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導論讀後感

　　中國文化史導論讀後感（一）

　　簡介：

　　《中國文化史導論》，作者錢穆。本書以文明、文化兩辭為主幹，以時間、空間為軸心詳細論述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其中亦不乏中、西兩方文化的對比。此書寫於抗日戰爭時期，彼時國內征戰不休，民心惶惶，隨着外來勢力一同入侵的，還有外國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極度低落或許也是錢老著述此書的原因之一。

　　"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積累而產生。"——《中國文化史導論》

　　如今西化嚴重，誠然中國文化或歷史當中確有不堪之處，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個問題，即：作為中華民族的後代，其自信心不斷在降低，對中華文明自身的認同感不斷在降低。我們自認為缺乏信仰，是由於對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曾走過的路產生了懷疑，對我們的根源產生了動搖。既然錢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脈相連，那麼須知人的一生勢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

　　在遇到困境，情緒低落，而外部環境又險惡的境地下，勢必容易懷疑自己，懷疑從前的價值觀念。難道從前的推崇或信仰確然不若他人嗎？難道舉國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嗎？誠然，很有可能之前堅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誤區，但都知抱怨、發泄等負面情緒決難讓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錢老在書中所提及的：

　　一、人類自身內部的天性（可理解為自身能力、才華等先天屬性）。此謂"性".

　　二、人類外部所遭逢的環境，關乎時機、地位、四周人物與事態所形成之形勢。此謂"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質與外部形勢，而選擇其動靜進退之態度。此謂"道".

　　思考上述三個方面能給人以提醒，使自身於困頓中理出大致頭緒，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無人過問。這或許是讀史其中一種意義所在。身為一名中國人已無可更改，現在學做外國人，你有多少歲就晚了多少年。鑽入這類問題，就是在說自己投胎沒有投好，無深究的意義，總的來講仍是懷疑自己，都懷疑到自己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無能推卻到出身那裡去。在這裡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話："對你最好的你是永遠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過還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為這句話言重了，我們還不到放棄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從前，看一看自己的現在，或許能明白接下來又該向何處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貶低自身而羨慕他人，是一種逃避，逃避自身問題而告訴自己另有超脫的所在。每個人自出生便不是讓你來享樂的，這又是讀史的另一個意義：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點，也不逃避自己的問題，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學習責任與擔當，人若負重，才成棟樑。盲從他人，成為四不像倒更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人的發展是會遇到困難的，人如此，國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處。曾有人詼諧地講，"從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國外".不要看見外國的強大就認為這是定局，我們之所以在沉睡是因為在等待。

　　這不是說弊帚自珍，是說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會尊重你。

　　做中國人，確實是門學問。

　　中國文化史導論讀後感（二）

　　錢穆以民族文化史觀應對中西碰撞

　　——讀《中國文化史導論》

　　讀完錢穆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錢穆對於中國文化的自信，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該書寫於抗戰時期，面臨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險，錢穆在西南聯大執教，關心時局，將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繫起來。他放棄以往考據學術方向，轉向到義理，此時遂有《國史大綱》和《中國文化史導論》這兩本著作。錢穆用中國傳統民族文化來激發國人的鬥志，重樹國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錢穆的學者將錢穆的歷史觀概括為民族文化史觀 ,即以民族、文化、為歷史線索來貫穿他的史學研究，並將這三者融為一體，這一點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體現的最為明顯，民族文化史觀也是錢穆一生的堅持，這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

　　錢穆出生於1895 年，而這一年正是甲午戰敗，四萬萬同胞同苦台灣的割離，由此中國的門戶進一步被迫大開。中國門戶破開的同時也伴隨着西方文明和文化 湧入中國，中國人視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吸引着深處農耕社會的國人，於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學習，以歐風美雨來洗滌中國的傳統以求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然而錢穆卻選擇了以民族文化史觀來應對中西方的碰撞。

　　一、 錢穆選擇民族文化史觀來應對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內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國。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里多處將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較，從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異的結論。錢穆從文化的起源將文化的類型分為三大類型，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業文化可以歸結為一類，農耕文化自成一類。農耕文化具有"安、足、靜、定"的特徵，游牧和商業文化則是具有"富、強、動、進"的特性。按照這種說法農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業文化代指西方文化。因為錢穆論述道："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為商業民族",這一句也就暗含着錢穆處在中西尖銳對立的時代背景，把當時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上升為西方商業民族文化對中國農耕民族文化的衝擊這樣的本質高度。在大的類型背景下的不同，錢穆又具體論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國人看歷史，常偏向於‘時間’的與‘生長’的‘自我綿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與‘非我’兩個對立".從錢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錢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對立的，所以錢穆的主張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說："中國歷史只有層層團結和步步擴張的一種綿延，很少徹底推翻與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謂的革命" .

