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電影影評

　　活着電影影評（一）

　　電影《活着》被譽為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當代野史，確實名副其實。

　　這是一部安靜的影片，不曾出現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彷彿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貴一路走來的註釋。

　　片名為《活着》，可是貫穿整部影片的卻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貴先後在民國失去了父親，在內戰中母親逝去，在“大躍進”中失去了兒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兒。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動蕩、抑制的時代，是對生存在底層的百姓無情的掠奪，使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從形式到內在實現，一貧如洗。

　　作為一個旁觀者，看着他始終懷揣着海市蜃樓般的希望，踩在現實的浮冰上。無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後，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長耐心，在窒息狀態下延續生存。生命如同一塊海面，對所有的慘劇照單全收。

　　弗洛伊德對受虐狂的成因有這樣一種解釋：人若落入一種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是幸福，用這種方式來尋求解脫——這樣一來，他的價值觀就被扭轉過來了。

　　這是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從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國普通老百姓，一種真實、麻痹的生活狀態。按這個定義來說，我們每個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觀眾，不僅是旁觀者，也是套入這個故事中的一員。每個人的自身，既是歷史鋪展開的捲軸，又是受歷史牽引壓榨而生的產物。現實沒有為人們怎樣活着提供選擇，而每一步前進的步伐都成了一種必須。

　　有人說這是張藝謀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實、樸素的記敘與情節保持了一致，場景永遠是灰濛濛的，一如那個荒謬的時代和蒙昧的社會。葛優飾演的福貴，表情和動作維持在一種混沌的狀態，活靈活現地敘述出了在那個時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種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對各種失去后，繼續平靜地生活下去，彷彿領略過了生命的各種真諦，但最終興許還是歸於無物，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人世，又赤裸裸地離去。

　　情節上，張藝謀在原著的基礎進行了大幅度的處理，還是比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節，例如鳳霞的死的過程中並沒有王教授這個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這個角色，更加直白地揭開掩藏在鳳霞之死背後的隱情。觀眾在經歷過視覺和心理的衝擊下，看到了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無情摧殘。

　　另外一個重大的改動，是福貴謀生方式的改變。從小說中福貴向龍二借了兩畝田過活，變成了向龍兒借了一副皮影戲做流浪藝人。皮影戲又至始至終貫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將小說的農村背景搬到了城市，開拓了視角，利於電影語言的表達，達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給我的理解，“皮影戲”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種人生如戲、悲喜皆空的意味。

　　電影將有慶的死因由原來的為縣長夫人輸血過多而死改為疲勞中被拉去學校做工而導致被春生撞死。揭開有慶裹屍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將人物的悲慘性充分視覺化。雖然不及原著的情節在政治上那麼尖銳，但是學校逼迫學生擱置學業投入全民大鍊鋼，在另一個層面上投射出大躍進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維模式的荒謬和行為方式的粗糙，中國走的社會主義的偽科學路線以及理想主義、功利主義和命令主義的肆意橫行。與之前工作人員來福貴家中收鐵器有慶翻開福貴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釘子和皮影上的鐵絲也是金屬又有某種隱秘的聯繫。相較之下，改動之後的情節避免了絕對化，更顯意味深長。

　　在結尾也有大手筆的改動。原著的結尾是這樣的：鳳霞難產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時候被石板壓死了，二喜的兒子由福貴養着，後來吃豆子撐死了。福貴的家人全都離他而去，只有一頭老牛伴着他，他說：“人嘛，就是要活着。”

　　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劇而變態，在苦難深處，反而不知為苦。只有沉醉於苦痛，所有的傷口才會不藥而癒。

　　然而電影的結局顯得溫和得多，鳳霞死後，她的兒子取名為饅頭，福貴和家珍帶着二喜和饅頭一起生活下去。這樣的處理使悲劇停留在一個適可而止、容易讓人承受的範圍之內，使觀眾的視角從純粹的悲劇更多地轉移到生命和歷史的關係上。

　　有幾句比較經典的台詞。當年兒子問福貴：“小雞長大了變成什麼？”有慶的回答是“雞長大了就變成了鵝，鵝長大了就變成了羊，羊長大了就變成了牛，等牛長大了，共產主義就到了。”而結尾處，孫子再次問起他同樣的問題，他不再回答“共產主義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長大了，饅頭也就長大了”。我從一個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對社會寄託的塌陷、對社會主義共產主語美好夢想的粉碎，而後生活最終還是落實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鋪直敘的流水賬，所有的修飾都顯得多餘，這就是活着最堅實的表達。

　　還有是福貴和春生在戰場上面對屍橫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數電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傷，而是驚訝，這種情感也許是面對死亡更直接更真實的感受。他們目瞪口呆地說“家裡人都不知道——就這麼死了”，“福貴啊，我們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這句話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經。這是每個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願，但是“好好活”的標準又因人而千差萬別。而作為生活底層的普通百姓來說，他們的標準始終在不斷放低，最後完全依順於麻木與不幸的世界。

