一場內戰終於耐不住而爆發了。

　　我所在的車廂是列車火車頭後面的第二節，乘坐的是杭州第一中學和開元中學，還有我就讀的杭州鐵路中學的一百多名學生。我們前面的第一節車廂是清一色的浙江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列車停靠在哈爾濱車站好像是傍晚時分，北方的天已經早早的陷入了黑幕中。在我的座位不遠處，有一位女生，雖然經歷了將近兩天的行程。依然清晰可見臉頰上曾經流淌着的淚水痕迹。此刻的她，好像正在望着窗外濃濃的黑夜和車站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個不知道是哪個學校的學生，看上去，長的很結實，頭上戴一頂法蘭西小帽，在那個年代戴那種帽子是很引人矚目和很入時的。他晃晃的走到那女生的座位前，把掛在行李架上的網兜一把扯下來，隨手從裡面拿了幾個蘋果就要走。那女生頓時大聲尖叫：流氓，誰讓你搶我的蘋果的。那個男生不僅絲毫不為自己的行為而羞澀，反而氣洶洶的說，你罵人，再罵一聲，給你個巴掌。正好有個戴眼鏡的修長個子的斯文男生從旁邊走過，他說：打女人的男人不是英雄。戴法蘭西小帽的男生就接着話說，打女人的不算英雄，那我就做一個打男人的英雄，話音沒落，一記響亮的耳光就落在那個蒼白的男生的臉上。那個文弱男生是浙大附中的，他的一聲叫喊，頓時把不遠處第一節車廂的同學們都召喚過來了。於是，群起的憤怒，數不清的拳頭和巴掌像雨點般都落在了那個“法蘭西小帽”的身上和臉上。....

　　也許是兩天來的壓仰，也許是經久的沉默，也許是后途的未知，也許有很多說不清的理由。一個蘋果的風波所引起的“戰爭”終於在茫茫黑暗中行進的列車上爆發了。

　　事後知道，那“法蘭西小帽”是個幹部子弟。在我們這列專車上，絕大部分學生的父母都是在“文革”中屬於有問題的，當時省委、省政府的書記、省長、常委、廳局級高官的子弟因為被划入“走資派”的子女，也毫不例外的被送進了知青的大軍中，和我們坐上了同一列北上的列車。

　　吃了虧的人，沒有甘心自己遭受的皮肉之痛，很快，狼狽逃竄回去的“法蘭西小帽”就帶來了一大幫氣勢洶洶欲討回“公道”的同學。浙大附中的學生知道來者不善，就把通往兩節車廂之間的大門緊緊的關上了。於是，這一幫的要衝進去，那一幫的要嚴守大門。而我乘坐的車廂就成為了戰爭的前沿陣地。

　　兩節車廂的通道嚴嚴實實的擠滿了進攻者，那扇兩節車廂之間的門就成為雙方爭奪的要害，而在戰爭的前沿，我們這批無辜者就成了受害者。一個個像似難民拖着自己的行李，在工宣隊員的幫助下向車廂後半截轉移。為了打開那扇生死門被拉來加入進攻者隊伍的人越來越多，但是他們想盡了辦法，使用了車上可以拆卸的任何鐵作為進攻的武器。消防器，行李架上的鐵杆，幾乎無一完好，全被拆了，但是還是無法攻入前面的車廂。列車依然嚎叫着奔馳在無邊無際的原野上，絲毫沒有被火熱的血腥所干擾，而列車上時而起伏着的哭叫聲留在了窗外的茫茫黑夜中。跟隨列車行進的工宣隊師傅們也都趕到了前沿陣地，組織學生們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的口號。那邊，第一節車廂的學生們也在激情高昂的唱着：團結就是力量的革命歌曲。

