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人權禁區突破人權禁區

　　　　 □沈寶祥

　　究竟怎樣看待人權，這是撥亂反正中遇到的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1979年初，一些人提出“要人權”的口號，甚至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些報紙發表了論人權的文章。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的文章。這篇文章說：“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它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不能把“人權”這個早已成為粉飾資產階級反動專政的破爛武器也搬來作為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良藥。文章還責問，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權”，究竟是向誰要“人權”？這篇文章雖以個人署名，但用楷體字排印，又放在第一版，顯得很不一般。當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在一個會上說，《北京日報》的《“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這篇文章很好，他還以此讚揚說，“《北京日報》有了自己的語言”。

　　此後，《文匯報》、《紅旗》雜誌等報刊也發表了觀點類似的論人權的文章。這些文章引起了理論界一些人的不同看法。在五月初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一些人對報刊上論人權的文章提出了異議，認為不能對人權持絕對否定的態度。《人民日報》的《情況反映》第1220期（1979年5月12日）以《對人權應作分析》為題，反映了理論界人士的不同意見。

　　5月15日，胡耀邦閱看《情況反映》后給理論動態組寫了如下批語：“吳江同志：請你們寫一篇。這個問題確實沒有講清楚，而這是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的一個口號。”吳江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我對人權問題只有一般的了解，也寫過一些“卡片”，撥亂反正以來，因為社會上有人提出人權問題，作過一點思考，但沒有作深入研究。接到這項寫作任務后，就硬着頭皮從頭學習研究。我首先系統地學習了馬列著作中有關人權的論述，又閱看了孟德斯鳩、盧梭、洛克等人的著作，查閱了我們黨的文件和聯合國的人權文件，也看了報刊上發表的論人權的文章，邊學習，邊思考，晚上睡在辦公室，搞得很緊張。6月2日開始動筆撰寫，6月8日，寫出了《略談人權問題》的初稿。（在這裡，請讀者諒解，我要講一點有關個人的情況。這篇文稿從6月2日至8日寫出初稿，這正是我最悲痛的時候。6月2日晚，我接到二哥發來的電報：“母親病重。”當時，經過緊張的準備，文稿正開始撰寫，我難以離開，只好默默地強忍着悲痛埋頭撰寫文稿。當她老人家知道自己將離開人世時，又囑二哥來電報說，春節已見過面，路遠，工作忙，不要再回去了。這個電報使我非常感動。6月8日晚，接到二哥電報，母親病故。我在自己家裡進行了悼念。我母親生於1895年，是一位極普通的農村婦女，文盲，但明理。她以這樣樸實的語言表達了對遠方兒子的關懷，也是對撥亂反正事業的支持。我在這裡補寫一筆，是對她老人家的悼念。）

　　《略談人權問題》文稿經吳江審閱后我作了修改，陳維仁於6月12日報送耀邦審閱。耀邦於當天即審閱退回。他寫了如下批語：

　　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研究，並且看得很粗。我覺得觀點是很清楚的。贊成發。請你們再仔細加工。我在某些地方改了一點，僅作參考。

　　耀邦對文稿作了一些修改，還提出了修改加工和補充內容的意見。

　　我依據耀邦的意見又對文稿作了認真修改補充。6月20日，理論動態組對文稿進行集體討論修改定稿。1979年6月25日出刊的《理論動態》第141期發表了《略談人權問題》這篇文章。

　　這篇九千字的文章共分四個部分。文章充分肯定了人權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在此基礎上，着重闡述了以下幾點：（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權已成為國際法的準則，但同時又是國際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因此，我們對人權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採取適當的態度和靈活的策略，不能簡單地對待。”（二）文章列舉材料說明，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曾經提出人權口號，無產階級不是根本不能提人權這個口號，但無產階級的基本口號是消滅階級。（三）文章強調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保證人民權利的充分實現。“我國的憲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在特定的意義上說也就是人權。”文章也指出，任何權利都要受一定物質條件的制約，公民權利的充分實現要有一個過程。（四）對於社會上關於“人權”的議論，要作具體分析。有些人鑒於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法制被踐踏，公民權利被嚴重侵犯的慘痛教訓，同時，鑒於在現實生活中，某些地方還存在壓制民主，違背法制，侵犯公民權的情況，因此，迫切地要求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健全並充分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他們的這些實際要求本身許多是合理的、正當的。（五）文章提出，極個別的人提出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借“人權”問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決揭露批判。另一方面又強調，對於那種不尊重人民權利的人，對那些任意限制、干涉公民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的行為，要嚴肅地進行批評教育，堅決加以糾正，使他們懂得公民權的嚴肅性。對於那些違法亂紀，侵犯公民權的人，不管地位高低，都要認真追究，嚴肅處理。對這種人作辯護、掩飾，不管持什麼理由，都是錯誤的。這些話，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在“左”的年代，對於人權（以及人道、人性）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不斷批判。這些問題，成為科學研究的禁區。以上五點說明，這篇文章對人權不是採取簡單否定的態度，對現實生活中人們提出的人權要求，給以相當程度的肯定，並批評了不尊重人民權利的現象，而且，文章還表達了，不能把提出人權要求一概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當時，這樣講是不那麼容易的。這篇文章對人權禁區已經有所突破。但是，這篇文章雖然提出對人權不能簡單地否定，又強調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口號，實際上還是不主張在國內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使用人權這個口號。因此，文章對人權禁區的突破又是不夠的。

　　當時，鑒於人權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我們對這篇文章採取了很謹慎的態度，不急於公開發表。過了將近四個月，直到10月26日，才在《光明日報》作為本報評論員文章發表。新華社以文章的第四個小標題《社會主義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的充分實現》為題，摘發了近五千字，《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向國外發行的《北京周報》第45期轉載了這篇文章（作了刪節）。

　　文章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境外媒體認為，這篇文章，可視為當前中國共產黨對人權問題的總政策。他們認為，文中對人權要作具體分析的一段，是中國共產黨當局對人權看法的最大改變。

　　國內有不少人給《光明日報》寫信，就這篇文章談對人權的各種看法。有的人讚揚這篇文章對人權不是一概否定，而是作了具體分析。也有人對這篇文章很不滿意。他們認為，在我國，人權很不受重視，而文章對此揭露很不夠，又不主張大講人權。有的人對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保證人民權利的充分實現提出疑問和責難，有的人認為，對人權問題的重視不重視是關係到能否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問題。不少人認為，社會主義應當講人權。這篇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各種意見，都反映了突破人權禁區過程中的情況和艱難性。重要的是，畢竟前進了一步。

　　《光明日報》的編者將讀者的意見寫成《對<略談人權問題>一文的反應》，刊登在《情況反映》第900期（1979年11月22日）。我在讀者的意見旁寫了自己的看法，理論研究室的負責人將這個材料報送耀邦。他於11月30日看后寫了如下批語：

　　現在在一小部分人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要進一步教育（不提批判），要努力寫出一系列有說服力的論文來。

　　按照耀邦的意見，我們繼續關注研究這個問題和其他有關問題，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

　　回顧撥亂反正以來的歷史，在人權問題上，我們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思想解放確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1997年，黨的十五大終於在報告中寫上了“尊重和保障人權”。

　　中央黨校編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