　　2、中國的文化內在的維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從中國文化發展演進的歷程來看，錢穆將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前三個時期中國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衝擊，正如其所說："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外域文化融入中華文化中，就使得中華文化不曾間斷，中華這種內在的維新力量可以使中華文化永葆生命力。中國古代史雖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傳統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錢穆所說的中國文化發展的第四個時期，時局中的國人主張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國社會，於是錢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險，因為中國文化將不復存在。因此面臨中國文化發展的第四個歷史時期，錢穆也是主張同前面三個時期一樣以中國文化融化西方文化。正如錢穆在談到"科學在中國一如在西方般發展以後，是否將損害或拆毀中國原來文化傳統呢"這個問題時，錢穆對中華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說："這一問題頗是重要，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將決不以近代西方科學之傳入發達而受損。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高興接受外來新原素而仍可無害其原有的舊組織的。這不僅在中國國民性之寬大，實亦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與融和".

　　3、 中國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錢穆看來文明和文化是有區別的，"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從錢穆所舉電影在中國放映可以進一步看出錢穆對文化與文明的界定，他說："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說，電影可以成為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藝術的趣味方面說，電影終還是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與文明的不同".但"中國自春秋戰國到漢、唐、宋、明各代，可說是注重在求‘盡人之性’",科學就大大落後於西方。

　　二、 以民族文化史觀應對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觀應對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錢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區分，對於當時的歷史境遇來說，一方面讓國人認識到中國落後之處在於科學文明，明確了努力方向，不至於病急亂投醫。另一方面讓國人看到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面臨西方文明衝擊時能夠自信應對，不妄自菲薄。在文化與文明的區分下，錢穆提出以西方科學文明補中國之不足，促中國之富強。錢穆在當時感受到"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好把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撐住"這種學習西方科學文明的緊迫性，同時也感受到"中國的社會，只要西方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這樣的民族自信。

　　2、 中西方碰撞時應保持中國文化傳統

　　從近代以來，中國在一步步地實踐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仍然沒有進行實質性有效的溝通。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中國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產生相互交叉性的影響。中國從西學東漸以來，還沒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現中國人自己極端的排斥中國文化的現象。因為在許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學文明等同於西方文化，於是一股勁地去趕追西方文化，把對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為對西方科學文明的學習，於是就出現把文化與文明混為一談的現象。有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把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的過程概括為"學習器物——學習制度——學習文化"這三個階段，他們認為這是中國學習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國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這種近代化的進程是以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為代價的，把西方東西引入中國，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國的水土不服，於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誕生很多畸形的產物；另一方面造成國人對中國文化喪失信心和對中國文化自我認同的困難。

　　錢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爭論之中" ,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觀來思考"如何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為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之精神斷喪了或戕伐了。換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中國是有厚重的歷史作為積澱的，不能拋棄歷史文化傳統，錢穆在其著作《秦漢史》中論述道春秋戰國之際的各國變法時把秦國的變法和魯國的守舊作出對比，二者在相同的歷史環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時代選擇在於秦國所受歷史積澱沒有魯國的深厚。而中國文化的豐富是需要後人去悉心整理的。

　　錢穆從中國歷史的演進歷程來看待當時中西方碰撞這一時代命題 ,這一視角是獨特的，因此錢穆在《國史大綱》扉頁寫道：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以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以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與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並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

　　錢穆的民族文化史觀是建立在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的基礎上，處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依然能夠清晰的看到歷史的過去與未來，其弟子余英時先生稱其一生都在為故國招魂，以一位炎黃子孫的身份繼續將中華文化傳揚遠播。

　　中國文化史導論讀後感（三）

　　"雖若陷於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氣概"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為中國文化的辯護

