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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中共高幹子女留蘇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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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經黨中央批准、由東北局負責組織,選送了21位年輕同志去蘇聯學習,為新中國準備建設人才。他們都是革命烈士的後代和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子女。他們在蘇聯接受大學教育,以學習經濟、工業為主,學成后都回到祖國。“文化大革命”中,這21人都受到審查,被立案為“4821蘇修特務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結束后,“4821蘇修特務案”得到徹底平反。但“4821”這個稱呼卻被他們保留下來了。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蓄勢待發,準備做最後的較量,延安和重慶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國的東北。

  1945年9月,東北局成立;11月,從山東、蘇北調部隊11萬進入東北,同時,抽調幹部2萬名去東北工作,充實黨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來到哈爾濱的。

  關於“4821”去蘇聯學習一事的經過,羅西北(羅亦農之子)是這樣回憶的:

  “東北局對這次派出留學的人員要求很高,必須是軍級以上的烈士和幹部子弟。”

  “直到臨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東北局在南崗俱樂部為我們送行,高崗、李富春、林彪都參加了。東北局領導要求我們學習經濟和工業,回來搞建設,還立了一條規矩,學業完成之前不準談戀愛。我們在蘇聯的學習生活情況直接向東北局彙報,諸項事宜都同東北局聯繫。”

  “東北局領導還為我們準備了餞行酒宴。從延安來的同志從沒見過這麼豐盛的食物,大飽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李鵬(李碩勛烈士之子)時任哈爾濱油脂公司協理和黨支部書記,他是21人當中唯一在企業工作的。

  1948年9月初,21位年輕人乘火車離開哈爾濱前往蘇聯,開始了留蘇生涯。

  到達莫斯科火車站時,代表蘇方來迎接他們的是蘇聯紅十字會所屬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院長馬卡洛夫。這就意味着他們的終點站不是莫斯科,而是伊萬諾沃。

  據謝紹明(謝子長之子)回憶,他們在兒童院待了三四個月,一邊補習俄語,一邊等着蘇方的安排。一天,蘇聯高等教育部派來一位同志解決“4821”的入學問題。他表示,由於蘇聯與國民黨政府還存在外交關係,所以中共派到蘇聯學習的學生,其身份是非公開的,無法進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蘇聯方面將安排他們在伊萬諾沃市學習,並滿足他們的專業需要。這樣的結果與“4821”的願望是有很大差距的。

  不論分到哪所院校,到了那裡都要從頭補習高中階段的數理化基礎知識。謝紹明回憶說:我們每天硬着頭皮聽蘇聯老師講幾何、代數。那時還沒有俄漢辭典,從哈爾濱走的時候,每人帶了一本《日俄字典》,但日語我們也不懂,不過日文中有漢字,可以連蒙帶猜。

  “4821”們不僅承受着學習的重壓,也面臨著艱苦生活的考驗。出國前,他們對留蘇生活充滿了美好的幻想。到了以後才發現,戰後恢復時期蘇聯人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當時,蘇共聯絡部負責向他們提供每月400盧布的生活費,物價很貴,每公斤黃油要60盧布。他們中午在學校食堂就餐,早晚都是自己起伙,成天吃黑麵包。由於能源短缺,學校經常停電,漫長的冬季里,要靠燒木柴取暖。離開哈爾濱時,東北局沒有為他們準備冬裝。在兒童院時,蘇方只發給每人一件夾大衣,11月已是滴水成冰,他們的穿戴根本難以抵禦嚴寒。

  “4821”黨支部將生活和學習上的困難及時反映給東北局,同時也反映給蘇共聯絡部的同志。在莫斯科的中國駐蘇學生會了解到他們的處境后,也致信蘇共中央領導,說明這批同學的身世,希望給以關注和解決。經過幾方面的共同努力,1949年夏,“4821”離開了伊萬諾沃,他們在蘇聯紅十字協會的安排下,來到莫斯科。就在此時,劉少奇和高崗到蘇聯秘密訪問,談新中國建國事宜,“4821”在莫斯科上學的事情得以最後敲定。

