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背影

　　一

　　《施琅大將軍》似乎已經遠遠超越了那時歷史時期的上層建築，賦予了新的思想，激發了新的內涵，也讓當時歷史一系列人物在愛國的坐標上發生了錯亂。看了朱大可先生的《施琅”和“鄭成功”的歷史對決》，更讓引發我對施琅將軍的賣國者還是愛國者的思考？抵抗侵略、維護國家獨立與尊嚴，這是每一個愛國者的本能。可是回首那時歷史前後一百年來看，盲目排外與民族氣節、一味封閉與抵禦外侮、正常交往與卑躬屈膝、審時度勢維持對已有利的和局與賣國投降等等問題都交織在一起，讓人昏昏的理不清頭緒。這不單純只是“忠君”與“愛國”之間的模糊問題。由此歷史上的被受仰慕的愛國者都要登上質疑的審視台。以史為鑒，可知得失。引發一些新的思考，也不見得就是壞事。

　　歷史有的時候也常常出現絕妙的諷刺功能，看當時袁崇煥與洪承疇，誰個愛國，誰個賣國。袁崇煥之死可謂是繼南宋將領岳飛含冤受害之後的又一樁著名冤案。崇禎三年八月，袁崇煥肢解於市中心，京城百姓廣受蒙蔽，指忠為奸，惟有袁崇煥的部下佘義士冒死偷出其頭顱，掩埋在自家後院；可是那洪承疇呢？洪承疇是明朝萬曆年間的進士，到崇禎時已是兵部尚書，同時封為薊遼總督，崇禎把一個朝廷的命運都交到了他身上。崇禎十五年，督師與清軍死戰於松山，兵敗被俘，消息傳到京師，說洪承疇已經殉國，崇禎大痛，親自設靈祭悼洪的亡靈。

　　更有諷刺效果還是過了幾十年，清兵入關南下，洪承疇領兵鎮壓反清義士，抓到一名頭目夏完淳。

　　對夏完淳的審訊開始了，主持審訊的正是招撫江南的洪承疇。洪承疇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用一副溫和的語氣說：“我看你小小年紀，未必會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頭歸順大清，我給你官做。”夏完淳假裝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疇，厲聲說：“我聽說我朝有個洪亨九（洪承疇的字）先生，是個豪傑人物，當年松山一戰，他以身殉國，震驚中外。我欽佩他的忠烈。我年紀雖然小，但是殺身報國，怎能落在他的後面。”這番話把洪承疇說得啼笑皆非，滿頭是汗。旁邊的兵士以為夏完淳真的不認識洪承疇，提醒他說：“別胡說，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呸”了一聲說：“洪先生為國犧牲，天下人誰不知道。崇禎帝曾經親自設祭，滿朝官員為他痛哭哀悼。你們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說完，他指着洪承疇罵個不停。洪承疇汗如雨下，坐不安席。

　　1647年九月，十七歲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就義於南京西市；臨刑時，昂首挺立不跪，劊子手戰戰兢兢，不敢正視，過了很久，才持刀從喉間斷之而絕。

　　我們在秦淮名妓李香君、柳如是身上也可以找到某種品格。當浩浩蕩蕩的清軍入關，大明江山已經是雨打飄搖如風中蓮葉，可就在這樣一個低賤的妓女身上也閃着光點。這光點過了幾百年之後，我們不僅要質疑，是不是不知時務？是不是看不到歷史的發展？是不是某種愚忠？連同那文天祥、史可法我們也要質疑了。他們的愛國只不過是一個虛無的概念。我們敬仰的他們的的什麼呢？想來想去也只是那“氣節”。

　　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永遠伴隨着“打破壓迫－－反抗－－改朝換代－－新的壓迫－－新的反抗”的循環之中，直到鴉片戰爭以後被列強的槍炮激發了新的新代愛國意識。不樣的愛國意識重新的又詮釋了清明之交的歷史，在針對“台灣”這個燙手的問題上演繹了《施琅大將軍》，施琅大將軍就肩負了新時代對台灣的呼喚。新時代的新問題去審視那個時代的故事，也難怪電視剛剛上演不久，天涯網站上都立了頭條話題，“民族英雄還是賣國賊 ”兩方的辯論真到的白熱化的地步。

　　我們不妨先還原一下那時候歷史，自后金建立以後，那麼它和大明就一個兩個國家。皇太極改大清后對明朝邊界進行了一系列的大規模的戰爭，顯然就是侵略不是什麼友好訪問。只不過公道不是人心，是非全在實力。實力高的征服了低的站在高度，之後整合思想，進行新一論的詮釋。否則被打回去，如日本侵華一樣。那個時代國民政府與明末一樣是一盤散沙，他在這個時間進行侵略，只不過他被趕了回去。如果如清朝一樣征服了幾百萬平方公里的江山，那麼今後愛國又要被詮釋。大和民族也是一個新的大民族中的一個成員。

　　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佔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屈原、岳飛、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此被納入了國家英雄的光榮譜系；而一旦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則“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也即合法的統治者，而此後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

　　縱觀中國歷史，清朝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部分，元朝也是一樣。以至於有些人常回味道：“想當年我們元朝，那是什麼樣的版圖，其他的國家都算是什麼啊？”我想，凡是元朝版圖上的現在國家是不是都有這樣的感嘆。俄羅斯人也可以感嘆，“想當年，元朝那時候是多大的版圖啊。”

