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洞裡走出的文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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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洞裡走出的文化之家 標籤:文化苦旅
先民承襲農耕習俗擇地隨居近乎山水。地因人而興,山因人而美,水因山而秀,人因山水而靈。在嘉魚縣城西南高鐵嶺鎮與官橋鎮交界處有一座山,名叫大崖山。東近梅山,北對峽山,南臨琅當湖,西與九隴山對峙。山有三峰,呈鼎立之勢。北為主峰大崖,俗稱石壁,海撥243米。東南為東嶠,西南為西嶠,海撥 v225米。東嶠有個山洞,或傳為古人徙居之所,今衍為“仙人洞”。洞高8米,寬9米,長80米。洞有前門和後門,洞頂有天窗,洞門前有一坪台,約150平方米。山的南麓有一個世居李姓的村莊,名叫南花塘,青山綠水環抱,寧靜而端莊。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這裡有一個叫李阜的人在山洞裡設館講學,從教數十年,人稱“石室先生”,有詩曰:
石室詩洞入遞來,燈花昨夜為君開。
山林不售屠龍枝,唐廟真堪倚馬才。
天地多年開混沌,鳳凰何處結胚胎。
雄飛已出青宵外,肯落黃金百尺台。
——明工部尚書吳廷舉
山因人而銘
今天,我們走近這個山洞,在洞的門媚上仍可看見蒼勁的“石室”兩字雕刻其上,它似乎是告訴人們:這裡曾經是先人清修苦節,求學悟道的讀書之所。
山不在高,有鳴則靈,峰不在險,卻曾是聞名遐爾的名山。元至順年間,公元1330—1332年間,大崖山始建“霧雲庵”。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這裡改建為大崖寺觀。舊時寺觀是儒生讀書的地方,唐詩“清晨入古寺,”反映的就是古人讀書人的習俗。李阜在這裡設館講學是寄望李氏子孫成就功名,他的兩個兒子李承芳、李承箕,以及侄子李承勛先後在此讀書。 他們深受封建社會科舉功名思想影響,求學悟道,於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同時中舉。四年後(公元1491年)李承芳舉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公元1492年升大理寺少卿,李承勛後來官至朝廷三部尚書。李承箕中舉后則無意進仕,在大崖寺觀下建了一座書樓——真靜所,也稱理學書樓。寺前有元至順年間所建的鐵橋,橋有亭,名為鐵橋亭。後來,李承箕為亭撰寫了《鐵橋亭碑》。橋下有兩眼泉,即“牛眼泉”和“洗耳泉”。從此仙人洞嵐澤四方,名傳古今。
理學是當時讀書人求學悟道的思想追求,也是仕子懷抱濟世情懷的人生追求。李承箕聽說廣州新會有名儒陳獻章傳道講學,於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四月自帶乾糧慕名步行到廣州新會拜訪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廣州新會白沙村人,人稱陳白沙,他是我國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詩人,是當時名震京師的大儒,終生致力於讀書講學而不出仕。提出了“以自然為宗,忘己為大,無欲為主”,“天地我主,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學命題和“心即理也”的理學學說。他倡導“靜坐養心見性”的道德修養方法。他的學術思想推崇儒學,我們知道,孔孟儒學的突出特點表現在他對現實世俗社會倫理與政治關係給了一種正面的確認,封建世俗社會重宗族倫理情感,作為對這種社會狀況的正面確認,他倡導的“孝、仁、道”為其賦了一種普遍意義。他說:“夫孝,百行之源也”,“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堯舜、大聖也”,孔孟稱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於愛系”(《陳獻章集》卷一)。在哲學領域,他創立了哲學領域的“嶺南學派”也稱“江門學派”。他的學說打破了宋明程朱理學的一家之說,開創了王陽明心學的先河,被視為宋明理學史上一個承先啟後,轉變學風的重要人物,現代學術界一般認為,明代儒學在程朱理學向王陽明心學的轉變中,陳獻章起了橋樑作用。
