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處走

　　讀了還想再讀，打開了又合上，合上又想打開。活着的劉高興和死去的五富讓我同情，讓我傷感。妓女孟夷純和劉高興蕩氣迴腸的愛情令我憐憫，令我敬畏。人常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但往高處走的畢竟是少數而往低處走的人卻像潮水一樣，走了一茬又一茬。

　　看着自己寫下這個題目時我的心就慌了起來，手中的筆也開始不聽使喚了，緊接着兩手就開始冰涼了起來，又感覺頭髮也一根根豎起來坐在木椅子的身子也開始左右挪動，霎時間屁股好象被疙針扎了一樣坐立不安。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靈魂已出竅。古人說，文章驚恐成，難道真有此事！於是抬頭仰望貼在書案上方自書的那幅“靈魂”二字。見立在“雲”字身後的“鬼”正在看着我笑。又有古人說，“百鬼猙獰”。難道我前身是“鬼”投胎不成。在香煙裊裊和熱氣騰騰的茶香中，我頓時明白起來畢竟自己至今從未寫過一篇小說，而且還要厚着臉皮指東道西。陝北人常說，“扁擔量逑——你冒舞哩。”儘管有以上的顧慮但我仍是斗膽對小說《高興》作評述，望賈平凹先生見諒，並給予批評指正。

　　說句心裡話，小說《高興》勾起我少年時期的一段拾荒夢。在那段清苦而有快樂的日子裡我學會自強、自立，懂得了人情世故，知道了社會的複雜。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1989年自幼撫養我的外婆在那個躁動不安的夏季歿了。轉眼間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我成了孤兒，暫寄住在兩個舅舅家。學潮過後我離開生活十二年的稍木側溝村，大姨和大舅將我送回我的新家——甘肅玉門（父親和母親是50年代時支原大西北是去的）那時老家的學校教學質量差我又是個搗蛋鬼，所以學習也就沒了樣子，成了村裡有名的街（讀成：gai）溜子。回到玉門，母親送我到學校去報名，校長李見我字寫的難看，學習基礎太差堅決不收。校長李還說，我們的學校是全市最有名的學校，這樣的學生若是進我們學校上學會拖他們的後退，影響他們學校的名聲。為了我能進這所全市有名的學校上學，母親三番五次地去學校給校長李說情送禮，又託人走後門，費勁了周折校長李才算勉強答應收下我這個差學生。因為我在老家耽擱了上學時間，所以就比妹妹低了一級，妹妹在四年級，我在三年級。上學一個月後，原本已經退休的父親突然去大姐鐘錶門市部值班了。後來我知道父親那時每月的退休工資只有300元而母親更是少的可憐每月只有150元退休工資。為了能繼續供我們子妹倆上學，父親託大姐給他找份看大門的工作。大姐就去她們單位領導說情，（那時大姐在玉門市輕工機械廠工作）讓父親到鐘錶門市部值班。廠里領導知道父親是個為人忠厚老實耿直得人。當下就同意大姐的請求，讓父親在他們門市部值班，值班費每月80元。

　　大姐上班的門市部坐落於玉門市中心大街上的一棟八十年代蓋起的二層青磚樓房。一樓是門市部，木門、木窗，水泥地板。咋看上去和老家的土產門市部沒什麼兩樣。走上二樓是分別設有活動室、黨委辦公室和門市部主任辦公室。透過主任辦公室的玻璃木窗戶可以看到裡面辦公桌椅是新的，桌子上放着一部紅色的電話很刺眼。在靠窗戶另一側立着一個五層書櫃裡面擺滿了花花綠綠的書。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這麼多得書。在通向二樓樓梯的拐角處有一間約30平米房子，這是門市部專門存放貴重手錶的地方，是他們的金庫。靠東面的牆根下放着兩個藍色的保險柜，櫃門上那不鏽鋼的密碼鎖像羅盤一樣爬在上面紋絲不動。西邊的窗戶下支着一張鐵架子床，架子上是一塊厚厚楊木床板，床板上鋪着父親從家裡帶來的羊毛氈和被褥。南面牆上開着兩扇窗戶，窗戶外邊用指頭粗的鋼精焊了護欄，看上去像公安局拘留室一樣。窗戶下放着一張橘紅色木頭長方桌，桌子的一頭擺有一台14英寸日本“富日”牌彩色電視機，沒有安裝閉路線只能收看三個頻道。另一頭整齊一排暖壺，暖壺都是統一個牌子“上海牌”。父親每晚都要用茶壺燒開水然後將這些暖壺逐個灌滿，專供第二天門市部營業人員上班領用。樓梯下的拐角處是自來水管，金黃色的水龍頭下放着一口大水缸，水缸盛滿了水，清澈見底，人過去就照了鏡子。有時幫父親燒水當我走到水缸前舀水時，父親就笑着說，瞧你那鬼樣子！樓門後邊有個四周用水泥牆圍成的土院子，院子中間一塊用磚頭砌出的長方型花池，原本是種着各種花草的，可父親來了后就改成菜地了，父親說種花不如種菜，花只能看不能吃，菜即能看又吃。父親把種好的菜一半拿回了家裡，一半分給了門市部的主任和營業員。門市部的人高興得說，父親是把種菜的好手，種出的菜比市場上買的好吃。只有我知道父親種菜是不用化肥和農藥的。樓東的牆根下整齊的碼放着父親從垃圾箱拾回來舊紙箱、舊書、各種飲料瓶、塑料瓶和啤酒瓶等破爛。這就是我第一次去給父親送飯時，父親領我參觀他的值班室，沒想到後來便成了這裡的常客。

