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脈此情誰訴

　　【一刀作品】

　　——讀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說得着的人千里難尋。”

　　從出生一開始，我們就在尋找這麼一個人，一個言語投機，酒逢知己的人。好像心裡憋着一千年的話要說，但這個說的對象，必須是一個能聽懂這話的人，也許也不需要聽懂，而是這話說出去，心裡能夠得到安寧，好比一塊懸着的石頭放下了。也不是這話非說不可，而是這話所傾訴的對象，讓人覺得對他說話心裡快慰，這種快慰就是久旱逢甘霖，這種快慰就是他鄉遇故知。

　　朋友是什麼？朋友就是一個可以掏心窩子說話的對象。我們千里萬里，千山萬水尋找的，就是朋友，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對象。

　　而我們為什麼尋找，非有一個人作為朋友不可？因為我們覺得寂寞。五千年來，可以說中國人一直在內心的彷徨之中度過。中國人沒有信仰，不是說中國人的內心一直堅不可摧，不需要超度和救贖，而是中國人習慣了懷疑，處處用不信任的眼光來打量，所以神仙、佛祖、上帝都對他們的內心束手無策。西方人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方人有信仰，他們因為信仰上帝而信任上帝。西方人的上帝無處而不在，上帝充當了傾訴的對象，與其說上帝是他們苦難的救世主，不如說上帝是他們心靈的救世主，而一切苦難的根源在於內心的痛苦，當一個落魄的西方人跪倒在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前，他的內心就能得到解脫。但是一個內心痛苦的中國人跪倒在耶穌的十字架前沒有用處，跪倒在一切泥塑石刻的救世主面前都沒有用處。他需要的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顆實實在在的同他一樣敏感脆弱，充滿七情六慾，喜怒哀樂的內心來理解自己，解救自己。

　　這是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在作祟。上帝是虛構的心靈安慰劑，一個虛幻的對象無法承載一個講求實際的人的內心。明清年間，西方傳教士逐漸湧入這片東方的土地，企圖向這些黃皮膚黑眼睛的人宣揚他們白皮膚藍眼睛的上帝，但是這些看似愚昧麻木的東方人卻是搖搖頭，極不信任地走開了。不是他們多麼地熱愛自己的傳統，固守自我的文化，而是他們壓根就不相信一個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神仙能解救自己，比玉皇大帝和觀世音菩薩還有能耐，就是玉皇大帝和觀世音菩薩，其實也沒有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而他們給玉皇大帝和觀世音菩薩上香供奉，則是出於無法解決現實困難之下的逼不得已，或是做出違背自身道德觀念的事情之後在良知以外求得心靈的平衡，這一點同西方人有相似之處。但是東方人多出於“迷信”，西方人多出於“信仰”，這其中的差別在於東方人的心靈是“在家”而非“出家”，而西方人的心靈完全交給了上帝，是真正的“出家”。

　　神的無處不在和永久可靠使得西方人的孤獨有所寄託，而信任人的東方人必然不斷尋找可以寄託孤獨的對象。

　　所以東方人一直都在出走和尋找。

　　《一句頂一萬句》在小說上半部“出延津記”的主人翁楊百順他爹買豆腐的老楊和趕大車的老馬的友誼之中開始，在小說下半部“回延津記”楊百順也就是吳摩西的養女巧玲的兒子牛愛國對妻子龐麗娜的尋找中結束。楊百順的出走是為了尋找這輩子唯一說得上話的女兒巧玲，劉愛國的出走是為了尋找母親曹青娥生前的一句話。他們的尋找都有一個人所共知的理由——尋找自己被與人私奔的妻子，而他們真正出走的原因——真正的尋找卻無人知曉。圍繞延津這一出發和回歸的地點展開的故事，延續了百年，在爺孫兩輩人的身上，命運的際遇是如此的巧合。

