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競爭導論(下)

　　第四部分 政治競爭：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未來

　　列寧曾說過：“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的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來對待。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忌談“競爭”尤其是“政治競爭”，似乎一提政治競爭，就是向現政權挑戰，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應當說，這種傾向是十分危險的，它制約了政治理論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動力嚴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筆者將在前文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討政治競爭與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關係。筆者認為，政治競爭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國政治民主化的方嚮應當是競爭的政治。

　　一、政治競爭與中國民主政治的關係

　　（一）沒有政治競爭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政治競爭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題中應有之義。如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一樣，沒有政治競爭，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由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自己當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政府只不過是人民的“公僕”。因此，人民有權自由選擇來為他們服務的“公僕”，誰能夠最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選擇誰。在這一點上，誰也不能自稱他比其他人都更“優秀”，這事只能由人民來決定。這就要求那些自願為人民服務者通過競爭取得“合法服務”的權力，根據人民的授權管理整個國家和社會。人民一旦對其服務不滿意，有權隨時撤換他們並重新選擇自己滿意的“公僕”。因此，任何執政者都不可以貪戀權位，他們必須尊重並接受人民的選擇。阿蘭·圖雷納指出：“所謂人民的政府是否民主，惟一的檢驗方式是通過自由選舉，看看自由的公民面臨真正的選擇時如何反應；只有這樣才能證明是否確如統治者所說，他們的政權是為人民服務的。”“有些政府口頭上宣稱一切為了人民，但並不尊重被統治人民的政治選擇自由；這樣的政府稱不上民主。”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政治競爭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憲政民主思想的一個極重要組成部分。1871年，巴黎公社在發表的《選舉公告》中就明確提出過“實行選舉或競選”。1936年3月，斯大林在同美國報業巨頭羅易·霍華德的談話中自信地說：“你認為不會有競選，可是競選一定會有，而且我預料會很熱烈”。“是的，競選將是熱烈的，它將圍繞許多極其尖銳的問題（主要是實際的、對於人民有頭等意義的問題）來進行。”“千萬選民將用這個標準去衡量候選人，拋開不適當的候選人，把他們從候選人名單中取消，提出最優秀的人來充當候選人。”1946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的演說中，進一步指出：“在競選時，共產黨並不是單獨活動，它是和非黨人士結成聯盟進行選舉的。”並認為競選活動是“選民對作為執政黨的我國共產党進行裁判的法庭。選舉結果便是選民的判決。……共產黨願意接受選民的判決。” 當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斯大林並沒有切實地堅持政治競爭，而搞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指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從而犯了“對人民的專制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周恩來在1956年都指出斯大林犯了“對人民的專制主義的錯誤”） 。

　　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斯大林違背人民意志指定接班人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並說過，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但由於“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響”， 他並沒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沒有對政治競爭的合理性給予應有的重視，故無法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轍。他先後指定了劉少奇、林彪、華國鋒為接班人，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帶上了強烈的封建專制主義色彩。由此可見，離開政治競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誠如一位學者所言，“如果沒有合理的自由競爭，就根本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合理的自由競爭，中華民族就永遠別想擺脫封建專制的嚴重影響。”

　　（二）政治競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拋開中國民主政治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說，現階段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也迫切要求建立競爭的政治體制。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國家政治整合和推進式現代化趕超戰略的需要，中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與此同時，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具有強烈的封閉性、保守性和落後性特徵，因為它從根本上排斥了競爭的作用。這突出地表現在：（1）國家控制了全部經濟資源的配置；（2）國家（實為政府、執政黨）控制了全部政治資源的配置；（3）國家的權力滲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社會淹沒在國家之中，出現所謂的“全能主義國家”。不可否認，這種集權式的體制在建國初期顯然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每一種體制都具有克服危機、維持穩定和促進發展（特別是促進經濟發展）這三種功能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種體制把克服危機作為主要功能賦予了自己。正如一本論著所說，它“比較適應於階級鬥爭，而不大適應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比較適應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的發展需要，而不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經濟要求，習慣於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管理國家事務，而不習慣於用民主的形式和方法管理國家事務。”

