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蔣介石的背影

　　蔣介石似乎不是下棋的高手。

　　他的日記中經常有下棋的記載，不過下的多是跳棋，和宋美齡下，連輸幾盤，再扳回后，還沾沾自喜，專門在日記中記上一筆。其實，這還多半是宋美齡顧及其自尊心，故意放水讓他。

　　下棋平庸不一定就不是戰略高手，不過，很多人會把棋壇視為展示戰略的一個平台。而且就蔣介石而言，如在棋枰上所展示的，他在戰略上很難稱得上絕頂高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評價：“蔣介石仍不失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是，由於他一絲不苟地照搬書本，使他成為一個平庸的戰略家。在一個假定的戰略設想範圍之內，他的判斷是敏捷而又果斷的……但他很難超越這些設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舊戰略挑戰的新戰略。”

　　進而，尼克松比較了蔣介石和他的最大對手毛澤東：“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於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於後面這種人。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

　　如果說，毛澤東帶給人們的強烈印象是變、是革命、是求新，那麼蔣介石更多展現給人們的則是穩、是妥協、是守成。

　　蔣介石面臨的時代，奇異地要求、適應、熔鑄着這一性格。

　　雙重身份

　　近代中國，經歷歷史罕見的大變革、大動蕩，近代科技帶來的世界空間距離縮小，迫使中國不得不融入世界。作為近代秩序的後來者，當其怯生生地面對全新環境時，國家及民眾都不得不承受進入新體系帶來的實際和精神意義上的雙重屈辱。20世紀初王朝體系的崩潰，又使中國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統制秩序失范的時代。

　　過渡時代的震蕩，帶給中國人精神上的衝擊從當年的文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籠罩着強烈的孤獨、絕望、悲傷情緒，文學常常就是時代精神直觀的縮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成功登上歷史舞台。從1924年就任黃埔軍校校長開始訓練黨軍，到1927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僅僅用了三年多時間。北伐這樣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從南到北橫掃全國的軍事巨作，也是不到一年就從珠江打到長江，國民革命的洪流真有如摧枯拉朽。之所以如此，革命力量的發揮自是重要因素，對手方的沒落也不能不看到，此正如兩個當時頗有影響的銀行家通信時所說：“北洋軍閥誠如尊論，已等於晚清之綠營，暮氣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國之福。”北伐順應的是人民望治的心理。這一點，可以從許許多多的材料中得到佐證，而不是像當今有些研究者聲言的，僅僅是因為國共兩黨事後共同塑造。

　　國民革命的成功，使蔣介石成為當年眾多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一位婦女致信胡適：“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這兩個好漢是維持我們民族命運的棟樑！我們靜坐的時候頗不多，然而一得之則默祝這兩個人的福壽與成功。”

　　武英雄的說法，恰切道出蔣介石的特質。儘管有國民革命的正當性旗號，但蔣介石的北伐本質上還是武裝征討。黃埔建軍和東征，造就他作為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強人的地位；北伐的成功，則使其向全國統治者的地位迅速邁進。這一切，都離不開武力的擴張和支撐。應該說，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民黨文弱的氣質。

　　孫中山創建國民黨后，儘管從未離開武裝革命，但國民黨的文人氣質非常明顯，蔣應該是孫中山屢戰屢敗后，晚年思想明顯向武裝革命傾斜的一個果實。槍杆子為王的時代，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崛起，既讓腐朽的北洋集團不堪一擊，也使文人出身的黨內資深領袖汪精衛、胡漢民在他面前顯得那樣軟弱。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是一群文人中的軍人，但在軍人中，蔣介石又是和一群文人泡在一起的異數。和一般出身行伍者不同，蔣並不純為一介武夫。從5歲發矇，到19歲東渡日本，蔣接受了完整的國內經籍教育，其所處的江浙文化圈對外界變化又較為敏感，在同齡人中受到相對較多的近代教育影響。到日本留學后，投身孫中山的革命陣營，兼具革命黨和軍人的雙重身份。革命黨領袖孫中山極具書卷氣，他周圍的革命同志也多愛讀書，這對蔣介石難免會有影響。所以，蔣介石的軍人氣質後來改變了國民黨，但國民黨的文人氣其實也在熏染着他。

　　近代中國，沒有武力很難實現縱橫捭闔的英雄夢，同樣，沒有政治視野和抱負，也不大可能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下擊舸中流。