　　楊百順第一次出走，遇見了剃頭的老崔，老崔可以說是他第一個尋找的對象。以及後來的殺豬的師傅老曾，還有傳教的牧師老詹，縣長老史，半路夫妻吳香香，最後楊百順也就是後來的吳摩西發現自己真正尋找的，其實是自己的養女巧玲。也不是巧玲，而是喊一嗓子的羅長禮，或者說竟是他自己，所以在火車上他回答中年男人說：“大哥，我沒殺過人，你就叫我羅長禮吧。”

　　市井小人物之間的愛恨糾葛和勾心鬥角，在劉震雲的筆下被栩栩如生地寫畫出來。“經心活了一輩子，活出個朋友嗎？”老段這句對老楊奚落的話，其實是對所有人的奚落。中國人活了幾千年，切切實實活出一個坦坦蕩蕩毫無遮攔的朋友的人有幾個？就是父子之間，比如楊百順他爹和自己的三個兒子；兄弟之間，比如楊百順和自己的兩個兄弟，以及女兒巧玲的四個兒女；朋友之間，比如因為一個饅頭老死不相往來的馮世倫和牛書道，以及因為十斤豬肉翻臉不認人的劉愛國和馮文修；夫妻之間，比如吳摩西和吳香香，牛愛國和龐麗娜，開飯館的老馬和章楚紅；情人之間，比如曹青娥和侯寶山，牛愛國和章楚紅。人與人之間本就極難獲取永久的信任和依靠，所以割袍斷義與劃地絕交，讓人又愛又恨，又唱又嘆。人心的反覆無常和多變難測讓只有依靠人心才能獲取心靈解脫的中國人愈活愈累，愈活愈孤獨。

　　這種孤獨和累，就像壓在中國人心上的石頭，磨不開搬不走，就像漫漫黑夜籠罩着中國人的生活，劃出一根火柴的亮光很快又熄滅了。這種孤獨和累，不僅在小人物身上壓迫着他們不堪重負的內心，就是聖哲賢者，也同樣遭受這種孤獨和累的煎熬。無怪乎會有“世人皆醉我獨醒”，無怪乎會有“有朋自遠方來”，無怪乎會有“獨愴然而涕下”，無怪乎會有“遺世而獨立”……這種千年的孤獨和累，也許正是延續着中華的文化血脈傳承而來，然而這種孤獨和累，不僅是文化人有，凡夫俗子和市井小民也有。凡夫俗子和市井小民的孤獨和累不能傳為千古之絕唱，但是他們的孤獨和累也需要排解和傾吐。這個排解和傾吐的對象就是他們不斷尋找的說得着的人。就像小說下半部“回延津記”一開始所言：

　　“遇到想不開或是想不明白的事，或一個事拿不定主意，可以找他們商量。或沒有具體的事要說，心裡憂愁，可以找他們坐一會兒。坐的時候，把憂愁說出來，心裡的包袱就卸下了許多。趕上憂愁並不具體，漫無邊際，想說也無處下嘴，乾脆什麼都不說，只是坐一會兒，或者說些別的，心裡也鬆快許多。”

　　若是機緣巧合，人人都渴求“高山流水遇知音”，但是人生在世，往往“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就是親密無間的朋友，難免也有因為一句話一件小事反目為仇老死不相往來的一天；就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患難夫妻，也有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境遇。把人作為寄託孤獨的對象，註定因為人心的難測，信任和欺騙的糾纏而時時與孤獨如影隨形。

　　在遍地是人的世界上倍感孤獨，這種孤獨絕不亞於獨自困守孤島的魯濱遜。知己難求，盡在偶然與必然之間，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且酌酒一杯——

　　“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牛愛國不再尋找母親生前留下的那一句話，也許那一句話就是曹青娥生前說的，“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從前。”但是牛愛國不再尋找那句話了，他要尋找因為自己膽小而被他閃了的情人章楚紅。所以當他姐夫宋解放說：“還沒找到龐麗娜和老尚嗎？要不就回來吧。”牛愛國回答：“不，得找。”

　　小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