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言與預期（外一篇）

　　預言與預期（外一篇）

　　●黃東成

　　今天，還有不少人習慣拿曾經發生過的經驗教訓生搬硬套，預測和處理當前急劇轉軌時期的各種新生事物，結果往往會碰壁。

　　我不相信預言，也不相信算命、看相之類。

　　記得90年代就有所謂世界著名大預言家，聲稱1997年某月某日，天空將出現大十字星，地球將爆炸，篤信預言的粉絲們陷入恐慌絕望之中，惶惶不可終日。結果呢，當然是虛驚一場。前些時全世界熱映的電影《2012》，基本也同屬預言這一類，不過人們的心理承受力強多了，沒有再引髮絲毫恐慌。

　　這些所謂預言家與我國的算命先生大同小異，他們自稱能根據你的生辰八字確鑿無疑而又似是而非地演算出你的未來命運走向，說得讓你深信不疑然後又疑竇叢生。所不同的只是我們叫算命先生，他們叫預言家。預言家在一些國家是備受崇拜的社會高層人物，而算命先生則是我國360行中處於社會底層的走江湖一行。我想，如果他們真能卜知吉凶禍福，為何不自己先行暴發，還可能淪落江湖操算命占卦的營生么。

　　未經實踐檢驗的推論或構想，均稱“預言”。只是圖謀還沒幹或沒幹成的事，皆謂之“預”。因此對一切預言，我很難深信不疑，因為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為沒有經過實踐檢驗證實其是非真偽，這之前的猜想和揣測，如預期、預感、預測、預卜……整個世界都處在莫測之中，一切的“預”都極可能在千變萬化的現實面前，變得撲朔迷離甚而完全破碎。今天，還有不少人習慣拿曾經發生過的經驗教訓生搬硬套，預測和處理當前急劇轉軌時期的各種新生事物，結果往往會碰壁，不可避免地失策、失誤、失算、失控、失敗。

　　儘管如此，人的一生又必不可少地要經歷許許多多的“預”。出生以後剛會爬，父輩就會在桌上放一枚硬幣、一把小刀、一支鋼筆，讓你爬過去抓，抓到硬幣，將來會是經商賺錢的商人；抓到筆杆子，將來必是耍文做官的文人；抓到刀把子，將來當是擁兵抓權的軍人。有句老話，“三歲看八十”，這兒剛會爬就看透了你的一生。及至上學讀書，讓人人報志願，有人立志將來當醫生，有人當作家，當工程師，當宇航員，這些願望都屬於未來預期，預期皆十分美好，但對接不可測的現實，卻是個未知數，不用說過去那一場緊接一場的“今天不知明天命”的政治運動了。如果突然來個天災人禍，一切都不得不隨着現實改變而改變，想上大學的進不了校門，想當兵的參不了軍，想上天的只能在廣闊天地盤弄土圪垃，一切彩色的預期，都將變成虛幻的泡影。國人依然信命，信命運。雖然機遇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命運始終難以捉摸。一個十分平庸淺薄的人，能平步青雲高居廟堂，而一個公認將會降大任於斯人的精英，卻成了被打入另冊的囚徒。但算命、占卦、看風水等江湖術士的行業千百年前便應運而興，長盛不衰，始終火爆。

　　人生皆有理想，有追求。有人追求富貴，有人追求當官，有人追求個人發達，有人追求造福大眾。追求的價值各各不同，但有一點得承認，理想追求是人生的動力。理想即預期，預期不可測，但追求不可沒有。人生若無追求，活着等同於廢物，還有什麼意義。

　　故，不迷信預言，但生活中的的確確存在科學預見。有一種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符合客觀規律的預期，比如，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6年大膽預言“亞洲金融危機”，謂高速發展繁榮時期的“亞洲奇迹”，乃“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幻滅”，將進入大規模調整。果不其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海嘯一樣席捲了東亞與南亞諸國，被嘲諷為“烏鴉嘴”的克魯格曼於是聲名大噪，尤以對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預言，奠定了他作為“新一代經濟大師”的地位。而那種缺乏科學依據，僅憑個人意氣用事心血來潮的虛妄預期，比如股市上的“三十年牛市”說、大躍進“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說，“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說，那都是脫離現實信口開河的忽悠。

　　共產黨人人黨誓詞最後有一句：“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共產主義是什麼樣？似乎人人瞭然，又全都不知其所以然，因為誰也沒有見過，沒有樣本，連共產主義學說創始人馬克思本人，也未必知道未來的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共產主義只是他科學研究的成果。是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發展科學性的預見和預期，是比資本主義更優越、更先進，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都能過上最最幸福生活的社會。共產主義學說於是引起全世界關注、研究、嚮往和追求。一些國家的進步人士和革命政黨，更是將共產主義預期作為奮鬥的終極理想和最高信仰。但革命勝利奪取了政權並不等於實現了共產主義。縱然百年後的今天，人們爭論來爭論去判定是是非非，還得回過頭來從他的著作中找答案，儘管他的話還未經實踐檢驗，當然更不可能預知今天世界已發展到宇宙飛船和網絡時代。