　　戰爭進行了兩個多小時，車廂內已經是狼狽不堪，進攻者發動了一次一次進攻，有好幾次已經攻入對方車廂，但是又被扔了出來，所以，進攻者中不乏有好多的傷病員，滿臉淌着鮮紅的血，沒有人給他們包紮，他們只能躺在我們身旁的列車走廊上，無奈的哭泣和呻吟，甚至嚎叫。此刻，我在想，他們的父母如果看見了這個血腥場面不知是怎樣的一種心情。那時的列車常有臨時停車的習慣，在戰爭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列車隨着一聲刺耳的剎車聲，緩緩地停靠在在一個不知道什麼名字的小站上。這時，在進攻者中有人大聲喊叫：趕快下車，從窗戶中打進去。於是，有一大幫人手拿武器都轟擁着跑下車去，也有懂些列車常識的（也許是受電影“鐵道游擊隊”的影響）就出主意，說要去把列車龍頭和車廂的連接掛鈎扯了。我通過已經沒有玻璃的車廂望去，進攻者已經將第一節車廂所有的玻璃全砸爛了，有好多人想通過搭人梯爬進車廂，但是很快被對方推了出來。幸好，這次列車臨時停靠的時間很短，火車的龍頭和車廂的掛鈎沒有被來得及拆了，進攻者也沒有一個衝進對方的陣地，雙方只是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傷病員。

　　戰爭就這樣在無休止的拉鋸中進行着，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列車駛進了佳木斯車站。在暗淡的燈光下，我們突然發現，站台上站滿了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等列車還沒有完全停下，每個車廂都衝進一批軍人，把手中的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列車上所有的人們。我一生中也就在那一刻，像一個俘虜般，被責令把手高高的舉過頭，老老實實的坐在原位子上“不準動”。

　　經過甄別和工宣隊員的證明，我們這些受害的無辜者，很快就把原來高舉在頭上的雙手換成振臂高聲歡呼“向親人解放軍學習致敬”的口號。那些剛才還凶神惡煞的進攻勇士們，被軍人們迅速地用繩子捆的結結實實，一個個被槍戳着脊梁骨蜷縮在地上。這會，我仔細打量這些和我一般年齡，其實也就是十多歲的孩子，儘管他們也身受重傷，一個個鼻青臉腫，傷口還流着鮮血，此刻，我們這些難民也惻隱同情之念。.....

　　在佳木斯大概停靠了兩個多小時，雙方受傷嚴重者都被擔架抬走了，在進攻者中，有幾個被認為是“戰爭罪犯”的被帶走了。戰爭平息了，列車照常了行駛，大約有一個連的解放軍官兵護送着我們這趟列車繼續向前行駛。

　　到達終點站---福利屯已經是後半夜。我們拿着破損和殘缺的行李和一千多個知青都被集中在站台上等候。突然，車站停電了，寒冷的漆黑的夜頓時伸手不見五指。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幫子學生中的小流氓，開始趁着天黑開始了搶掠，頃刻間，整個車站一片喊叫聲和哭叫聲，那時解放軍已經在到站後撤退了。如果說，在49年前，那樣的搶掠是常見的事，而在新中國和平時期，我卻目睹和親歷了那真實的一幕。我們一起來的一個女生，手上戴着她媽媽送作紀念的坤式表被搶走了，還有一個男生的帆布箱子被搶去扔到了鐵軌上，裡面的衣物散布一地。

　　好在停電的時間不長，但是，僅僅幾分鐘的黑暗，地上全是損壞的行李和散落的物品。在凄涼的哭泣聲中，我企圖搜索和捕捉在黑暗中的那些兇橫惡煞的猙獰面貌，以告慰那些無奈的神情，還有，身旁那列還在粗粗喘氣的列車，將滿帶着遍體鱗傷和杭州知青留在車廂內的鮮血和眼淚重返杭州。

　　四十年後，火車到達福利屯車站仍然被黎明前的黑暗籠罩着，站台上只有幾個上下車的旅客。我站在寒冷的晨風中的，試圖尋找那個短暫的黑暗中發生的事情，我只是想再次把它寫成故事告訴當年曾經乘坐這趟知青列車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