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國號與國印的來歷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毛澤東致詞。最後他呼了三個口號。其中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在新政協籌委會組織條例中，提到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民主政府的方案。

　　在歷時5天的會議中，沒有人對國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後一天討論最後一份文件時，張奚若先生提出質疑。

　　從新政協籌備會各小組名單中，可以看到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是第四小組。會議主席張志讓先生組織討論。

　　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先生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兩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兩字從字面的解釋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雷潔瓊發言說，如果國名太長，用時不用全稱即得註明是簡稱。

　　於是，第四小組把關於國名的意見歸納了三種名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董必武關於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經過及其基本內容有一個報告。董必武總結了第四小組的工作，他說，第一次小組會廣泛交換了意見。因為沒有準備，沒有參考資料，有點漫談的性質。於是推舉張志讓等7人先準備一個討論提綱，以便小組全體會上討論時，可獲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見。第二次小組會根據提綱起草委員會所提“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進行討論，基本意見趨於一致，有些意見仍留待起草委員會去斟酌。然後，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組會議通過，做文字修改後，提交新政協籌備會作了原則的通過，準備提交政協大會去討論。

　　關於組織法草案的總綱，董必武說，國家名稱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講演，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志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報告，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採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政協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譚平山、梁希、許德珩、吳耀宗提出來的。

　　為提議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取消共同綱領和組織法中簡稱中華民國，另由政府以法令規定。提案請大會公決。

　　他們的理由是這樣的，這次新政協籌委會所通過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確能代表中國人民革命偉大勝利后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及人民。這一個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變革，必須把舊民主時代遺留下來的、本質上不同的，並且為漢奸賣國賊用過的在中國人民中間已沒有一點好感的“中華民國”四個字，毫無留戀地予以取消。

　　否則，在我們將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喊起口號來，難道還要有兩種 把已經走上死亡道路的舊中華民國再喊萬歲嗎 難道紀元已改為公元1949年，而仍可以簡寫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嗎

　　我們提議，主張統一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簡稱中華民國幾個字在中國人民政協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面寫道:“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務請出席。”

　　二三十位70老翁接到了同樣的請柬。

　　周恩來作為東道主，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請來赴宴的，除了幾個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們國家有句古話，叫做求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專門聽取長者的發言。

　　他接著說，各位在討論三大文件時，都看見了共同綱領中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關於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地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4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第一位發言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他曾在江南鄉試中舉，也曾加入過中國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對袁世凱竊周的鬥爭。他認為，由於中國老百姓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頓了一下，緊接着，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用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結束了她的意見。

　　第三位發言者是辛亥革命后歸隱38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沒有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這時，司徒美堂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22年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要3年以後才改 語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 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司徒美堂語音響亮，激動得滿面紅光，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全然冷落了一桌豐美的菜肴。

　　人口學家馬寅初立即表示擁護司徒美堂的意見，他又加以補充說，簡稱實在不倫不類，不像話的。

　　教育學家車向忱又從教育群眾的方面闡述了司徒美堂的觀點，至於人民一時不能接受的問題，這只是宣傳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個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不是反對用新國號呢 我看不見得。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和既當過清末翰林又曾留學日本的陳叔通也發表了去掉中華民國的意見。

　　法律學家沈鈞儒從法律觀點解釋了簡稱的問題。有些群眾還在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政協會議三大文件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萬萬不可如此。遍觀世界各國的國號，只有字母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如果一定寫上，那麼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

　　愛國華僑陳嘉庚操着濃重的廈門話說，大家對中華民國決無好感。當然，落後的人一時不習慣，過些時候就好了。

　　周恩來最後說，我要把這些意見綜合送主席團常委參考，並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後決定。

　　9月21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第6天的記錄是這樣的:

　　簡稱中華民國一去掉，不等於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這一點在毛澤東開幕詞中也講過。同時，中華民國這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所以在目前，也不會禁止使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所用的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其次我們主張用公元紀年，同樣也不禁止用38年。慢慢地引導人民在公文上用統一的國名，統一的公元年號，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這樣的一個法律性的規定。

　　這以後，政協一次會議陸續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去掉了“中華民國”這4個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當他仔細端詳了一枚鐫刻得嚴肅莊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鑒時，十分高興地連聲說道:“刻得好，刻得好!但不知這國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家之手 ”

　　“這是由一位苦力鐫刻而成的!”陳老笑道。

　　“苦力 ”周恩來詫異了。

　　“是的，苦力，一名黃包車夫!”陳老再一次肯定回答。

　　早在政協籌備期間，周恩來就委託陳叔通請治印名家製作一枚國印。陳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岸社創始人王福廠說明了意圖，王向陳叔通推薦了自己的學生頓力夫。

　　頓力夫原是王福廠家的車夫兼雜役，為人踏實勤勞。一天，他從紙簍里撿起一張印稿對王福廠說:“先生，這樣的印稿丟了，多可惜!”

　　王福廠一看，原來是自己收拾寫字檯時誤丟的一張印稿。他很驚奇:“力夫，你也精於此道 ”“還不是先生您教的!”頓力夫靦腆地回答:“我曾幾何時教過你呀 ”王福廠糊塗了。

　　原來，頓力夫在拉包車之餘，一有空就潛心鑽研王福廠的印稿，悄悄地學着雕刻，從此，王福廠破例收力夫為徒。

　　王福廠把頓力夫推薦給陳叔通后，陳老便把周恩來要求的規格、字體和具體事項等告訴了頓力夫。一晃一個月過去了，當頓力夫將刻好的國印帶給陳叔通時，陳老一看，果然鐫刻技藝十分精湛。

　　“是呀，一個苦力，竟成為一名治印名家，真是不容易呀!”陳叔通向周恩來介紹這枚國印製作由來之後，感嘆道。

　　“好啊，好!”周恩來握着這枚國印，意味深長地說，“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正是由千千萬萬個苦力拓鑿而成的嗎 ”

　　（摘自《中南海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