　　以預期作為結論，並非絕無僅有。比如上一屆諾貝爾和平獎，竟然獎給了剛上任不到一年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全世界輿論都表示驚詫，因為諾貝爾曾有遺言：和平獎的得主應“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所謂“最大貢獻”，必定經過實踐檢驗。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總統奧巴馬，只有許諾而非表現。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的宏偉計劃遠遠沒有走上正軌。他禁止了對恐怖嫌疑犯的酷刑，但他還許諾要關閉關塔那摩軍事監獄；他說要停止伊拉克戰爭，但美軍的軍事存在遠未結束；他為促進巴以和平做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徽；他說他想要一個無核的世界，但實現起來卻是另一回事……總括來說，他的計劃還只是預期，離“最大貢獻”的要求還十分遙遠。預期必然有不可知性，假若在他任內發動了戰爭呢？不知諾貝爾獎的評委們那時會不會覺得尷尬？

　　我不信預期，生活中又都少不了預期。朋友說我定能活到90歲，我笑道，能活到80歲就滿足了。80歲，又是預期。

　　角度與立場

　　專業搞攝影的非常講究選擇角度。角度者，位置也。選擇一個好的位置，調整好視角焦距，照出來的影像，絕對的“藝術”。關鍵就在選擇角度。換一個角度，效果就完全不一樣。

　　任何物體，只有多側面、多角度地反映才完整，才不至於片面，也才準確無誤。民間俗語“一斑窺全豹”、“滴水見大海”，那只是依靠豐富想象和推測，所謂“見微知著”。“三歲看八十”，結果往往以偏概全，很難是“全豹”是“大海”。不說別的，就拿當前中國農村的真實現狀而言，蘇南農村許多地方確已進入了繁榮富裕的全面小康，而西部農村還十分貧困，還有4000萬人掙扎在貧困線上。如果將蘇南的“一斑”來解釋中國農村的“全豹”，肯定不全面。同樣，以西部農村面貌來論定中國農村現狀，也肯定不真實。局部不等同於全局。也因此，中央對農村進行了全方位調研，在充分了解農村現狀的基礎上，制訂出縮小城鄉差距的“建設新農村”發展規劃。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角度與立場混同一談了。一則民間故事說：大雪天，三個富家公子一路賞雪，忽然詩興大發。第一個吟誦“大雪紛紛落地”，第二個接上“都是皇家瑞氣”，第三個詞窮，想了半天說出“下它三年何妨”，恰好被後面走來的農夫聽見，怒聲喝斥：“放你媽的狗屁！”話雖粗俗，但有理有據。試想，真要下三年大雪，地里不長莊稼了，農家吃什麼？可見，三個公子是有閑階級，和農夫的立場不同，對待下雪的角度也就完全不同。就如現在，老百姓恨透了某些貪官的貪腐行為，貪官們卻輕描淡寫回答，只不過是“禮尚往來”。

　　於是，有人便論定，什麼樣的立場就有什麼樣的角度。這話似是而非，同一對象，結論迥異。共產黨解放一座城市，國民黨則說一座城市淪陷。毛澤東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記載，起來造反的農民鬥爭土豪劣紳，給他們戴高帽掛牌游鄉，當時就有兩種看法，一方說“好得很”，另一方說“糟得很”，兩種說法分屬“革命”與“反動”兩種不同立場。再如，20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同是共產黨人的立場，一方見到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一天等於20年，畝產水稻30萬斤，糧食多得吃不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另一方則真真切切感受到共產風橫掃下的人民苦不堪言，“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角度不同看到的就完全不同。

　　其實，將角度一詞詮釋得最透徹的，當數魯迅先生。他拿一部《紅樓夢》說事，“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官闈秘事……”這表明不同的角度對同樣的事物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一個人一個角度，前後左右陰陽明暗貧富強弱，各是各的角度。各個角度看事物可能不一樣甚至完全不一樣，毫不奇怪。一個社會，只有多側面多角度地感受和觀察，才可能完整地認知。感受鶯歌燕舞時不排除仍看到狐假虎威，身處花紅柳綠中不排除仍肆虐着鼠竊狗盜。不諱言負面的闕失和不足，而認識不足正是為了力促其臻於至治，好從各個角度共同為我們的國家添磚加瓦，以建設完善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