  當時“4821”基本上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學校。但中央對他們選擇專業是有指導性意見的。東北局曾經指示他們學經濟和工業。任弼時到蘇聯治病期間通過任岳(任銘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向“4821”傳達了更明確的意見,就是不要學政治,中國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不需要讓蘇聯培養政工幹部。過去中國到蘇聯學習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條主義的錯誤。也不要學文科,應該學習工科,學習工業。至於具體學習哪一門,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來選擇。

  “4821”留蘇期間經歷的最難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

  1950年初,毛澤東、周恩來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來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時,他們在中國駐蘇使館接見了留學生。毛澤東應同學們的要求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希望你們在留學期間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學習,掌握好建設本領;第二,要艱苦奮鬥,我們國家還很窮,你們在生活上不要和蘇聯同學攀比;第三,要鍛煉好身體,沒有好身體,即使你們學了很多知識,將來回國以後也不能為祖國服務。還有一些同學拿着鋼筆和從筆記本上撕下的紙,爭相請毛澤東和周總理題詞。毛澤東根據每個人的不同專業,為他們題寫了不同的話語。比如,葉正大(葉挺烈士之長子)告訴毛澤東他是學飛機設計與製造的,毛澤東在他的本子上寫下了“建設中國強大空軍”幾個字。給李鵬的題詞是“為人民服務”,為張代俠(張宗遜之侄)題寫的是“努力向前”,給賀毅(賀晉年之子)寫的是“光明在前”,給江明(高崗之外甥)題的是“農業機械化”。周恩來為大家題寫了相同的話語“艱苦奮鬥,努力學習”。當晚,毛澤東和周恩來與大家共進晚餐,飯後還舉行了舞會。

  1953年10月,羅西北第一個拿到動力學院的畢業證書。在整個莫斯科動力學院,只要是中國學生,成績都是頂刮刮的,博得蘇聯老師和同學的交口稱讚。經過5年的學習,除謝紹明、葉楚梅(葉劍英之女)、任湘因病被迫中斷學業回國外,其他人都完成了學業,並取得優異成績。

  “4821”完成學業后,立即回國投身到“一五”計劃的建設中。他們的共同志願是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羅西北先在燃料工業部水電總局北京水電院幹了兩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電勘測設計院,一干就是10年。謝紹明到哈爾濱飛機工廠。李鵬去了吉林豐滿發電廠;鄒家華(鄒韜奮之子)和葉楚梅一起到了瀋陽第二機床廠;葉正大、葉正明(葉挺烈士之次子)在瀋陽飛機廠;賀毅本來被分到水電總局北京勘測院,但他請求下基層,與崔軍(崔田夫之子)一起到了江西上猶江圍堰工區。林漢雄(張浩之子)分在北京,但他沒有坐機關,而是上了官廳水庫。

  “文革”初期,因為留蘇,他們被打成“蘇修特務”,受到迫害。

  “文革”結束后,“4821蘇修特務案”得到徹底平反。胡耀邦主持中組部工作時,主張大膽提拔和起用優秀中青年幹部,“4821”這批人的使用問題也受到胡耀邦的關注。

  1981年1月17日,中組部將21人的工作及表現情況匯總成冊,報胡耀邦審閱。胡耀邦仔細看了材料,並對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對李鵬的批示是:“我主張堅決提起來當部長。不提一些,不能轉變風氣。”謝紹明所在的八機部生產局對他的評價很好。胡耀邦批示說:“既然評價這麼高,為什麼不可當副部長?”1981年2月,李鵬出任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

  在胡耀邦的過問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級領導崗位的有鄒家華、葉正大、賀毅,林漢雄、謝紹明被定為副部級後備對象……

  從那時起,這21人中,除了羅鎮濤(羅炳輝之女)去世、朱忠洪(王稼祥之義子)失蹤外,都在工作崗位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堪稱國家的棟樑之材。

  (摘自《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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