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號機密”的保存奇迹

　　1930年10月以後，中共中央秘書處在文書處理中開始出現了“存文組宣毛”的代號。其中，“組”是中央組織部，“宣”是中央宣傳部，后改為特委，“毛”是共產國際。與之並列、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庫（中央地下檔案庫），一直湮沒於歷史的風雨中，鮮為人知。從1930年秋開始，中央文庫幾經輾轉，數易其手，在險惡的環境中存在將近20年，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來。為了這個堪稱中共早期記憶的“一號機密”，一批英雄前仆後繼地刻上了自己不朽的名字。

　　上世紀30年代，為適應上海地下鬥爭的生存環境，中央秘書處新規定：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均實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送共產國際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處集中保存，一份呈請中央領導人批辦。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強調：由於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後，精簡機構，中央機關科以下的“處”一律取消。而此時，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大約20餘箱文件、資料，仍須長期安全保存。上海戈登路1141號（文件保管處辦公所在地）當時還比較安全，暫不搬遷。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具體由中央秘書處文書科長張唯一負責。張唯一素以老成持重著稱，在黨內有“老太爺”的雅號。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中央文庫不得不緊急轉移。

　　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后，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後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准，調任陳為人管理“一號機密”，由張唯一單線聯繫。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后，陳為人將隱蔽在“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卧室兼客廳，第二層為卧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里牆二尺做了一堵木板牆，兩牆當中存放文件。

　　按照黨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庫對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現。陳為人開設了一家湘繡店作為掩護，妻子韓慧英（原名韓慧芝）則在附近一所小學當教員。

　　當時，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獨址居住，獨立活動，不參加黨的會議，不參加示威遊行、撒傳單等公開活動。因此在同外界的聯繫上，由妻子韓慧英負責，陳為人只是駐守檔案庫。為防不測，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文庫負責人單線聯繫。所以即使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也沒有幾個知道“存文組宣毛”中的這個“文”在哪裡。

　　在敵特、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境里，一遇情況有異，檔案庫必須立即轉移。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老婦人的兒子是個巡捕，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卻不知他家樓上就住着真正的共產黨。

　　1935年2月，由於叛徒告密，張唯一被捕。兩天後，不明情況的韓慧芝照例前去接頭，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妻子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回來，陳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親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轉移文庫。

　　當時，陳為人既不便找黨內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盡辦法才找到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但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當時，陳為人已經與黨組織失掉聯繫，斷了經費來源。但他化名張惠高，以木材行老闆的身份租了下來。

　　本來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貧，現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庫，還要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文庫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陳為人只好典當衣物，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可一樓的擺設仍維持着一個老闆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兩餐紅薯或山芋粥充饑。為了不讓房東察覺他家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他常常蓋上一片乾魚端到樓上吃，快到樓門口時怕孩子們看見，又把魚片藏起來。就這樣，那片乾魚片足足用了一個月之久。

　　在最困難的日子裡，陳為人急得去找魯迅幫忙，還靠進步知識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書接濟。但是掩護機關始終是個難題，最後不得已，他寫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找來幫忙。

　　1935年底，韓慧芝被釋出獄。為了生計，韓家姐妹外出教書謀生，不想這卻給陳為人帶來了轉機。在培明女中附小當教員的韓慧英，通過女中訓育主任羅叔章，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他們這才知道，受黨的委託，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也在到處查訪陳為人。

　　1936年秋，陳為人終於與徐強接上關係。對這一次接頭的情景，徐強記憶很深：“我見到為人，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幾次問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講。”

　　而從接頭的小飯店歸來，陳為人明顯輕鬆了許多，還與孩子們說笑道：“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把盤子都舔光了。”

　　陳為人早年在東北獄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庫后，長期忍飢挨餓，缺醫少葯，肺病日趨嚴重。為陳為人的身體也為了文庫的安全，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幾年的重擔，陳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鮮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後病重不起。為了挽救他的生命，黨組織特意對韓慧英說：“只要能保住為人，需要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可陳為人不忍黨在極端困難時期把少得可憐的經費浪費在自己身上，黨組織只好多次派黨內醫生到家裡為他治病。無奈他沉痾日重，1937年3月12晚，年僅38歲的陳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

　　從1937年起，中央文庫由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保管。

　　首先接替陳為人管理中央文庫的是徐強和他的妻子李雲。後來，徐強、李雲先後奉調延安，文庫交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接管，由負責情報工作的吳成方領導。1942年夏，吳成方決定派年僅23歲的陳來生接管地下文庫。

　　陳來生接手之時，正是日本侵略者瘋狂鎮壓中國革命的黑暗時刻，日偽憲兵、特務、巡警在街頭巷尾布設明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鐵絲網實行劃地封鎖。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陳來生髮動全家，用竹籃、麵粉袋等簡陋工具“小魚鑽網眼”，將2萬餘件文件順利運到公共租界新閘路賡慶里。

　　為了掩護看守，同時又能貼補家用，陳來生在弄堂口擺了個炒貨攤子，夜間兩個弟弟就睡在閣樓上，寸步不離文庫。這種日子只過了兩個多月，黨組織就注意到新庫址的弄堂口閑雜人員太多。於是，陳來生喘息未定，又要開始新遷移。

　　陳來生最初接管檔案庫時，吳成方就告訴他，黨組織現在也很困難，要他自己設法解決經費問題。可陳家一貧如洗，怎麼辦？和當時上海幾百萬失業者一樣，陳來生也帶着家人跑單幫。

　　在此期間，中央文庫的文件多次被黨中央調用。

　　抗戰勝利后，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南京，國共開始新一輪的談判。當時，以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團團員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國民黨方面的飛機往來於西安、重慶、南京之間。談判間隙，周恩來牽挂着陷於上海多年的中央檔案。他派代表團成員劉少文親去上海籌劃全部庫藏遷至延安的具體事宜。接到指令，陳來生馬上買來兩個航空皮箱，將第一批檔案5000餘份歷史文件送到吳成方家，交由劉少文乘坐國民黨專機，轉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書處保存，編號“06”，意思是1946年收進的。

　　但是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大規模內戰開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國民黨飛機攜帶文件。轉移文庫的計劃只得暫時停止。

　　內戰愈演愈烈，上海灘再次陷入白色惡浪之中。陳來生提前和家人打過招呼：“一旦我犧牲，解放以後，你們要找解放軍進城部隊最高指揮員，當著他的面打開寶庫，不見不打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裝包打捆統計幾個月後，1949年9月初，陳來生親自押着一輛膠輪車，將全部檔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由市委轉交華東局辦公廳。

　　9月18日，華東局辦公廳收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批閱簽發的電報：“大批黨的歷史文件，十分寶貴，請你處即指定幾個可靠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並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來北平中央秘書處，對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你處先予獎勵。”電報中“有功的人員”，是毛澤東親自修改過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意即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屬，都應該表彰和獎勵。

　　至此，中央文庫全部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中央文庫的工作遂告結束。（摘自《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