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人生與成功無關

　　作為全世界最會主持的“同志”，蔡康永是一個特別的主持人，因為他有資格作為被採訪的明星上任何一個自己主持的節目。作為主持人明星，他可以上在內地人氣最旺的《康熙來了》 ；作為《GQ》雜誌的前主編，現在又是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最會主持的“同志”，無論以什麼標準來看都可以算是成功人士，完全具備被專門訪問此類人物的《真情指數》訪問的條件；他的許多觀點都更像一個叛逆的“七年級生”(80年-90年出生)，所以完全可以到討論新人類行事作風和代溝等問題的《兩代電力公司》去做來賓，與傳統價值格格不入的他，比較適合坐在代表激進一方的“下議院”。

　　採訪蔡康永的時候

　　總會有這樣的感受，他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言論和觀點，然後又有一個非常合理而貼切的解釋，用他的話來說，作為一個“同志”，他從小就循着自己發明出來的生存之道在生存，做“同志”的一大好處就是，非常容易抗拒一些常規的想法——因為“同志”是一個被逼時刻存疑的群體。就從看電視開始，“男主角要和女主角在一起”這樣的設定令他們非常不理解，他們的疑問是：為什麼男主角失戀喝得爛醉的時候，不去選擇跟一直陪在他身邊喝酒的男配角交往？

　　這個時候，他很多身份都可以被忘記了，他曾經是家境富裕的船王之子，他曾經在洛杉磯電影學院流浪，他在自己寫的書《那些男孩教我的事》里提到過張國榮 ……

　　現在，他只是一個公開的“同志”主持人，是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最懂得主持的“同志”。

　　人生應該是無聊與意義共存

　　讓蔡康永在內地人氣急升的《康熙來了》在今年4月中旬剛剛獲得“2004中國電視榜”的最佳娛樂節目獎。他本人通過網絡第一時間知道了這個消息，但在他認為，那個節目甚至沒有在內地播出，是沒有資格獲獎的，所以也沒有出席頒獎典禮。

　　《康熙來了》中的嘉賓有兩岸三地的眾多明星，而蔡康永有時也會覺得其中一些人比較膚淺。而如果真的有這個感覺，便會盡量表達出來，而不會在一邊偷笑。有的時候他會在心裏面詫異，暗說：“哎呀這個人竟然做得出這種事情，還有臉在那邊這樣講。”可是通常如果有這種反應的話，就會盡量把這個想法表達出來，就算拐彎抹角也要表達出來，然後讓對方解釋一下。而不是放在心裏面。

　　他認為在這方面小S 更勇敢，常常就直接講出來了，這種時候他通常就會嚇一大跳，趕緊替她接一下說哦這個也可以這樣嘛。漂亮女生講那些東西的話，來賓通常就不會太介意。因此小S就經常奉命去擁抱男明星或者摸男明星的胸部，甚至幫男明星剪胸毛。小S也為此落得一個“咸濕、惡搞、教壞小孩”的評價，蔡康永卻對此不以為然：“既然台灣的男主持人都可以在節目上對女明星吃豆腐、開黃腔，反過來小S為什麼就不可以這樣對待男明星？”

　　蔡康永本來就不是主流價值體系里的“有為青年”，重點是，他也從來不想做。剛從洛杉磯回來時，他也想過拍電影。但後來發現：“拍電影真的麻煩死了。你可以像侯孝賢一樣和大環境對抗，可是非常不符合我們這種懶惰、散漫的個性，所以就算啦。"

　　面對周遭的聲音，蔡康永的反應則是:“我的個性里無聊、叛逆、正經的部分都有。過去出現的是我正經的部分，所以大家認為我是一個正經人，那我可不可以把無聊的部分呈現出來？我覺得可以。"他認為，人生應該是無聊與意義共存的，人生應該是這個樣子，節目也可以是這樣子。

　　主流標準全部是自以為是

　　每一次別人問蔡康永比較喜歡他主持的哪一個節目的時候，他都會說是《兩代電力公司》。因為那個節目比較符合他所相信的世界。

　　曾經有一個台灣學者在報上批評過《兩代電力公司》，他認為這個節目的前期比較有理想，是為了建立大人和孩子直接的紐帶和橋樑而誕生的，所以主題大多比較生活化，比如很多媽媽都不知道怎麼發短信之類。而後期則都在談論援助交際、墮胎、同性戀之類的聳動話題，嘩眾取寵。對於這個觀點，蔡康永表示非常難以理解。他認為前期後期的話題都是年輕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一直主張人生有各種選擇：“那麼多墮過胎的，那麼多同性戀，那麼多做過援助交際的孩子上過《兩代電力公司》，可他們並不見得都是負面的。他們會有些難過，但那可能更多來自成人價值之外的原因：比如遇上一個連墮胎的錢都不肯付的糟糕情人，或者為自己做手術的醫生很糟糕之類的——而不是像電視裡面所講的那些什麼女生多麼墮落，家長應該加強管教這些自以為是的標準。”蔡康永覺得，這裡面一定是有問題的，觀眾的人生如果沒有那麼爛，誰還需要每天看一個小時的《康熙來了》才會笑出來？

　　　　幸福人生與成功人生並沒有關係

　　很多人以為最令蔡康永不安的節目會是《兩代電力公司》或者《康熙來了》，他表示那是因為那些人因為看《真情指數》的原因，都誤以為他是一個有教養的、正派的、希望大家都奮發向上的人。

　　《真情指數》的整個基調是，讓蔡康永採訪了太多優秀而成功的明星，譬如成龍 啊 王家衛 之類。這是他非常害怕去傳遞的一種訊息，他不喜歡傳遞成功的訊息，因為他壓根不覺得人應該無窮無盡地去追求成功這件事。他覺得成功很可能是陷阱。當他在那個節目中訪問很多來賓時，心中都會非常不安，他在想，只要有人收看了這一集，就會受到鼓舞，以為人生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有理想、要創業、要賺錢。可是在蔡康永看來，人生不應該是這樣子。他甚至嘗試做一個專門訪問失敗者的節目，但因為沒人看而胎死腹中。他也相信的確沒有人願意花一小時坐在電視機前聽一個人從小家裡就很窮一直窮到80歲的故事。這太讓人沮喪了。

　　《真情指數》之所以令蔡康永感到不安，就是因為它一直在鼓吹成功。而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過度鼓吹。所有人都只關心比爾·蓋茨一年賺多少錢，周杰倫 的新唱片賣多少張，所有人都被物化為一種價值的時候，生命本身的樂趣就沒有了。他說：“沒有人介紹什麼叫作幸福人生的排行榜或是值得的人生排行榜，只有富豪排行榜、成功人士排行榜和美女排行榜。意思大概是只有這些人是值得活的，其他人都是垃圾。電視很容易就傳遞了過於主流的事情，讓觀眾很容易就被催眠——《真情指數》也成為了鼓吹成功的共犯，這令我非常恐怖，必須靠其他一些可以讓自己撒野的節目來平衡，走出那些過於奮發向上的，我不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