受陳獻章理學思想影響,到新會後,陳獻章侍李承箕於南嶺楚雲台,共與讀書論道。《明儒學案-清-黃宗羲》記載:“孝廉李大崖先生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崖,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崖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壹飲酒,凡天地所聞,古今下載藉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他們無所不說,又有所不說,說的是知識,不說的是方法,是規律。為此,李承箕深有感悟。他說:“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呼?”白沙驚其所悟,嘆道:“吾且從子后矣”。久之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台於黃公山(今新街鎮港口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他的學術思想崇尚自然,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高境界。他說:“吾心之理與氣,相為流通,無一息相間,惟君子能體之,其言若不出口,行若涉春冰,其處已通萬物,渾然無外。”憑一己之氣存在,囿於一氣之內,把氣凝固於一種有形的事物,他將這種“氣”與“理”的哲學思想引入了人的自然觀以及情感和行為。他身處大山自然感慨說:“古之人與天地寒暑,相為無窮,而不囿於一氣之內。天懶皆吾聲音,山川草木皆吾平色,堅者皆吾齒骨,柔者皆吾唇舌,來者皆吾在,之者皆吾道,靜者為吾性,動者為吾情,無所於好惡,則吾已形何妨?吾之神何以滯哉?”他與李承芳撰寫的《大崖集》二十卷,《東嶠集》十五卷,凝聚了大崖山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之理。兩集文存明內閣文庫——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奠定了兄弟倆在明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被世稱為“嘉魚二李”。
人為學而出
李承箕作為陳獻章門下的幾大弟子,在當時是頗為引人注目的人物。與弟子張翊、諶若水相比,陳獻章更看重李承箕的勤奮好學和胸懷洒脫,更加讚賞李承箕勤奮學習和傳揚白沙學說的精神。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孝廉李大崖先生李承箕》中,將李承箕列在陳白沙之後,並用大量筆墨記述了他們師生的莫逆之交。他們的師生關係甚稱古往今來師生關係的典範。李承箕聞白沙之學而慕其情,敬白沙其人而繼其學中,自嘉魚至新會,涉江越嶺,水陸萬里,這是何等的孺慕之情。黃宗羲說:“蓋先生胸懷洒脫,白沙之門更無過之,其文出入經史,跌岩縱橫,自是不同凡俗。”李承箕在新會期間,除拜師求學,曾受聘參加編寫新會縣誌50天,他樂此不疲,嘔心泣血十八卷,是新會歷史上第一部縣誌。歷時七月之久的新會之旅,也留下了可欲叮泣的交友美談。明俞牟的《逸老堂詩話》記載了李承箕和陳白沙弟子諶若水之間的一則故事:廣東廣州府諶公,攫南京祭灑,將要赴任,因其年老,隨地就任,薦紳賦詩贈行,唯嘉魚李承箕詩云:
“孝道由來兒奉母,得官今隨兒。
八千里路風險,縱是麻也皺“。(大崖文集)
諶公見詩,即草疏奏於朝,請求詹養老母,八年後母親去世,然後出任。承箕可謂盡友道,這種諍友式的直率,才使得諶若水幡然悔悟,暫時打消了出仕的念頭,陳白沙贈一封信《復李世卿》曰:“君子以道者也,同明相然,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作而萬物睹。已不遵道,而好與,惡在其能也!”這是對李承箕學養和道德的肯定。師生分別後,陳獻章題《相憶》詩曰:
去歲莫謂人無笑,不是真情懶放懷。
衡岳千尋雲萬尋,丹心難寫夢中心。
聞鐵笛無吹,又向秋風寄此音。(陳獻章集)
李承箕歸辭后,在大崖山真靜所讀書講學。遂建一瞰水亭,名曰“洗耳”,意為“固己超然有混蜀之意。”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李承箕勸兄李承芳入京會試,而自居真靜所三年不出,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遷嘉魚黃公山南麓修建一簡陋近水樓台,他向陳獻章求字,陳獻章拈起他的“柬茅筆”飽蘸濃墨欣然題寫“黃公釣台”四個蒼勁飄逸的“茅龍體”大字(白沙“茅龍體”為中國書法一派),李承箕將其製做匾額高懸於門楣,然後馳書京城,囑其兄歸。不久,李承芳告病辭官歸來,並帶回了當時的侍講,後來的文淵閣大學士王鰲的題詩《黃公釣台記》:
兩李風高挽不回,巫山衡岳漫崔嵬。
憑將一相懷人淚,灑向黃公舊釣台。
自楚來吳幾千里,五湖風月得炯游。
烏林有鳥不安巢,聞有撐天赤壁高。
我欲因之訪遺迹,側身南望首頻搔。
武昌西去是嘉魚,縱有魚來不寄書。
林屋天高無去雁,他年何處問何如?
