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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_3000字

分類:高二作文  字數:3000字  編輯:小景

1977年高考 標籤:高考作文 2027年作文

一九七七年底,我接到了複員通知后,心急火燎地立刻回到北京,在北京海淀區復轉軍人辦公室接上關係后,馬上找到了我的“發小兒”們,用複員費請他們在“老莫”狠撮一頓,不過,與其說是我請他們,還不如說是我自己想要解饞。酒過三巡,就我個人的前途,大家開始七嘴八舌起來。他們之中有的人仍穿着軍裝,對我執意離開部隊表示不解,認為我在部隊“提干”的機會大大的。有人建議我要立刻行動起來,疏通復轉軍人辦公室的關係,一定要進一個好單位。還有人乾脆說,他負責給我先找一個“婆子”(女朋友),散散心。顯然,他們都沒有猜中我的心事。那時,軍隊大院的孩子們對“恢復高考”一事並不敏感,特別是軍隊幹部子弟,文革十年期間,大都進了“紅色保險箱”,參軍走人,避免了“上山下鄉”,這是當時許多青年夢寐以求的“理想之路”,但軍隊幹部子弟“手到擒來”,因此對自己的前途沒有別的太多想法。就在我自願複員之時,軍隊大院還颳起了一股集體“走後門”參軍的“旋風”。許多正在上高中的孩子,甚至上初中的孩子,一夜之間被父母送進了部隊。據說,次“走後門”還引起了社會大眾的不滿,許多人寫信給當時如日中天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告御狀。其實,此時的中國已經在大變革的前夜,那些“走後門”的父母們還停留在文革時期的思維慣性之中,把自己正在讀書的孩子實實在在地給“耽誤”了。 

  我個人對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前途不可能有什麼“高瞻遠矚”,但我從廣播中聽到了從一九七七年開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的新聞時不盡怦然心動,知道這是“中央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我完全有機會上大學。自我一九七三年經過考試被選拔上了高中,上大學的渴望就成了我心中揮之不去“魔咒”。我瞞着父母,打了申請複員報告。不過,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已經來不及參加了,回到北京后,馬上投入到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複習之中。 

  如何進行的高考複習,我現在記憶已經模糊了,但一九七八年高考前後在我眼跟前的幾件事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 

  首先是高考報名。一九七八年,文革已經結束將近兩年,但文革餘毒遠未肅清,高考報名仍需要進行“政審”,在報名表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然後由考生所在單位“審核蓋章”方能有效,才能夠領取“准考證”。就此一項,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拒在了大學校門之外。我屬於“根紅苗正”,但也遇見了尷尬事。我拿着海淀區復轉軍人辦公室同意我參加高考的證明信到海淀區教育局領取了“報名表”,然後隨一堆人站在院中聽教育局的人解釋如何填表。此人“大義凜然”地說道:填“家庭出身”一欄必須填寫祖籍的“出身”,也就是填爺爺是幹什麼的。“社會關係”一欄,必須如實填寫“海外關係”(那時,有海外關係可不是什麼好事。),隱瞞或“漏填”,一經發現取消“考試資格”。許多人對此人的說法不以為然,我也是其中之一,特別對填寫“家庭出身”,我向他提出了異議。我說:“我從小到大填的都是”革命軍人“出身,參軍也是如此,怎麼到你這兒給變了?”此人並不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強調這是上面的“規定”,不按“規定”辦事,參加不了“高考”自己負責。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只好回家問父親早已死去的爺爺是什麼“成份”。父親告訴我,爺爺是“小手工業者”,比“小業主”要低,屬於“半無產階級”。其實,解放前我爺爺活着的時候,在四川農村老家守着自己的一個破鋪子,乾著替人編竹筐之類的手藝活兒,連人都雇不起,窮苦之極,否則,老爹也不會跟着紅軍跑了。我按不知哪家的規定,在“報名表”中“家庭出身”一欄填上了“小手工業者”。那時,我心裡極為搓火,想到自己從正宗的革命軍人出身變成了“小手工業者”出身,氣就不打一處來。 

