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錢的記憶

　　關於錢的記憶

　　《讀者》2014年第一期，老愚在他《關於錢的記憶》文章中，詳細地講述了一段他小時候賣雞蛋的親身經歷，十枚雞蛋居然賣出一塊錢的高價，勾一毛錢一個，頂大人一天的工錢，買主走後，他拿着一塊錢的大票，衝著太陽，眯縫着眼盯着正面那位開着拖拉機的小媳婦可勁看，說人家“宛若天仙”，我覺得有點懸，又不是開奔馳開寶馬，至於嗎？可見小孩子家家的，眼淺那是肯定的。

　　比起老愚，我的第一筆收入也不孬，兩條草根換一斤糧票。

　　南方的夏天，小孩子最願意玩的兩個遊戲，一是游泳，二是釣魚。

　　游泳一般都得等到下午五六點，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不等褲頭完全褪下來就往水裡撲騰，水性好的一個猛子紮下去，潛出五、六米遠，下水的，上岸的，清一色地光腚；也有不少淘的，專門挑正午時下水，摸過對岸，乘瓜農午睡間隙，偷偷抱了幾個大西瓜，踩着水回來，那風頭完全蓋過《渡江偵察記》里的戰鬥英雄，西瓜抱上岸，先捶后掰，掰多大塊，就吃多大塊，人人有份。

　　夏天野泳的孩子，後背脫層皮是常有的事。

　　小孩子釣魚有一搭沒一搭，屁股坐不穩，沒有常性。魚竿也簡單，班級搞衛生的大掃帚，隨意抽出一根，掐枝去葉，就能湊合著用，家裡縫被子的粗棉線，團出兩米，一頭綁在魚竿較細的那端，另一頭再拴上一個魚鉤，魚鉤自製：大頭針放進嘴裡，用牙齒別，別出來的魚鉤，有好看的，也有不好看的，跟寫毛筆字差不多，我天生嘴笨，彎鉤老是彎不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嘴唇子扎破出點血，用嘴抿抿，不礙事。小孩子用的魚食，一不用蚯蚓，二不用面窩窩，隨便系根草就行，當然也有用蚱蜢的，蚱蜢是活物，下竿后，蚱蜢牽着棉線在水面上一蹬腿，正好逗草魚上鉤，草魚在我們那叫草根子，差不多兩手乍那麼長，午晌的工夫，釣五六條草根子上來，稀鬆平常的事兒。

　　外公曾告訴我“春釣士霧夏釣早，秋釣黃昏冬釣草”的口訣，在這裡根本用不上。

　　釣上來的草根子，用紅薯條穿了腮綁子，拿到大堤上去現賣，新鮮得很，走過路過的也有感了興趣，買了回去紅燒的，一筷子長的魚，至少能換上一毛錢，可我那天不走運，遇見一個沒錢的主，兩條草根子，好說歹說只給了我一斤糧票。

　　仔細打量這張有些皺皺巴巴糧票，感覺比兩分錢的紙幣窄了許多，揣好了回家，一路上生怕弄丟了，時不時地還用手去摁摁。

　　當天晚上，我用這一斤糧票跟母親換了一毛錢，臨睡覺前，我跟母親直嚷嚷：“明天早晨上學，不用給我預備早餐，我要去買麵包吃”。

　　那個晚上，我睡得特別香。

　　第一筆意外之財：撿了一摞子錢，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是多少。

　　小學一年級，我是在鄉下外婆家念的，學校是一個二層樓的小木屋，木格子窗戶上糊一層黃色的牛皮紙，淘氣的孩子有時捅一個窟窿眼，被告發后是要挨老師手板的，真打。木屋下邊有一口池塘，三五個堂客蹲在那洗衣服時，用一根腕口粗的短木棒子在青石板上捶着洗，偶爾還有放牛的娃把牛牽到池塘里，讓牛自己泡澡玩，牛尾巴時不時地甩到它自己的屁股上，“叭叭”響，說是在打牛虻子。