　　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遷。市場經濟使社會向多元方向分化，階級、階層、集團、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等不同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分化。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和維護主體的獨立性，各種社會主體紛紛要求參與政治，力圖控制政治體系的政治過程，分享政治權力，這樣就形成了計劃時代所不可能存在的種種政治主體和政治多元。政治多元的客觀現實，給傳統政治體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如果政治體制不能同化或吸收這些新興的社會勢力，那麼它就會面臨被摧毀的前景。亨廷頓認為，“一個政治體制還應當能夠成功地同化現代化所造就的獲得了新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勢力。當這些新生的社會集團要求參與政治體制之時，政治體制或是以各種與現存制度繼續存在相和諧的方式提供參與手段，或是將這些集團排斥在政治體制之外，從而導致公開的或隱蔽的內亂和叛離。” 我國原有政治體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就表現在它不能成功地吸收新的社會勢力參與到政治體系中來。例如，近年來關於私營企業主能否入黨的爭論就反映了這一問題。

　　由此可見，改革政治體制，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最迫切要求。早在1986年，鄧小平就鮮明地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場全新的革命，必須以革命的態度和革命的舉措來對待，如果採取改良主義的態度，企圖只是對原有政治體製作某些修補而消除其弊端，這實際上等於取消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有利於充分吸收經濟改革中釋放出來的新興力量參與到政權中來，最大限度地擴大民主。因此，改革的方嚮應當是建立競爭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政治體制以到取代原有的封閉、落後政治體制。

　　（三）中國國情決定了現階段不應實行兩黨競爭或多黨競爭，應當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適度的政治競爭

　　中國民主發展的方向是競爭式民主政治，但不應盲目照搬西方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民主模式。鄧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別國的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現階段中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應實行政黨之間的競爭。

　　中國是一個專制主義傳統根源蒂固的國家，在中國幾千年的奴隸和封建社會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像西方奴隸社會的雅典民主、中世紀城市共和國那樣的民主政體。中國的特殊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使得民主制的國家形式始終沒有在中國產生出來。有的，只是專制權力的異常強大和社會自主力量的軟弱。與這種專制權力相一致，以儒家為主流的傳統政治文化帶有強烈的抗拒民主傾向。 亨廷頓甚至認為，儒教和受儒教影響的社會一直不適合民主，“古典的中國儒教和受儒教及其在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流派以及受到沖淡的日本都強調團體、團隊勝於強調個人，強調權威勝於強調自由，強調責任勝於強調權利。儒家社會缺少抗衡國家之權利的傳統，而且就個人權利存在程度而言，個人的權利是由國家創造的。對和諧與協作的強調勝過對分歧與競爭的強調。對秩序的維持和對等級的尊敬是核心價值。思想團體和政黨的衝突被看作是危險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會融化在國家之中，沒有為自治的社會機構提供合法性來自全國層次上抗衡國家的力量。 ”這種專制主義傳統影響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育，歷史地造成中國民主政治的某種“先天不足”，即某種不成熟、不完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實行西方式的兩黨競爭或多黨競爭，必然會造成黨派紛爭、秩序混亂、政局動蕩、國家分裂的局面。

　　中國是一個欠發達國家，面臨著發展經濟和建設民主政治的雙重任務。對於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而言，發展經濟和建設民主並非可以同時並舉。因為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一定的邏輯矛盾。“經濟發展要求的是集權化和穩定性，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則是分權化和政治變動的制度化。” 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使中國政府作出了優先發展經濟的權威主義發展戰略模式。沒有經濟的發展，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也不會得到鞏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選擇優先發展經濟的戰略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有建立了強大的政府，才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舍此無他路可走。戰後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亨廷頓認為，對許多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後才談得上限制權威。” 這個觀點是極為深刻的。而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反覆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央要有權威”、“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等與亨廷頓的觀點無疑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有效地動員各種有限的社會資源，促進中國的大發展；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可以有效地整合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不同利益要求，保持政治的穩定。離開了黨的領導，中國將一事無成。所以，中國現階段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而不應實行兩黨政治或多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