  我是在現今的“人大附中”(那時以數號排列,叫xxx中學)參加高考的。高考的那三天正值盛夏,天氣炎熱。進入考場前的那一刻,學校操場站滿了考生,那是一幅奇特情景:從年齡上看,有年僅十七八歲的應屆高中生,也有年過三十的“老三屆”高中生。從經歷上看,一些考生還是稚氣未脫的半大孩子,而有的人已經老成地滿臉“滄桑”,在農村,在工廠,有了相當的閱歷。從關係上看,那些十七八歲的應屆高中生相互之間打打鬧鬧,咋咋唬唬,他們之間的友誼顯得那樣純潔。而那些年齡在三十左右的考生大都自己孤獨地站在那裡。我清楚的記着,有一對夫妻緊緊的站在一起,男的只買了一瓶汽水,執意地遞給了女的,自己喝着“軍用水壺”里的白水。那時,這種“夫妻檔”的考生並不少見。不過,所有考生的眼神都帶着一種渴望,希冀着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還記得在我所在考場出現的一件趣事。高考的第一天下午,考試將要結束時,坐在我後面的一個女生突然驚恐地大叫起來,着實地把我嚇了一大跳。她語無倫次地喊道;“我的手錶丟了,手錶丟了!”那時,對於青年人來說,手錶可是“奢侈品”,沒有參加工作的人,一般是沒有手錶的。我從參軍到複員也沒有自己的手錶。為了高考,母親才把她的“老英格”暫時借我。如果誰真的把手錶丟了,那可是件大事。在考場監考的老師迅疾地走過來幫助那個女生尋找,我是不敢回頭的,生怕成為偷看偷抄的“嫌疑犯”,直到老師要我站起來,我才側身回頭看了一眼。這一回頭不要緊,我發現手錶結結實實地戴在這個女生的右手腕上。據我分析,此女生一定是把手錶先放在了桌子上,以便利自己掌握時間,然後不知不覺中給戴在了右手腕上,過了一會兒,又習慣性的往左手腕去看手錶,突然發現沒有手錶,於是就大喊大叫起來。這件事本身是小事一樁,但從這個女生如此失態的表現就可看出當時參加高考人們的心情:緊張,緊張,太緊張了! 

  這還不算完,高考的第二天又出事了。上午考試完畢,我隨着人群一路出了“人大附中”,騎上自行車向海淀鎮方向奔去,我發現前面有三個騎着車的女孩兒正在唧唧喳喳地討論上午的考題,我悄悄地跟了上去,無非是想聽聽她們有什麼“正確答案”,以驗證自己的考試“成果”如何。當我們騎車臨近海淀鎮東口時,突然一輛手扶拖拉機向三個女孩兒衝去,一個女孩當時就給撞出去了兩三米遠,我反應較快,但也摔了個“狗吃屎”。那時的海淀鎮東口與中關村隔街相望,為一個大三岔口的一端,交通事故層出不窮。等我緩過勁兒來,發現那個躺在地下的女孩兒滿臉是血,而開手扶拖拉機的人正沖另外兩個已經驚呆了的女孩兒和我叫罵。我立刻血往上涌,上去就扇了那個人一耳兒刮子,我那時並不是為了幾個女孩兒打抱不平,而是為了那個開手扶拖拉機的人太不講理,同時也為了他罵我。混亂之中,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大喊“救人,救人!”,這時我才發現那個躺在地下的女孩兒坐了起來,她的兩個同伴兒看到那麼多血,不敢靠近她,我只好學了回雷鋒,把這個女孩兒背起來,送到了就在旁邊的海淀醫院。醫生護士忙裡忙外之時,我把“精力”全都放在“處理”我那件染滿血跡的襯衫,等我完事後,突然發現就我一個人“陪”着這個受傷的女孩兒,她的兩個同伴兒不見了!當時我真想撒腿就跑,誰都知道下午的高考耽誤不得。就在我猶猶豫豫地過了約一個小時后,那兩個女孩兒回來了,她們帶來了那個受傷女孩兒的父母,最使我感動的是,其中一個女孩兒居然想着給我帶飯來,因為直到此時,我們之間還互相不知叫什麼名字呢。我兩三口就扒完了飯,立刻返回“人大附中”,不顧炎熱,蹲在大門口外旁邊看複習資料,其實就是想讓自己腦子靜一下。下午的考試很快就過去了,當我出了大門口,立刻大吃一驚,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個受了傷的女孩兒,她滿腦袋上都是繃帶,我做夢也沒想到她居然還能來參加考試,她腦袋上至少縫了十針,這也太玩兒命了!三個女孩兒正等着我,向我再次表示感謝,並向我要我的姓名和單位。我給了她們我的姓名,但告訴她們我是複員兵,還沒分配工作呢,沒有單位,考大學也是給自己找找出路。這裡沒敢說實話,說自己特想上大學,主要是害怕自己考不上。據說,七八年高考錄取率是百分之一,也有人說是三百分之一,反正能考上就猶如“中了舉人”。我對自己能否考上一點兒信心都沒有。 

