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法律思想看中國的人權意識

　　　　 中國傳統文化中到底有沒有人權思想，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壓迫文明，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等級觀念無處不在，特權思想仍然是國人心中無法抹去的陰影，至今屢見不鮮；神權、君權、族權、夫權的幽魂飄蕩在華夏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至今仍束縛着某些國人的一舉一動。但當我們帶着客觀的眼光再次審視這段漫漫長路時，我們驚喜的發現，四處閃耀着的人權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權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是沒有的，它是17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20世紀初，它伴着西方列強的鐵蹄姍姍來遲，是西方的“泊來品”。

　　什麼是人權思想呢？《國際人權法》認為，“人，作為人享有或者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為人權。這個釋義是等同與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權的，即“HUMAN RIGHT”。我以為，如果我們簡單的把人權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麼，討論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存在人權思想這一問題便無從談起。

　　人權就是每個人所具有的或應該具有的基本權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一個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談及其他；其次是人應該享有的其他基本權利。這是我國普遍贊同的觀點。從人權理論上看，人權思想應該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人權意識，這是人權思想得以成長的陽光和水；第二個層次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權，即把人權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並予以保障。人權意識是人權思想的雛形，它指的是一種文化氛圍，一種深植於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蘊。下面我們就從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來討論一下中國的人權意識。

　　提到中國的傳統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幾乎是整個封建社會立法的指導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復禮謂之仁”，禮即周禮，而周禮的核心是一種“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捨棄惡，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視為最重要的品行，這就為孔子的儒家學說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饒土。仁說的核心是“愛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於人”，孟子“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樣尊重別人的父母，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別人的孩子，這是一種深層次的人文關懷。孟子同時強調了“民本”的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實際上是體現了一種人權思想的。儒家文化不僅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到漢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升華為一種集道、法、儒諸家思想於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襲道家思想的精髓，講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其基本觀念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從仁的德行出發，人不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無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須加以尊重，這種以義務的形式表現人權思想的文化可以說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生態文化。這種文化內涵的外延是一種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種偉大的情感，對人施與同情心是對人的尊重，對物施與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體，一如孟子對動物“見其生而不願聞其死，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則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應”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體現。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論述了春夏生養，秋冬肅殺的天道思想，認為死刑的審判須在秋後，決獄斷案必須在冬季，這就是後來一直在封建社會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對生命的尊重在中國傳統法律的體現，則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漢初起，漢文帝和漢景帝相繼進行了刑制改革，廢除肉刑，減輕了刑罰的殘忍程度，由此為發端，至隋唐時期，肉刑基本廢除，而早在漢朝，以“仁政”精神為指導，人權意識得到更深刻的體現，進一步確立了刑罰的年齡上限和下限，乃至確立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法定近親屬之間不能相互告發對方的犯罪行為，“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至其中矣”，這種思想雖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來不足取，但也不失為人道，體現了一種樸素的人權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漢始，創製了疑獄獻決和錄囚制度，於後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完善了死刑復奏制度，乃至隋唐時期發展成為死刑三複奏和五復奏制度，這個發展的過程無疑是對人的生命權逐步認識和尊重的過程。

　　人權是相對於神權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於宗教，也正因為如此，西方歷史上出現過一個宗教長期統治的漫長的中世紀，而在中國古代，沒有出現過一個宗教長期統治的歷史階段。西方如來我們可以膜拜，神化的孔聖人我們以為根本，就連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們也能夠信之，這從側面反映了宗教在廣大國民心中永遠沒有西方國家那麼濃厚，那樣普遍。儒家文化是現實主義的，它把目光關注於國計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對神靈保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對神的存在避而不談甚至表示懷疑。在孔子看來，社會關係的本質是人倫，即是人與人是關係。他崇拜自己的祖先，這實際上是倫理原則對死者的延伸，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崇拜祖先勝於崇拜神。總的來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重視人，重視現實生活，重視道德而輕視神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一種人權思想。

　　在法制不發達的中國古代，重視道德，必然導致中國要靠道德來維繫社會的安定，即中國特色的道德統治。

　　道德主義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發達，而對中國文化起到主導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種“克己復禮”的道德學說，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有所論述。除了儒家文化，兩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統治學說。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張“兼愛”、“非攻”，認為天下大亂，國與國、人與人互相傷害，互相殘殺，其原因就在於不相愛，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就能夠做到“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從而實現天下大治；他主張“不黨父兄，不偏貴富”，“夫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無疑是一種樸素的主張平等的人權思想。

　　道德統治另一個典型的表現則是“春秋決獄”。西漢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義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以儒家經義作為裁判的依據；凡是法律條文與儒家經義發生矛盾的，仍以後者為裁判的依據。這說明儒家經義具有高於現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於法律。“教民以禮，知義而無亂”這是中國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

　　中國古代的人權意識之所以沒有在法律條文中有所體現，之所以沒有關於人權的立法，我以為，與中國古代道德高於法律的歷史現實是分不開的。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人權意識已然沉澱於中華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類社會的最高境界應該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統治必須匹配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國古代落後的經濟條件下，道德統治的結果無形中導致了更多人權的喪失。現代社會裡，社會文明仍未達到高度發達，大同社會仍只是一個遠大的目標，因此，使每一個人的權利得到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徑無疑是人權的法律化。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所能享有的人權是什麼，這是法律所能奉獻給我們的；而我們要自覺起來維護，大膽起來捍衛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則更多的需要民眾的人權意識。客觀地挖掘出中國傳統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權意識，正是為了更好的捍衛我們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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