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朝霞：三.春節1970

　　回望朝霞

　　那年在省里開會，兩人一室。和我同室的，是位長者。本是同行，彼此認識，知道他姓李，但不熟。我年輕，故以“李老”呼之。 晚上沒事時，總有兩位與會者來找李老閑話。他們和李老年齡相仿，似乎曾在一處工作過，且極投合，後來才分開的。那次開會，久別重逢，當然聚談：說別後，漫敘舊。我本想去找我的同會朋友，但聽得三老敘舊，就不想離室了。他們訴說的多少往事，我不曾聞見，很覺新鮮。又是多年過去，我仍記得三老敘舊的片段。

　　三. 春節 1970

　　1969年初冬，蘇各庄駐有五人工作隊，我在其中。那時人們都知道，吃工資而又當工作隊的，十有七八是“問題人”。我這“臭老九”來農村，不過換了個被監督改造之地，仍是異類。曾是公社幹部的工作隊長老魏有一天吩咐我：“你能寫會畫，去把大批判專欄搞出來吧。”我就因為畫了“黑畫”才挨斗受辱、不人不鬼到如今，現在又讓我寫畫，不禁心驚肉跳。老魏看出了我的心思，道：“你不就那麼點事兒嗎？別老前怕狼后怕虎、給自己上綱上線的。干吧，有我呢！”這話又讓我感受到了“同志”式的溫暖。然而從前我也被“同志”溫暖過，但“文革”伊始，“同志”就立即翻臉。面對象要咬死我的憤怒嘴眼，我這理想主義者驚慌了，但更多的是迷茫：天地怎麼竟如此翻復？霧中之影是山還是幻？我分不清雨和霰，認不出方與圓。“毛筆抄寫稿子，我行。”我怯怯地問：“誰寫稿呢？”“叫村裡上過學的小青年寫。你寫個開頭話，我看看就行了。”小青年們倒爭相寫稿：既不幹農活，又拿滿工分。無奈稿子少，我正發愁，忽然村裡來了一群j市“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

　　我去幫忙安置這二十多名知青，心想，今後不愁寫稿的少了。知青們聽說我家也在j市，就很親切。我這大青年也喜歡這些小老鄉，幫他們收拾屋子，教他們拉風箱燒柴灶做飯、暖炕、挑水。但多餘的話，我不講。他們有事願意找我，但我的處境如此，好些事，我不敢、也做不了主。慢慢地，知青們看出了門道，我與他們之間也就鄉情淡薄了，只有小盧例外。小盧叫盧孟范。有一回在田裡積肥放歇時，小盧在棉襖外的腰間sha着一條圍巾，拿了鐵銑湊過來，和我並肩坐在地上。他拉家常似地先說了他在j市的住處，又問了我家的地址。“我認識你。你是畫家。”他忽然小聲說，“我看過那年油畫聯展上你的畫。”我嚇了一跳：他要幹什麼？！“我特愛畫，是學校美術小組的。插隊后我還畫了些速寫······”我稍許放心，但仍警覺着。聽他的意思，或許是想讓我看看他的畫。我敢嗎？畫兒，一碰就有揭痂流血之痛。想到自身的境遇之痛，我無語，只是默默地吸煙，一口接一口，讓痛苦隨煙吐出，憑風散去。不知這風裡又有多少痛苦，從哪裡來，散向何方，對誰訴說，但我分明聽見了那凄苦的低語。苦則苦矣，苦而不可吐，駱駝反芻似地一再慢慢咀嚼，細品苦之味再咽下，尤苦。我望着凍雲壓地的遠天，不知何處是盡頭。

