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論

　　知行問題, 是中國哲學史上特有的一對範疇。古代哲學家大多都十分關注知行問題, 如孔子的“訥於言而敏於行”; 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 程朱的“知先行后”; 王夫之的“行可以兼知, 知可以兼行”;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等等。而“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提出來的, 這一思想在其整個的哲學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亦產生了深遠影響，並且對於當下的社會管理或企業管理具有極高的意義。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王陽明就為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題說的十分明白，“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 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和鮮明的針對人們道德修養實際問題的理論特性。

　　王陽明生活在明朝中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正是內憂外患極其嚴重的時候。封建統治的倫理綱常受到極大衝擊。王陽明痛感“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王陽明正是針對這種大廈將傾社會現實和道德危機提出的“知行合一”，並自認為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葯”。王陽明在平定南贛山民起義的過程中，發出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的感嘆。高度的匡事濟世的社會責任感使他要完成他的“破山中賊”和“破心中賊”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理學由一種可以依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和原則到了明代成了人們法定的行為原則和取士的惟一標準，走向了僵化和反動。王陽明不滿意程朱的知先行后說，認為這種學說使得道德認識和社會實踐相脫節，造成“交知行分作兩截用功”的流弊，人們只求知而不顧行。他說：“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 在這種情形下，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

　　由此可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不只是為了解決知行關係的理論問題，更是為了醫治知行脫節, 只知不行的時弊，挽救危在旦夕的封建倫理綱常。

　　二“知行合一”的涵義

　　王陽明所謂“良知”是一種主觀意識，是善惡、是非的標準，是絕對至善的。他說：“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可見，王陽明把良知看成是天理，看成是道。“行”又是什麼呢 一方面,“行”是指人們心理上的意念活動，另一方面是指“篤行“，即有的放矢地做一件事。所以”行“是是身心上對道德的體會和實踐。王陽明認為人的本質源於心，他表達了與孟子思想極為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心為身之主宰，良知為心之本體，即”心即理“，從實踐過程來看待和規定知行關係，認為知行沒有先後差別，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應該合一併進。知行合一本質上就是道德實踐論，是從道德實踐指向道德實踐的道德修養方法。

　　王明陽提出“知行合一”論，重要論述有：以良知為本體，就知行合一來說, 生理慾望, 言行視動、學問思辨和良知引起的一切行為都是知行合一,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本體；知行是一個功夫，王明陽批評了“冥行妄作”、“不能思惟省察”和“茫茫蕩蕩, 懸空去思索, 全不肯著實躬行”兩種人，強調“知”、“行”不可分離的關係, 行不能無主意, 故行不離知; 知不能無手段, 故知不離行；知行本體同一，即知行“只是一個”, “不可分作兩事”；知行合一併進，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是要人們把道德落實到行動上, 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希望人們言行一致；行而後有真知，王陽明獨特地解釋了知行關係，認識來源於並依賴於實踐活動, 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獲得關於某一事物的具體知識。

　　三、知行合一的意義與實踐價值

　　陽明心學的積極意義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他高揚主體精神，突出了意識的能動性，把心作為成物之主，天地鬼神的主宰，有利於破除迷信和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沉寂局面。

　　其次，把玄妙不可及的天理，拉回到人的內心裡來，通過內心的道德修養即可致良知，要做到知行一貫，即知即行。

　　再次，追求透明本心，胸中洒脫、超狂入聖，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其精神境界是何等難得。這在當時社會環境下也是掀起了一股清新之風。

　　這種知行合一論, 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是第一次以良知為本體的, 它重點突出了知與行的統一, 頌揚了道德主體的能動性和自覺性, 是知行範疇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更重要的是它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 在明代中後期的社會實踐中產生了重要作用。

　　但知行不是對立矛盾的, 而是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等等; 二是知行合一併進、行而後有真知, 接觸到真知發源於直接經驗, 知依賴於行, 猜測到知行的某種辨證關係, 既反對不知而行的盲動主義, 又反對只知不行的空談主義, 突出了實踐的重要性, 硬知識可以通過學習或別人教授而得到，但軟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一種智慧與能力，學到硬知識后，要通過“行”即實踐將其轉化體驗后形成的軟知識，就象人學習游泳一樣，理論知識可以聽別人講授，但沒有實踐永遠不可變成一種自身的能力。王陽明以道德修養帶動知識，強調在實踐中完成人格修養而最終達到內聖外王，“知行合一”正是這一重要理論的基礎。這才能將外在的硬知識變成內心強大的軟知識，固化為自己的思想的根源。這對我們的修養學習具有極高的啟發意義。

　　我們倡導知行合一的目的也是要人們把道德或理念落實到行動上，而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王陽明以孝悌為例：“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曉得說些孝悌得話，便可稱為知孝悌。”他反覆強調只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並不是真正的孝悌，懂得孝悌又實際的體現於行孝行悌的過程，將具有的孝悌的德性轉化為行孝行悌的德行，也就是要言行一致，認識與行動相聯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可見，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本意主要是為了解決人們道德修養實際中知行脫節問題。對於今天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道德相對滯后的社會來說，也只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自覺地進行道德實踐，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社會風氣的好轉，道德水平的提升。前段時間，國家出現孝法，規定多長時間要探望父母，此法必不可行，只有從孝之內心改變，才真正有效，孝心是根，探望是葉，無根之木，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有枝葉再去種根。但此法也是為喚醒人心的天理而已，即知即行，就能達到目的。

　　企業管理工作中何嘗不是如此，有多少理念真正去付諸於行為了，領導層的決策能否傳遞到每個員工的行為中？改變要從心開始，當然藉助制度的約束也可以實現，但理念總歸難統一，執行過程中總是出現上下搏弈的情形，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我認為企業人才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力資源的自動化，這種自動的能量來自內心，而不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在鞭策中的駿馬，雖然跑得也很快，但總是會出現問題，如果主人與馬能達到理念與精神的統一，則可馳騁千里，此即是人力資源的自動化。

　　所以作為社會管理、企業管理同樣如此，民族信念、企業的信念，知行合一，才是生存發展之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