同治三年(公元1490年)李承芳舉進士后,“即受官,儉約如儒生”,他常對人說:“吾得俸錢三十緡,可以南津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李承芳偕李氏族人,在湖西義學舊址重建堂宇,漸圖復興李氏義學堂。(即湖西義學)
地因學而興
湖西義學始建於宋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由嘉魚李氏四世祖宗儀,宗儒創辦(址在湖西大山頭)。當時,義學制田千畝,是為教養兼舉,初為訓李氏子弟,后同邑及蒲圻、咸寧、臨湘來求學者數百人,多會如此。“鄉臨延及旁邑,亦多沾於惠澤。”湖西義學開創嘉魚私塾教育先河,比當時範文正所置義學址於一家之學更進步。宋靖康之變后停辦,公元1200年由李宗儒曾孫李桂復辦,並增建兩閣,左閣名為“漣漪”,右閣名為“暉暉”(址在今硃砂思姑台)。后因元末明初兵火戰亂而廢。他說:“湖西義學,先世盛典,即廢百有餘年。修廢之舉,有動子孫之心,默啟其基,實源祖宗之廢以心求而氣取,惟而造功耳。” 弘治庚申(公元1500年)李承芳在原舊址建一小屋,以圖復興義學。后依託祖廟奉正德皇帝敕命,在何婆倫修建世祠堂(今硃砂祠堂灣),李承勛相與戮辦,李承箕贊勷共事。“合文學於祀”(東嶠集)。在祠堂偏左建義學堂,為室五間,“用貯祭田之人,均給奉祀興學之費”。他認為:“人生而蒙,長無師友之資,則進益於愚,而遂不可由於人道,所謂有去禽獸不遠者矣”!他說:“四德者身之所蘊也,五倫者,身之所處也;百行者,身之所由也。修四德、敦五倫、勵百行、師之教弟子之學,此其最大且急”。(東嶠集)
該祠堂名為世祀堂,內設“義學堂、世祀堂、享祭堂”義學堂常設私塾教館,李氏家譜記述:學校之建將以淑人心,變土習而美風俗也”明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王鰲為湖西義學撰文曰:
“湖西義學,宋慶曆年間,嘉魚李公宗儒建。公之十四世孫大理評事承芳為預言,自宋祖元,縣中子弟及蒲圻、咸寧、臨湘來會學者率數百人,咸李氏稟之。今旁近田千畝,固猶在也,廢且百二十年來,無能復者。予以為,浮屠,老子之官遍滿天下,摧而復植,毀而愈新。而是學一廢遂不可復,何耶?今學校自畿甸,若州若府若縣蓋皆有之,而所以學則興,先生之世異矣,其又遽可復耶?吾不能無感於是也。評事與其二仲,聯登科仕皆好古,有文章聲,李氏世澤其不泯乎。夫作而不私,其家義也。行而不墮,其先孝也。書此以諗公之後人”。
義學與祠堂並屬,體現了李承芳對儒學理性入世思想的理想追求,寄寓了李氏族人對亡靈天國的冥思期待,對人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從而營造人生和現實社會人倫的和諧,這種入世的人生哲學仍為今天多元社會的文化基因。 歷代李氏族人秉承“修四德,敦五倫,勵百行,昌榮祿,祀功名”的祠堂文化,傳承人倫道德,也深刻影響了嘉魚地域傳統文化的積澱。
理為生態之倫
史載李承芳為人“性高琢,不善羈束”。歸隱后,與李承箕共居黃公釣台十多年,“獨以講學明道為務,敢為危言激論,倘謂當今壞天下者,莫於學校科舉。甚者,先儒註疏欲一切廢棄,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談論古今人物異乎常言,訴《朱子註疏》拘束後學,視為罪人。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精神,在封建禮教松嚴的社會環境下是難能可貴的。與黃宗羲現代民主起蒙思想不同,李承芳反映的是近現代教育思想和文化的先聲。平日他力耕播,常與漁民、牧童朝夕相處,有過訪客人,便被蓑戴笠與之見,對待朋友誠愨不阿,居家清素儉約,簞食壺漿。他的詩風清麗曉暢,如山川出雲,談論古今人物異乎常言。王鰲評說他卓然自立,不顧流俗,求合於義,不求合於人,求信於後,不求信於今。晚年以講學、賦詩、耕作為樂,論道以教為本,雖蔬食屢空也不後悔。