　　《中國文化史導論》系錢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於1941年在四川成都賴家園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與時代》雜誌上發表。該書於台灣正中書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務書局1993年修訂出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根據台北1993年修訂本在大陸出版）為主。全書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論、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精神，中西比較等問題，以獨特的視角闡述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發展規律，是錢穆文化史學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質

　　在弁言中，錢穆指出"文明"與"文化"的區別與聯繫："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

　　在此說明二者的區別是有必要的。因為此二語國人每多混用，認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傳播與接受的，進而以為中華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滅了，以致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產生了民族危機感。固然當今中國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下無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衝擊，生產生活中所滲透的西方文明產物比比皆是。但是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千百年來形成的精神文化是無法輕易動搖的。

　　從地理環境開始分析

　　以地理環境為文化產生的研究切入點是這一著作的一大特點。錢穆認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 從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斷商代的政治勢力 "向東北則直至遼河流域，向南則到漢水流域，向西南則到漢水流域之中游，說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勢力尚可跨越淮、漢以南，而抵長江北岸"早已超出黃河流域。 中國由於有廣闊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為屏障，東面、南面是海岸線，因而古代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是起步快而獨立的。這些條件，使得中國文化形成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者，中國文化易於養成處理社會問題，諸如政治統一與民族團結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國以同一時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內部的統一。

　　再者，中國文化因在大環境中展開，又迅速地完成了統一，較其他國家有着較強的抵抗力，能夠抵禦外來的侵擾，直至成為世界上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國家。

　　最後，在遼闊而貧瘠的土地上產生的文化，不斷有新刺激與新發展的前途。他的生產特性決定了在其生長過程中，社會內部必須始終保持一種勤奮與樸素的美德。

　　這幾個特點，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強大與持久是有其依據的。中華民族是團結的民族，而又具備抵抗外敵的能力，並且能夠保持着不斷前進的動力，因而中國文化的綿延不滅是必然的。

　　與西方國家之對比

　　錢穆把人類文化分為游牧、商業和農業三種，並且商業和游牧起於內不足，則需要向外尋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點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自給，無事外求，並且農耕活動的特點決定了耕作者不可長期流動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點就是靜定的、保守的。這是農耕文化與游牧、商業文化的區別。

　　而中國文化與其它農耕古國的文化又是不同的。書中多次將中國與埃及、印度、巴比倫三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文明古國作對比，以說明獨特的中國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錢穆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擁有廣闊土地的中國對於埃及、巴比倫、印度，如同大家庭對於小家庭，中國備有多個搖籃而他們只有一個，因而中國可以同時養育多個孩子，從現實生活的體驗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大家庭所養育的孩子與獨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國，則成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倫、印度的土地比中國的土地肥沃並狹窄，因而容易滿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閑暇時間產生的。中國的土地，由《詩經 豳風》中的"七月"一詩結合當今的情況可以判斷，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與現在相差無幾，都是勤奮耐勞才能夠溫飽的。勞作中產生的文化與閑暇中所產生的又是絕不相似的。而未來的世界必將由能夠吸收先進工業與高科技的農業大國，即中國來領導。

　　古今傳承的全面聯繫

　　錢穆在書中說，"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歷史的觀點是研究任何一種文化所必須具備的。只有具備歷史的觀點，才能夠認識到文化的複雜性、完整性和發展性，也才能夠對文化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判。

　　書中涉及的不僅有中西文化的對比，對於中國古代民族、政治、學術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脈絡清晰，思維廣闊。從縱向看，肯定中國文化五千年一貫而下，一脈相承的特點，同時又突出了中國文化在不同時期發展中所體現的特殊性，把中國文化發展連續性的一般趨向與其在不同時期發展的特殊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橫向看，一方面強調文化的整體性，認為它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並對此採取全方位的綜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體內部要素之間的具體差異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層面進行具體分析。

　　《中國文化史導論》寫於抗日戰爭時期，成於《國史大綱》之後，是第一部有系統地討論中國文化史的著作，是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導論。因此，此書應當與其《國史大綱》合讀，才能深刻領會著者寫作的意義所在。錢穆在93歲為該書修訂版所撰寫的序言中指出："本書雖主要在專論中國方面，實亦兼論及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迄今四十六年來。余對中西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屢有著作，而大體論點並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綱宗之外。"由此可見，該書在錢穆整個學術思想中佔有的極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