　　那時父親65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但父親很樂觀。他對我說，這比在舊社會給地主攬長工強多了，活又不重，人又清閑還能拾破爛，掙點喝酒錢。父親說的輕鬆得意，而我卻聽的傷心難過。後來小妹告訴我說，父親將自己的工資全部交給了母親，自己每月只拿80元的值班費和他拾破爛賣的來幾十元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寒假剛放，母親就對我說，這個寒假除了完成寒假作業之外，還要跟你大一起拾破爛也好交明年的學費。應該讓你到社會上去鍛煉了，你大12歲就開始給地主家攬工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早點到社會鍛煉將來工作就有經驗了。母親是共產黨員，是學習《毛澤東語錄》的積極分子，平時在家裡教導我們開口閉口離不了《毛澤東語錄》。

　　從那天起，早晨我認真做完當天的寒假作業，下午就跟着父親推着小三輪車走街串巷地拾起破爛來。我們的三輪車並不是腳踏三輪車，而是手推三輪車。母親說，這是她當年在百貨公司當經理時委託鋼窗廠的王經理訂做了這輛小三輪車。小三輪車並不大，三角鐵焊就的鐵皮車斗，2.5公分自來水管焊就的車把。車斗前面兩個膠皮車輪，後面中間一個小車輪。車身是淺藍色的，看起來笨重但用起來卻輕巧靈便。我推小三輪車走在前面，父親跟在後面，車斗里放着根繩子和用來扒垃圾的小鐵鉤。就這樣一老一少，父子二人穿梭在玉門的大街小巷。俄大說，廢、鐵、銅、鋁和書報我們很難拾到，多數都收破爛的河南人給拾走了。河南人賊的很，我們打不過交道，我們只能拾紙箱子。雖然俄大已年過六旬的老漢了，但走起路來背不駝，要不彎，氣不喘，一股風。這是父親在戰爭年代鍛鍊出的結果。我們每拾滿一小車紙箱，父親就用繩子捆成捆高高的摞在車上，最後用一根尼龍繩子捆了車。父親在前面拉，我在後面推着直到終點——父親值班室的院子。每到星期天，我們就將這六天拾來得廢紙箱拉到廢品收購站去賣。廢品收購站有個姓劉的女人，看起來五十多歲，小鼻子小眼，個子道是很高，燙着捲髮頭，額頭前的頭髮用電吹風吹的高高的像個鳥窩。兩耳戴着對金耳環，嘴上搽着口紅；見有人賣破爛來抿嘴就笑。她認識父親，也知道母親所以稱總是稱的高高的，從不敢在稱上搗鬼。我們每次賣完破爛回來，父親的臉上總是露出高興得意的笑容，一路上見了熟人就打招呼。要是我們早晨去賣，回來時父親定會帶我到街上牛肉麵館吃上一老碗牛肉麵。那時侯我已經感到是很滿足、很幸福的事了。

　　玉門市區座落在祁連山北麓前山坡沖積扇面的石油河畔，面積18萬平方公里，地勢南高北低呈西南——東北走向。海拔2100米至2600米，完全是座山坡上的城市。於是當地人就編了順口溜說，玉門三大怪；自行車比汽車跑的快，襯衣穿在毛衣外，姑娘比小伙壞。

　　“自行車比汽車跑的快”是說，玉門市區在祁連山坡上公路就成滑梯型一樣南高北低，所以居住在玉門市區人無論是市民、工人、農民、還是學生都是不騎自行車，也不會騎自行車。石油工人上班下班都有班車接送。市民們去商場購物、市場買菜都乘坐公交車或步行。不過有一種人除外，就是郵政局送報刊信件的投遞員，每天早晨投遞員的小夥子們人手一輛綠色自行車，身穿青一色“中國郵政”綠色標誌服，每輛車后掛着裝滿郵袋的報刊信件。然後八點整準時齊刷刷的從郵局大門騎車出發，除了大門就是坡，一股子風直衝而下景色很壯觀，常常引得路人停下腳觀看。等下午送完信回來早已沒有早上那股威風了一個個累的臉紅脖子粗滿頭大汗叫爹罵娘。他們就這樣一年四季自行車風雨無阻的在這座山坡上爬來爬去。我在郵局工作的那幾年，空閑時就常去投遞班和投遞員嘮嗑。因為大家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後生都能談的來，常常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一陣子。啥事干久了就成了行家，成了本事。這幫人裡邊有個叫曹正的小伙，個子不高但比我高，人雖瘦但比我胖，我唯一的優勢是比他白，所以他經常開玩笑叫我“小白臉”曹正在郵政局送信已經八年了是郵政局投遞班裡的元老了。時間長了，他就練就了一身騎自行車的絕活。下坡時，他雙手脫開車把只用左腳踏板，騰出右腳來控制方向，然後兩手插進褲兜里口裡吹着口哨，一路上很是威風。每次見了我糾纏着要我給他寫篇新聞報道出去。在我即將離開郵政局時他的這手絕活終於被《石油工人報》刊登了，稿子是我寫的可惜沒等他看到，他就辭職回老家種地去了。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