李承芳、李承箕分別在弘治十五年和弘治十八年先後去世,他的文化思想自然流淌在後人的血脈中,李承箕孫子李寶蒙繼承先輩的文化傳統,重教倡學。在真靜所讀書,后改大岩觀,為紫雲觀。延及李寶蒙的兒子李僚又改真靜所為“高明樓”,將紫雲觀改建為大崖寺。共四棟,依次為戲台、廟堂、武聖祠、佛殿、觀音閣和方丈室。後來清朝康熙帝慕名游大崖山賜詩《游大崖山》曰:
崖山竹影幾千秋,雲鎖高峰水自流。
萬里長江飄玉帶,一輪明月滾金球。
眼觀西北三千界,勢壓東南十二州。
從李承箕父親李阜到他的孫子李僚幾代人的大崖情結,大崖山養育的血脈人文號造就了大崖山文化的底蘊。李僚,號幼泉,字景穎,小時隨父在大崖課讀,后遷居石鼓嶺。生於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萬曆丙子年(公元1576年)17歲中舉,1589年進士,歷任瞿州推官,南京戶部主事,禮部主事,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卿,後任光祿寺卿13年,史載:他為人誠摯,情操如雪,任禮部主事時曾奉令入四川封蜀王,后入北京為光祿寺丞,任光祿寺少卿后三次上疏乞休,在家居住四年,在大崖山讀書,吏部檄召返京,晉光祿寺正卿,贈戶部右侍郎。李僚隨父課讀塾學,四書五經過目瞭然,誦讀無遺,他寫的一首《石室洞》詩記錄了他在大崖的讀書感悟:
徒倚孤雲際,悠然有洞天。
乾坤一翁在,日月兩燈懸。
滴乳吹晴雪,重夢桂暮煙。
閑心跌坐處,了了見虛園。
幾百年過去了,看到那獨自蒼涼的大崖山殘磚斷瓦廢虛雜草叢生……悲哉!不見了山上的寺觀和廟堂,不見了佛殿和觀音;不見了鐵橋和碑亭:也不見了那獨特的義學與祀堂建築的雄氣。這些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卻因五百多年的歷史時光漸漸地淡出了人們視野。當年李承箕、李承芳終生求學“悟道”的“理”,也被扔進了歷史的故低堆而無人問津。然而,李承箕、李承芳生命的血脈仍在流淌。當年“孝”道文化社會,已經進入今天多元的公民社會。自然孕育生命,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終極目標,是生命精神的永恆追求。李承箕、李承芳的“理”文化雖然湮沒在五百年的歷史時空中。受自然的孕育和呵護,大崖山依然是那樣蒼翠和秀麗,鬱鬱蔥蔥的山林仍不斷地吐出飄然若仙的龍雲嵐藹;“仙人洞”還是那樣莊嚴和肅靜;“黃公山”,青山綠水,銜湖濱江,仍然獨佔鰲頭,只是沒有昔日的一依帶水的江面。義學與祀堂建築的雄姿還在李承箕、李承芳後人的心中,因為“她”承載的重教倡學祀佑子孫的傳統文化仍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與時懼進,她積澱的嘉魚地域的歷史文化,銘載國史、方誌、家譜,可謂是嘉魚人文生態的一段文化長廊。
作者:李建雄
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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