　　這部平靜的影片卻被列為中國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識形態上強行批註了“不和諧”。時至今日，這個國家已經有勇氣承認過去犯下的一些錯誤，但是又為什麼沒有勇氣承認得徹底呢？既然有勇氣面對過去了，又為什麼要遮遮掩掩，沒有勇氣面對現在改正現在呢？

　　因而面對歷史和現實，除了付諸一聲嘆息，還能說什麼呢？

　　面對充滿苦痛的“活着”，又能說什麼呢？

　　活着電影影評（二）

　　《活着》的故事線索從國共內戰一直橫跨到文革，時代變遷巨大，其中的社會變遷、政權更迭、制度移位本就暗含着巨大的戲劇性。人物在這一段歲月中滌盪，編劇盡可以藉助這些道出人生百味。但《活着》卻選擇另一種方式，將時代背景徹底隱於幕後，成為故事的舞台，而不發揮任何其他戲劇性的功能，讓人物經歷的人生變故僅為個人悲劇，而非時代之錯。但這樣一來，故事中兩個孩子的死倒也顯得矯作，顯得為福貴這人本就倒霉，自己作死。而非“生活無常”。“生而為人，我很抱歉”的質感與力量也因這過於明顯的戲劇化設置而被一定削弱。

　　但另一方面，這一設定也是為《活着》本身的故事特點所決定的。《活着》講述了主角福貴一家近半個世紀的生活變遷，故事本身並無明確的一條關乎於中心事件的主線，福貴所處的每一個時期，都有其各自的指涉，因此在敘事上，《活着》的敘事線是散的，是一部較落地的生活戲。因而在生活戲的面貌上體現出可看性便是該劇在劇作上的難度。故而才有了兩個孩子死去這一小段落內的過於明顯的人為斧鑿的戲劇性設置，這兩處可看為《活着》在整體劇作上的硬傷，但這兩場戲也確是為了叩問人物，體現生活變遷，體現“活着”這一主題而必須展現的，這兩段戲，放在《活着》整部影片的風格中來看，是個死局，未必會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該劇在對其他段落可看性的處理中，是極為成功的，可看性並不等於戲劇性，《活着》劇作的成功之處便是對角色所處時代的細緻展現，如故事前期的唱皮影戲、賭館賭博，對於民國時期大少爺生活的細緻展現，中期時大躍進鍊鋼鐵、吃大食堂以及後期的文革面貌，這些多為生活狀態戲，而不帶多少的戲劇性，關乎於人物命運的戲劇性轉折基本沒有。在這一點上，《活着》的處理頗像當時香港喜劇娛樂片的處理方式，都沒有一條明晰的敘事主線，故事都為段落拼接而成，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看點，就像一根線索串聯起來的珍珠，每一顆珍珠都有各自的亮點。只是香港的喜劇片着力於“鬧劇式”的娛樂，而《活着》着力於精細的生活刻畫，力求展現生活的氣韻。是為《活着》的得道之法一。

　　《活着》成功的第二個處理為對於鋪墊與呼應的運用。呼應其將一串散戲真正串聯起來，給人以“唏噓”之感，這以春生這一角色為代表，春生與福貴唱皮影戲被抓壯丁，在軍營里，故事埋下了春生喜歡開車的伏筆，之後春生跟着解放軍到南方打仗，之後故事來到大躍進時期，福貴得知兒子被區長的車不小心撞死，後來才得知，區長就是春生，荒誕唏噓之感瞬間形成。福貴老婆家珍更是對春生說“你欠我們家一條命。”之後到了文革，這句台詞又得到了呼應，春生在文革中被打為右派，老婆自殺，半夜找到福貴家，將這些年攢的錢都給了福貴，以贖撞子之罪，家珍看到春生這幾年的態度，終於原諒春生，怕春生輕生，又對其說出“你可要好好活着，你欠我們家一條命。”同一句台詞因呼應有了不同的意義，散戲也被緊密地連了起來，生活變遷的唏噓感就此一揮而就，“命運無常”渾然而成。呼應的另一條線索為裝皮影的箱子，皮影箱最一開始代表活着的希望，而在故事結尾，成了福貴外孫養小雞的箱子，意味深濃。《活着》正是藉著呼應，才使得整部影片“形散而神不散”，氣韻一貫到底。

　　活着電影影評（三）

　　記得當年看完余華的《活着》的感受，就是命運無常，紈絝子弟不學好成敗家子，敗光了家業卻因禍得福，成了貧農，勤快人辛辛苦苦積攢了土地，到時候卻成了富農被打擊，甚至整死。