  考試結束了,我和一幫“發小兒”們開始忙着在各軍隊大院穿梭,看“內部電影”。那時特別流行“內部電影”,其實就是看許多不能公開放映的進口電影。我記得我看的第一部“內部電影”是“巴頓將軍”。還是我母親提醒我“發榜”的日子就要到了。我記得我是按規定下午去的海淀區教育局,我根本擠不進發“成績通知單”的那間辦公室,只好就在教育局院里傻站着,這時我聽見背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頭一看,原來是被手扶拖拉機撞傷的那個女孩兒,她頭上仍淺淺地圍着一圈兒繃帶,不過看上去已無大礙,和她在一起高考的那兩個女孩兒也在,她們笑得臉上“陽光燦爛”的,不用說,肯定是考上了。這下我真的心虛了,只想她們趕快走,萬一我沒考上,有點兒“丟份兒”。不過,她們非常想知道我是否過了“錄取線”,一定要等我拿到“分數通知書”。我沒轍了,硬着頭皮擠進了發“成績通知書”的辦公室。等我領了通知書出來,見到這三個女孩兒,嘴裡一直說成績肯定不行,然後一咬牙拆開了信封,我一看分數,有點兒發傻,成績比我想象的不知高出多少,不僅過了“錄取線”,而且上重點大學也絕對沒有問題。幾個女孩兒看了我的成績也露出了驚訝地表情,似乎也有點兒不相信,不過她們是“以貌取人”,覺得我怎麼看上去也不象能夠讀好書的“書生”。一九七八年,年輕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是陳景潤式勤奮苦讀的“書獃子”。我分析,自從我扇了撞她們的那個開手扶拖拉機的人一耳光后,她們從心裡就把我從“讀書人”的隊伍中“開除”了。不過,我看得出,她們還是替我由衷地高興。我們開聊起來,這時我才知道她們都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家就在中關村附近,同一個中學畢業,然後在北京海淀郊區農村“插隊”,她們放棄了回城工作的機會,一心就是要考上大學。我永遠不能忘記,最後那個受了傷的女孩拿出了一個日本造的“電子計算器”,一定要送給我。一九七八年,“電子計算器”在中國絕對是“稀罕物”,估計是她父母誰出國帶回來的。我接受了她的禮物,並且將這個“計算器”保留至今,以做為我們這一代人奮鬥向上的“見證”。自從這一天後,我再沒有見過這三個女孩兒。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我真希望她們之中有誰能看到我這篇回憶,當然,也許這只是一個“白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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