　　聖人夢

　　甚至，蔣介石比一般的政治人物抱負更加遠大，他不僅要做君，還想成聖。君師合一，是蔣介石衷心的追求。蔣介石的聖人夢在他實現對全國的統治后就開始發酵。

　　1928年9月，他在日記中反覆警醒自己：“立志以天地萬物為心，立品以不忮不求為心，男女飲食之間，尤首注意也。德之不講，何以革命，立功何為。必先立德，為民之法，為國之本也。”立德以為民之法的想法開始浮現。1936年西安事變前，蔣介石的聲望日隆，自信心空前高漲，日記中更明確了內心的企求：“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

　　如日記中所顯示的，蔣介石之所以如此希望成聖，期冀的是自立立人之道，即通過領袖躬行踐履道德歷練，身體力行，使四方景從，德化天下。蔣介石成長過程中，深受王陽明一脈的宋明理學熏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對他有着深刻的影響。他在相當程度上相信，道德教化可以提升人心，而人心的提升又促進社會政治的進步。

　　1932年，蔣介石在中央軍官學校作《中國的立國精神》講演，其中透露出非常明顯的傳統德化政治觀：“大學里講政治哲學基礎，講到後來，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身就是由本身做起；無論何事，必要由自己個人起……個個人能夠向上、愛國，個個人能夠知道廉恥、知道禮義，到這時候，當然國家會有秩序、政治會上軌道。如此，國家當然能夠成為現時代的新國家，然後能夠爭生存於現代的世界。”

　　面對利益分化、思想多元、日益趨於複雜的近代世界，蔣介石還在一廂情願期許着德治的光輝，不能不說，這種期待和時代趨勢太過睽違。所以，儘管個人的修身的確不無進展，但他所期望的效果卻不可能出現。作為一個面對空前紛繁任務的大國領袖，蔣介石如此期待自我的勘磨修行，多多少少倒是又讓人感覺到了軍人的幼稚和簡單。大陸兵敗之際，張治中曾上書蔣介石，不留情面地批評：“鈞座之思想，自底定全國以還，即漸有保守傾向，以致若干亟應改革之要政，受鈞座憚於改革之態度影響，往往因循不決，故本黨革命政策，始終不能表現於政治現實……鈞座為國家元首、革命黨魁，僅持儒家態度以謀治理，似不足完全適應今日之時代……此類抽象之道德觀點，一般人民尤其知識分子，甚至黨內之若干同志，咸認為老生常談，不能得到預期之政治效果與良好反應。”應該說，張治中的說法不能說是無的放矢。

　　無論是尼克松的評論還是張治中的批評，都道出了蔣介石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質，即保守有餘、變革不足，尼克松乾脆稱蔣為“保守的革命者”。保守而又革命，多少有些拗口，讓人懷疑尼克松定義的準確，不過，讀一讀蔣介石自己的表態或可發現，這一定義竟然意外貼切。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蔣介石曾明確宣示自己的革命觀：“革命是最真實的人生，絕對不是小說，革命不是彈指立現的空中樓閣，乃是一針一縷辛苦織成的織物。所以革命雖少不了熱烈的感情，但是革命的進行卻不能憑革命者的情感而蔑視步驟和程序……真正負責的革命者，要照着革命的環境是怎麼樣，胸中熱烈地燃熾着革命的目的，而行事要十分安詳十分仔細地按着時期和方略，一些不放鬆，一些不間斷地去干。這固然是沉悶，但是革命者能避免這個沉悶的苦痛嗎？”

　　當蔣介石把革命弄成“沉悶的苦痛”時，儘管其中不無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的現實顧慮，但和毛澤東掌握政權后仍然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大旗相比，抱令守律、規行矩步的思想特質仍然體現得至為明顯。觀察毛澤東，人們一眼可見的是“宜將剩勇追窮寇”，而在蔣介石這裡，常會看到的是他對政治對手的“手下留情”。追根溯源，這和蔣介石的“聖人”追求、愛惜羽毛和求穩的心態當然不會沒有關係。

　　過渡者

　　不過，政治人物的選擇不能離開個體的視角，但又切不可僅在其中看到個體。畢竟，更多時候，他們巨大的身影在改變着群體的同時，也被群體所塑造。所以，蔣介石的選擇其實還有着更深厚的背景。

　　看看蔣緯國晚年對其父親的評點，頗中肯綮：“我研究父親的一生，發現父親的哲學藝術就是‘化敵為友’，比孫子兵法里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高明。我常聽到很多人批評父親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消滅與他敵對的人，我認為如果父親要用這種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滅了。他從來沒有處於順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論在政府里或是黨裡面都是如此。他不過是高階的軍人，還在一大群軍閥裡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敵對的，可是他能夠與他們和平相處，最後是化敵為友，即或是不與他成為朋友的人，也不再與他敵對。”

　　來源: 《財經》 | 來源日期：2013-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