　　我們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去接近那段歷史，命運巨大的荒謬性常令人驚到回不過神來，而那段歷史，留存於各種紙張、膠片，以及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的頭腦里，面目各異。

　　在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里，充斥的是人性的陰暗，與被加害者的生不如死，而在這一部張藝謀的《活着》里，一切卻波瀾不驚，沒有什麼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無論經歷了幾多生生死死的考驗，結尾，失去了一雙兒女的夫妻倆還不是和女婿、外孫平靜的吃着餃子，好像忘記了剛從墳場回來，他們吃着，也有說有笑。

　　他令我們失去了一次絕好的控訴和譴責的大好時機。

　　而控訴和譴責是不是來得更痛快些，也容易產生振臂一呼、應者群集、激情四溢的場面，被煽動者或咬牙切齒、或摩拳擦掌、無不在群情激憤中體會到了某種快感，而感到自己是身在正義一方的。

　　群眾，往往喜歡這樣吧。

　　但是導演沒有這樣處理這一切。他放掉了一個振臂一呼、令眾人紛紛跟着揮手喊口號，從而體會到被簇擁被跟從的滿足，他沒有，他只是冷靜的回看歷史，通過一家人的命運，讓我們這群觀眾，在冷靜與清醒的狀態中，作出自己的判斷與思考，所以，這部電影是樸實的，誠摯的，而且還是幽默的，它的不經心都精心的掩藏了起來，給我們看到的，便是一個命運的輪盤賭，上演着不近情理卻又無可奈何的戲碼，每個人，都擺脫不了，主張不了，向東的走向了西，往前的退了后，在這種無常不公中，人能做的，唯有接受命運，好好活着，罷了。

　　命運不可言說，如此複雜，提供給我們的故事，充滿了荒謬性。出於好心去做的，結果卻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富貴的一雙子女，有慶和鳳霞的死，無不是好心辦壞事。有慶正睡着，富貴為了表先進，特地背着還睡着的有慶去了學校，結果縣長的車撞倒了學校的院牆，睡在牆下的有慶被壓死了。女兒鳳霞生產，女婿找來了“反動學術權威”，權威幾天沒吃飯，富貴好心買了饅頭，權威餓極了，一口氣吃了7個，噎住了，富貴好心給他水喝，結果適得其反，水加速了饅頭的漲大，“1個變7個，7個就是49個”，權威差點不行了，鳳霞產後大出血，權威自顧不暇，使得本來可以抓住的求生機會失去了，鳳霞死了。

　　而哪一次是因為惡人出手呢。沒有，都是一些好人，出於好心，而出力、忙活，結果適得其反。在陳凱歌的文革場景里，壞人做惡，人性無恥，而這裡上演的一幕幕，卻沒有那種慘烈與醜陋，但是結果卻一樣不見得好。

　　有的是因為不可抗拒的命運，比如有慶的死，不可預知。有的是因為缺乏常識，比如給老教授喝水。好心未必辦好事，就好像是，如果走錯了方向，你走的越快越起勁，離目標就越遠。

　　好人也會恨，但他們漸漸學會了接受。家珍曾怨恨春生害死了有慶，可是當春生在文革中受迫害時，她意識到他也是個好人，而主動幫助他——恨到最後，甚至找不到指責的對象，一切唯有歸咎於命運。沒有持久的恨，因為家珍終歸是善良的。而這種善良的底色，幾乎充斥了劇中的人物。

　　因為命運無常，所以人們喜歡找樂，比如皮影，富貴曾靠他養家，文革中燒了，裝皮影的箱子就拿來養小雞，看見箱子里毛茸茸的小雞，會令人覺得生命的多姿多彩與鬧熱，不管是皮影，還是別的，人們總要活下去，一個沒了，還會有另一個接替。還有那些平實的幽默，在生活里無處不在，瘸腿的憨厚女婿，對着主席像說：毛主席老人家，今天我把鳳霞接走啦，把眾人都逗樂了。這應該是一種善意的調侃。說的人即使認真，笑的人卻未必端正。因為笑聲是人們度過嚴酷最好的武器，多少愁憂在笑聲中被消解，一笑泯恩仇。

　　生活里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那是命運的無常，人們漸漸學會了知天樂命，本片便是傳達了這樣一種樸素的人生哲學。因為活着就是希望。有慶、鳳霞去了，還有饅頭，而饅頭的日子只會比現在好，富貴一家三口說著，心裡充滿了希望。

　　活着，並且心存希望，相信未來——那是食指的名詩。這部作品便是這樣帶給人們希望。生活里的醜陋固然很多，人卻不能因此就失去信心，自暴自棄。同一個世界，不同的眼睛看過去，映進心裡的就不同，即使文革，也並不都是那麼慘烈，很多人，也在那個時候收穫了溫暖的記憶。

　　記住溫暖，充滿感恩，好好活着——橫豎都是活，何不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