　　大批判專欄出了兩期，已近1970年春節了，但嚴寒依舊。我回家過春節時，已是蠟盡之夜。未婚妻已離我而去，唯母親把風雪夜歸的我迎進屋來，拂去我身上的雪花，攥着我的手，問我在“文革”中的情況。我以“受了點衝擊，沒事。”慰之。母親放心了，眼裡含着淚花說：“以後咱可再也不畫畫了。”我堅信，如果需要，拚死也要為兒子辯白的，只有母親。我守着母親，絕不走親訪友，力避與鄰閑話，學會了在家說話也低聲。我須盡量縮微自己，最好如樹上的螳螂繭，隔斷裡外，不見紫陌紅塵，不聞冷雨凄風。這天，母親不在，我正在家裡悶坐，盧孟范來了，拿着一合點心、一捲紙。不好，我知道他的來意。悔不該當初把住址告訴他。這小鬼頭，插隊不久就打聽了我的底細。“老師，過年好？”小盧一進門就說，“給您拜年了。”我慌亂道：“別，別，我絕不是老師······不是······”“在村裡我就想請教您。知道那叫您為難。不瞞您說，原來我一心想考中央美院，現在考不成了，就當業餘愛好吧。我沒事就愛畫。在村裡幹活回來也畫，一畫就什麼都忘了。您說，一個‘修理地球的’，這是走火入邪了吧？”他話鋒一轉，“我拿來幾張畫，畫得不好，麻煩您，千萬給指教指教。”我本不想看，更不敢“指教”，但他打開了畫卷，遞到我眼前。素描和水粉寫生外，居然還有幾幅自創的插圖。我不由得一一翻看，雖有缺欠，但這個知青對形色的感受、造型能力和創作力卻出我意料。他考美院絕無問題。這小青年極具藝術天分，又對藝術痴迷如此，可愛可敬。小盧，似乎也讓我看見了我那久違的世界：遠芳連天碧，山竹滴翠青。海浪與林濤交響，蛇電共霹靂奏鳴。色彩詠嘆，生命問天。這世界讓我驚喜，於是我湊近小盧，想對他的畫深細評點，同時一發宏論。然而 ，乍爆的一聲天雷驚醒了我：別忘了你的處境！我傾刻癱軟，一面“牆”倏地立在他我之間：小盧以後會“反戈一擊”我么？口蜜腹劍、過河拆橋、落井下石等法術，我還沒領教夠嗎？這年頭，母親之外我還能相信誰？見小盧期望地看着我，我只道：“畫得很好。”“您看，哪裡不好呢？教我的美術老師回原籍了。好容易遇見您這專家，您就是我的老師了。我知道您的困難，但我不是機會主義。在學校我是‘逍遙派’：別人造反我畫畫。現在，您要是不教我，叫我請教誰去？”雖然憐惜他，但為自保，我現在必須吐真情，以斷其近我之念了。“我本來是搞技術的，業餘畫畫。誰知畫出了問題——黑畫。陶醉於海市，迷途於真實。我把顏色扔了，紙、布、畫框、畫筆都燒了，發誓以後絕不畫畫！絕不近畫！絕不談畫，絕不涉畫！免得害人又害己，遺患無窮！”我忽而自覺失態，就說，“原諒我，小盧。我沒資格教你。原諒我。” 小盧失望地走了。然而我極不平靜：很想疏遠他，又想親近他；既感擺脫之快，又覺負人之疚。不教就不教吧，說那些激憤又危險的瘋話，就不怕傷了他？為自保而傷他人，在“文革”的逆境中不是個例。現在，我也身在“例”中了。日久見人心么？無需日久。攸關之時，立見人心。我自罪，自恨，繼而自悲：我在小盧的身上，看見了另一個我，一個理想主義者背面的我。

　　春節后，我一回去即被調到別村。後來，“文革”禍滅，“播亂返正”，我以清白之身恢復了工作。又聽說知青都選調進城了，但不知小盧的去向。我找蘇各庄支書打聽小盧，不果。回j市探母時我找小盧，卻忘了地址。和平區再大，我也要找他。恢復高考了，我要為他考美院儘力，也為我的負罪感減壓。試找過多次，都無下文，我只好死了這條心，背着罪疚的十字架，默默懺悔。盧孟范，你在哪裡？你還想學畫么？還要考美院嗎？現在我能教你了！我敢教你了！原諒1970年春節我對你的冷漠，能原諒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