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勞動的變遷

　　義務勞動的變遷

　　友人的辦公室在市醫院的十樓，站在明亮的落地窗前看見的是一排排的高樓，使南山不連貫地時隱時現，全無了“悠然見南山”的意境。一個像手榴彈一樣的東西倒豎在山頂上，有人告訴我那是雷達站。不遠處一幢高高的大樓頂上鑲嵌着“天王酒店”四個大字，顯示了自己的霸氣。“老幹部活動中心”是一座黑黑的大樓，默默地立在那裡，在灰濛濛的空氣里仰望着酒店，讓人感到些許沉悶。“老幹部活動中心”的西面，是一圈小小的綠地，那是市中心最大的體育場的塑膠跑道，從樓上往下看，螞蟻大小的人擠在裡面跑步。樓下的馬路上堆滿了正在行走的汽車，或因堵車，或因車上有需要搶救的病人，喇叭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

　　五十年前，我剛剛來到這個城市，盟醫院（現在的市醫院）是我上學的必經之路，當時可沒有這樣熱鬧，簡直可以用空曠來形容：醫院門前是一大片樹林，我們穿過林間小道去上學。小道寂靜而彎曲，有一位同學在林間還發現過一個棄嬰，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有的人家裡生活仍然困難，養活不起那麼多孩子，在醫院生完孩子就丟棄在樹林里了。樹林再往前是一個大土坑，這個大坑據說是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飛機扔炸彈炸的，一到夏天大坑裡積滿了水，家長一再叮囑我們要小心，不要滑落到大坑裡。

　　一九六四年秋天裡的一天，班主任老師在班會上給我們講了列寧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故事，並興奮地宣布了一個消息：盟直機關也要開展“星期六義務勞動”了，勞動的內容就是整治大水坑。

　　果然，星期六下午，盟直各機關幹部扛着鐵杴，推着手推車、抬着籮筐……來到了工地。一連好幾個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幹部在勞動，我們小孩圍着一邊玩一邊看熱鬧，漸漸地從他們的言談中分辨出那個是盟委書記，那個是盟長，那個是局長……盟委書記周明是個南方人，說話我們聽不懂，但是我們知道他抽“大前門”煙，休息的時候，很多人圍着他蹭煙抽；副盟長袁若愚是個大個子，總是和另一個大個子一起抬土；副盟長羅進又瘦又小，鏟土時手握在鐵杴的中間，看起來挺滑稽的；盟長烏力更說話嗓音有些沙啞，他自己推着一個手推車，有一回車子陷在一個小坑裡，我們幾個小夥伴幫他推出來，他說，謝謝小朋友！我們很高興。他還告訴我們：這都是為了你們呀，運動場修好了，你們可以在這裡踢足球呀、開運動會呀……大坑填平了，運動場修好了，“文化大革命”也開始了。在這個運動場上召開了萬人大會，烏力更、袁若愚、羅進等都被掛上大牌子，彎着腰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參加工作的，那時候機關也經常組織幹部參加勞動，是當做“鬥私批修”的一堂課來上的。不過這時候不叫“星期六義務勞動”了，因為勞動都是在工作時間進行的。人們對“義務勞動”也沒有了當年的熱情，有借故請假的、有借口工作忙不來的、有半道溜號的、有出工不出力的……幾乎每次“民主生活會”都把參加“義務勞動”的態度與表現作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內容。

　　改革開放初期，機關也組織“義務勞動”，這個時候單位的開支靈活了許多，在勞動之前要發勞動保護——手套、遮陽帽，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還可以品嘗到汽水、香腸、麵包。有實權的單位，勞動結束之後還把大家領到飯店犒勞犒勞……我在一個單位當辦公室主任的時候，竟然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還組織“義務勞動”？

　　後來，由於“義務勞動”的成本越來越高，加之市場經濟引進了經濟核算。有人算了一筆賬，用“義務勞動”的開支雇傭農民工、下崗工人要節省得多，效果還好。再說，這時的機關幹部的隊伍也悄悄地發生了很多變化。發福的男同志漸漸地多了起來、講究美容的女士漸漸地多了起來、不會幹活的學生娃漸漸地多了起來，“義務勞動”越來越難組織了。上級布置的“義務勞動”基本上是由辦公室主任領回任務，秘書雇來農民工，三下五除二幹完了，機關的同志連知道都不知道。

　　有些場面大的“義務勞動”機關幹部還是要親自參加的，不過這時參加“義務勞動”就有一定的級別限制了。有一回，筆者參加了一次“義務勞動”也算開了眼界。早上上班后，坐上大轎車饒了大半個城市來到了工地，工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電視台的現場轉播車播放着歡快的廣東音樂，有了一種節日的氣氛。

　　領導還沒有到，樹坑早已挖好，鐵杴系著紅綢子擺在一旁，水桶裝滿了水放在路邊。領導來了，下車先接見各界人士代表，然後參觀展板……照相機、錄像機、錄音機把領導圍得水泄不通。警衛人員不得不出來維持秩序，找來勞動模範和領導共同鏟土，找來少先隊員和領導共同澆水，照相的、錄像的、錄音的一陣忙活。領導直起腰，拍拍手，對着記者伸過的話筒做出指示：“綠化荒山，造福子孫！”

　　晚上我打開電視機，兩眼緊緊盯住電視的頭條新聞，希望電視里有自己的身影閃過。令我失望，鏡頭裡只有領導。在大風中領導的頭髮因為打了髮膠不真實地保持着好看的髮型，他在那裡侃侃而談：“綠化荒山，造福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