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戒無病呻吟_1900字

每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題目都會成為各大媒體及語文界津津樂道的話題,6月7日首場高考，下午開始作文題便成為媒體的熱點，許多專家也對五花八門的題目進行評點，依我着，這如果把部分省市的作文題進行歸納，大致可分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屬於怪題、偏題類。如福建的《季節》、湖北的《母語》、浙江的《行走在消逝中》等，這些題目，想讓考生講什麼？題旨方向都不甚確定，而且很難讓人對題目的是非內涵作正確的判斷。例如《季節》，究竟讓人講什麼？是講季節變換要注意健康還是要注意衣飾花樣翻新？還是講不同季節的景物？《行走在消逝中》，題目本身就不通，是抽象派語言，寫散文詩之類可以，用價考生作文題則太模糊。歲月會消逝，行走“消逝”怎麼理解？人生行走還可勉強與消逝聯繫，宇宙間的行走，人能看得見消逝嗎？至於《母語》，概念也不清晰，“母語”是“母親的語言”還是大民族的語言、從小就接觸的方言、少數民族語言，還是國家的正式官方語言？出題目老師考慮的是不想讓考生（老師、家長）猜到，所以便怪而偏。　

　　第二種是內容晦澀類。例如安徽的《提籃春光看媽媽》、廣東的《傳遞》、北京的《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等便屬此類。看媽媽與“提籃春光”硬扭在一起，其實八竿子打不着，而且這“提籃春光”是什麼意思？這就有點王蒙先生的“意識流”小說味道了，這叫學生如何準確審題？這個題目還好是給安徽考生考，假如給上海孩子考，肯定會寫成“春天去提籃橋看媽媽”，作文中不知多少孩子的媽媽要“進”提籃橋呢？而“傳遞”一詞作題目，猶如流動的冰川，作文內容很難抓住支撐點。至於北京考題那兩句供議論的文言詩句，更是沒什麼思想意義，這種題目會把考生越考越蠢。　

　　第三種則是提倡自我、渲泄個人情緒。如上海的《必須跨過這道坎》、重慶的《酸甜苦辣說高考》、江西的《心中的一泓秋水，要說愛你不容易》、遼寧的《我能》、湖南的《詩意生活》等。現在的考生，城市裡孩子大都是獨生子女，平時在家長溺愛下已經很“自我”了，我們的高考試題，何必還要給他提供發泄機會？高考固然有“酸甜苦辣”，但通過高考系統複習、掌握、鞏固中學階段所學的知識，是必須的，有什麼“苦辣”？而《我能》則完全可以寫成一篇個人私慾膨脹的“力作”，閱卷時給不給高分？《詩意生活》則完全是為城市孩子、為富家孩子取得高分夾帶的“私貨”，那些付不起學費的農村貧困家庭子弟，他們有這種“詩意生活”的體驗嗎？這是作文考試中的不公平競爭。而江西的考題則完全像是在考流行歌曲的歌手，或是面向了有早戀經驗的孩子。　

　　第四種則表現為內容似是而非的不確定性。如陝西的看圖作文《出事了》，出什麼事？是好事還是壞事還是驚人的事怪異的事？邏輯上的混亂便帶來內容上的不確定性。天津的《有句話常掛在嘴邊》，這個題目很懸，假如一位考生家中房子正碰上拆遷，全家人常掛在嘴邊的肯定是“要頂住壓力”，寫出來了會有高分嗎？如果不寫，這不是逼着考生講假話“從高考作文開始”嗎？　

　　當然，稍好一點的作文題，如江蘇的《懷想天空》、山東的《記憶永遠不會風化》、四川仔《從一步到一生》、海南的看文談創新等，還總算過得去。　

　　從1962年高考作文《雨後》以來，那些出卷的老師為了“出奇招”防止猜題，總是要出些偏題、怪題，如果說當年的《雨後》對於太講究“階級鬥爭政治”的社會氛圍還有些寬鬆調節意義的話，那麼，這幾年高考作文題目經常搞得晦澀和過分鼓勵渲泄自我，則就是我們教育的一種倒退。我常想，為什麼高作文不能出一些讓孩子能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社會公德、關心國事家鄉事他人事方面的題目，讓孩子既考駕馭文字的能力，又考出智慧、考出人生（今年江蘇、山東考題就較好）？許多人至今津津樂道於《雨後》，殊不知它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並不足法。高考作文亦應講點時代感、現實針對性，在當前，如能出一些正確樹立財富觀、如何對社會弱勢群體體現愛心、如何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環境、如何對本地區建設獻計獻策、如何讓他們從小就遠離迷信崇尚科學等，讓他們多關心一點國家、民族、大自然、他人，甚至鼓勵他們對一些社會弊端進行批評，從而開啟他們的智慧和創造力，這才是我們的教育所需要的呵！而現在，孩子們“講假話從做作文抓起”，已成為一種通病。而一些博士生、碩士生就業難，又何尚不是他們書讀得太死、太不關注社會、太無實踐能力所致？　

　　 封建科舉考試時，尚且要考聯繫實際的“策論”，即針對政府不合理政策或社會問題提出對策，以便從中發現能夠治理國家、參政辦事的人才，也正因為如此，有的舉子一中進士，並有能力或機會被選拔去當縣令，我們現在的“高考解元”（即各省市第一名，應為解元，不是狀元），能去當縣長、鄉長或廠長嗎？　

　　教育界人對無病呻吟高考作文題的沉緬，何時才能警醒？　

些作文題目出得實在不怎麼樣，大都價值不大，無病呻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