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家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什麼是好作家？這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問題。屈原算不算好作家？李白、杜甫算不算好作家？好作家究竟有沒有一個標準？諾貝爾文學獎算不算好作家的標準？我們在文學方面設得這獎那獎算不算標準？

　　好作家與好農夫、好廚師不同。好農夫管理好自己的莊稼就行，好廚師做得一手好菜就行，好作家非但要寫好自己的作品，關鍵還在於要用這些作品來影響讀者，讓他們能夠得到精神的愉悅和生命的啟迪。

　　我們拿什麼樣的作品來影響讀者？這要由作家的精神品格和情感素養所決定。一位平庸的作家，他沒有思想，沒有精神，沒有骨氣，沒有個性，只會一切朝錢看，他把短篇寫成長篇，把長篇寫成更長篇，這樣的作家，我們說，他能寫出好作品嗎？

　　好作家首先是民族的、國家的，然後是世界的。一位不熱愛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作家，他不可能成為好作家。當然，熱愛不是口頭上喊喊就可以的，它要滲透於作家靈魂的深處。作家要時時刻刻站在時代的前沿，要為國家和人民分擔憂苦，思想是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作品也才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的。

　　你不要單純為自己而寫作，你筆下所傾訴的不只是自己的喜怒哀樂，也不是一個小團體的憂思愁怨，而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悲歡離合。沒有這個高度，要想寫出好作品，那是非常難的。現在我們大多數自稱作家的寫作者，偏偏就有這個毛病。

　　基本功紮實，調動語言遣詞造句的能力特彆強，寫出來的東西有眾多的讀者，這是一個好作家的標準，但決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好作家要有自覺意識，要有思想高度，在這一點上，李白和杜甫是不一樣的。李白主要是從自身出發，他寫自己的不得志，他停留在“小我”上，只不過寫着寫着自覺不自覺的就有所突破，比如他把對朝廷的不滿變成了蔑視權貴，張揚個性，追求精神的自由，這對一個民族來說是共通的東西，因此，他成功了。杜甫和李清照就不完全是這樣，他們也寫“小我”，但更多的是把個人的苦難與民族的災難融合在一起，關注民生，憂民族之所憂，因此，他們的作品就成了更高層次的作品，他們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好作家。

　　站在人民的角度寫作，這是好作家的標準。你是作家，你要關注民生，關注弱勢群體，要走進民眾的生活，要在自己的作品裡面寫老百姓的精神品格和思想面貌。你既是你，同是還要高於你。你不能凌駕於人民之上，不要總是高高在上地想着拯救民眾，那樣你的作品就會脫離人民，完全成為空洞無物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眾多的讀者。

　　在作品中，也不是說不能寫自我，晚年的巴金是個很好的例子，他的《隨想錄》就寫的是自我，但他的“自我”又不同於當下作家所寫的“自我”，巴金反思自我的同時，也在反思一個民族所經歷的苦難，他通過解剖自我來解剖民族的前世今生。因此，我們看，做一個好作家，其實必須要把自己上升到“巴金”的高度。

　　風花雪月可寫，花好月圓可寫，卿卿我我可寫，但你必須在作品中張揚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愛情觀和道德觀。時下的作家不這樣想，他們想的是作品的賣點，既然是賣點，那就必須在作品的緊要處省略多少多少字。這樣的作品，我們說它是低俗的，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大千世界，芸芸眾生，生活庸雜，情感迥異，但作家要有清醒的頭腦，作品中要寫出一些讓人們有所啟迪的精神。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作家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發掘自身民族文化底蘊，把這種文化中最為精華的部份寫出來，讓這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為自己文化的高貴而感到驕傲和自豪。對傳統文化持有不同的意見是可以的，但如果沒有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甚至在作品中對它進行全盤否定，這樣的作家不能是好作家，他們的作品也只能是糟粕。魯迅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從傳統文化中走出，荷戟反戈，但同時又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建民族文化，因此，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並不是說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不是好作家，但我們也應看到，大凡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們的寫作都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海明威也好，泰戈爾也好，他們都首先是民族的，然後才是世界的。這一點，我們好多作家做不到，在作品中，他們沒有反映民族的疾苦，沒有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沒有寫出人性中共通的東西，高度站得太低，當然寫不出超越國界的好作品。

　　好作品應該是美的，美在思想和靈魂，美在文筆的舒暢，美在給人精神的愉悅。滿腔激情的花匠沒有辦法寫出作品來，對月灑淚的江南秀女也未必能寫出好文章。作家在文字上的工夫也是至關重要的，你寫出的作品首先要有人看，有人看的前提是文筆必須要優美。行雲流水的文字，生動準確的修辭，情溢江海的妙語，都是作品成功的因素。

　　做一位好作家其實並非易事，但要想成為優秀的作家，必須下苦夫。時代在發展，民族在進步，作家也要緊跟步伐，努力進取，用自己過硬的作品詮釋人間的至真、至善和大美。（孫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