　　千年的歷史里，一個朝代被一朝代推翻，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征服．我們有的時候欣喜若狂，有的的時候痛心疾首，情感的認同成一個圓圈一樣，愛國的坐標不斷定位。

　　施琅在當時兩國之間，放去正統反統。無所謂投奔誰算是棄暗投明，只不過自己的一個厲害審視了。不過更殘酷的是他和“台灣”問題打上線，如果打不上，如洪承疇、祖大壽、范文程一樣很難在被提起了，也不用被推上輿論的審視台，掙扎於是非之間。他只不是過是一個歷史的過度人物，一個知道時務，不喜歡殺戮出現，期盼和平場面出現的一個和平將軍。

　　二

　　前些天電視里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說，“踢足球吧！看足球比賽吧！不看就不愛國啊！”不過我想這足球與愛國也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那頂多算是一個球迷。我當然希望中國足球在世界盃上能一展風光，不過有的時候這個獎盃只是一個面子的問題，試想一個人關注獎盃比人命都重要，是否算是愛國呢？也並非獎盃才能體現愛國，關鍵注重它的精神含義。有一個國家的一流足球運動員，嫌棄自己國家給的報酬太少，一股腦的去了西方、美國去一表風采，剎時間的身價漲百倍，那獎盃不知道有多少？這樣的人愛國是不是建立的錢財之上的，哪個國家給我錢我就給人踢，他有“祖國”這個概念嗎？愛球是好物，愛錢是好利。一個人僅僅以好物好利為人生目標，他心理能有愛國的概念嗎？自然也不會有什麼國際主義精神。

　　愛國思想和國際主義精神是不互相發生衝突的，都是建立在人道主義與宗教關懷的基礎之上。就有的人在祖國正能用到他的時候，他去國外，明明是自了漢，可偏偏把自己標榜成一白求恩式的摸樣，真是天大的可笑。他能像裴多菲是一樣發自肺腑的說道：“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我也不願離開我的祖國，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我還是喜歡，熱愛，祝福我的祖國。”這樣的話嗎？正如李存章先生寫道“不管一個人是雙重國籍，還是只擁有一個國籍，他的祖國只有一個，所以，我認為，‘愛國]’一詞，應該包含‘熱愛祖國’的內容，才夠全面。”

　　一個人絕不應該忘記最初補語自己的那塊土地，那塊土地，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她是那樣的神聖，不論她怎樣的貧窮，怎樣的落後。“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蘇洵語）“位卑未敢忘憂國。”（陸遊語）“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岳飛語）“苟利家國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語）

　　愛國是一種氣節，不過氣節有的時候不是一種愛國。有的時候讓人困惑，那是不是意氣用事。氣是一種浩然之氣，一種敢做敢為。節用禮儀衍生出來的君子不所不為，想那方孝孺死不從燕王，建文帝自焚后的第二天，朱棣登上了奉天殿，立即召見了方孝孺。沒想到方孝孺卻穿一身孝服，痛哭失聲來見朱棣。朱棣卻顯得大分地有忍耐，還是和顏悅色地請他起草一篇詔文。方孝孺執筆寫了，寫的卻是大大的“篡”字，並說：“萬世之後，脫不得此字。”朱棣聽了也沒發火，好言相勸說：“此吾家事。我請你來，是想讓你替我草擬一個詔文，告示天下。”“我不會！”“你真的不會？“真不會！”方孝孺便是罵不絕口。朱棣再也坐不住了：“你不怕殺頭株連九族？”“滅十族也不怕！”

　　撞死華表柱前絕命詞云：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死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仇，奸臣得計兮謀國為囚。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有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可是這種死讓後人如何評價呢？他的節重於他的氣。對知識分子這種種表現，也可以理解，但是那時候一個東湖僬夫，日負薪入市，口不貳價，聞燕王即帝位，慟哭投東湖死。而溫州樂清亦有樵夫，聞京師陷，其鄉人卓侍郎敬死，號慟投於水。二樵皆逸其名。（可見明史卷一百四十三列傳三十一王艮廖升等）真是荒誕中帶着幾分自嘲，他們的死是為國，還是為君呢？

　　在解放前，中華民族在西方人眼裡是一個劣等民族，有些國外華人也是自卑不尊。吉洪昌將軍被國民黨政府派美國考察，在國外，人家總問他是不是日本人，他就生氣地寫了一塊牌子掛在胸前，牌子上寫着“我是中國人！”五個豪邁的大字。那牌子上的字雖然不會光照史冊，但是現在想來，也是歷史的見證吧！那個牌子不是為是什麼政府為掛的，而是為一個民族。現在想想這個故事讓人振奮，可若回到古代，勢必會是“我是大唐人”、“我是大宋人”、“我是大元、大明……”這樣的稱謂，也難免不讓交替中的人出現情感的錯亂，讓人這麼去審視這樣的個變更，那麼“我是中國人”這個概念一出，我們不會被政府的變更而在國家的情感上出現分裂，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我是中國人”。

　　在世間上唱的最響亮，最持久，最令人振奮的就是愛國者之歌。沒有祖國，就沒有幸福．每個人必須植根於祖國的土壤里，為祖國，為人民謀福利。一個漂泊者走到哪裡都要思念自己祖國。

　　一個愛國者愛最初哺育自己的那塊土地，關心那裡的民生、民權、民主，以及代代相傳的優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