　　小學一年級語文課，生字練習時用小田字格，我們用的是毛筆，從來沒使過鉛筆，更沒見過鋼筆，大多同學的硯是家裡打碎了碗底，扣過來用，這種破碗底樓下的池塘邊，水淺的時候多得去，村頭溪流里也能摸得到，運氣好的話，還能撿到青花瓷，至於是明清還是唐宋，只有北京故宮的鑒寶專家才能知道。墨石是極便宜的那種，成方條，每天寫毛筆字前，我們都要跑到樓下的水塘邊弄點水來硯墨。

　　每到年關，南方農村早早就有了過年的氣息，好多人家都在忙着殺豬宰羊，打糍粑。鄉里做裁縫的、蹦爆米花的都得提前約，一個村子一個村子來。

　　爆米花是小時候我們最願意吃的零食，香香地還帶點甜味，上學前裝一把放在外衣口袋裡，一粒粒地吃能吃好長時間，當然爆米花抓一小把丟進嘴巴里，連吃帶嚼才更爽。爆米花這東西怪着哩，好象是永遠吃不完，不管你什麼時候去口袋裡倒，總能倒出點殘碴來 。

　　蹦爆米花的老頭每次轉回村子，只要聽到它那一聲驚世駭俗的巨響，再聞聞空氣中瀰漫的香味時，就准知道老頭帶了傢伙什來了，課比每天都下得早，作業比每天都寫得快，抓一缸子米，飛奔了去排隊，這次蹦爆米花的地點就在我滿舅外公家的堂屋裡，我去的時候冬保家頭一份，我象個跳馬猴似地來回在堂屋子裡跑來跑去，冬保在忙着收他們家的爆米花，熱氣騰騰時，我無意間在那個長長的布袋子邊上撿到一個厚厚的錢包，沒怎麼細想就交還給了老頭，老頭連聲道謝，緊忙又讓我外婆多打了半缸米拿來，加上先前的一缸 ，額外又擱進去半勺糖精，最後連一角五分的加工費都沒要，算是對我的酬謝，後來這事不知道為啥讓狗仔隊知道了，捅到公社裡，村子里的高音喇叭整整表揚了我兩星期，說是什麼拾金不昧，“不昧”的“昧”字咋寫，因為老師還沒來得及教，我真地不懂。

　　那個時候剛讀一年級，數二十個數還得掰手指頭、腳指頭，這麼多年過去，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第一筆意外之財到底有多些？成了永遠的迷。

　　第一次打架，打掉我一元兩角三分，那個痛成了我永久的記憶。

　　小學一年級快要放暑假時，因為小事，我跟班裡一個姓黃的同學打了一架，一拳頭幹掉人家一顆歷事牙，等老師把我媽叫到學校時，他嘴裡還在不停地吐血絲，為了補償黃同學的精神損失，老媽領我去南正街副食品店稱了一斤雞蛋糕和半斤貓耳酥，雞蛋糕軟軟的，個頭大得分兩口吃；貓耳酥脆脆的，一片片零着吃，兩樣點心拿去黃同學家時，我看那包裝紙上滲出來不少油印子，賠完禮道完歉，至始至終，沒聽到一句黃同學“哎喲、哎喲”的叫喚聲。

　　點心也不是白送的，那年班裡評三好學生和少先隊隊員，黃同學也是舉了手的。小學二年級，我們各自回了廠子弟學校，再沒曾碰面，聽人說黃同學後來考上了湖南大學，現在可能在長沙做了領導幹部，只是在台上做報告時，說話還是有點漏風。

　　說老實話，之所以老是能記得起阿黃來，其真正的原因還是那一元兩角三分惹的禍，那個痛成了我永久的記憶。

　　第一次交罰款，借同學五角的整票子，零着還人家差不多還了三個月，沒算我利息，夠哥們。

　　南方清明節前後，山上開得最多、最好看的還是毛桃，毛桃在我們那一律統稱為野桃，比起一般的水蜜桃差遠了去，一是不甜發澀，二是個小，永遠長不大，三是表面一層絨毛，整到身上痒痒，撓撓不管用，必須洗澡，毛桃雖不中看，但花卻艷麗得要命。

　　五月天的一個下午，風和日麗，我和兆軍摸進園子時，周圍沒有發現敵情，在樹下我倆早就把上衣扎進褲腰子里，上樹后忙着摘桃，一副豐收在望的景象，半個小時不到，就整得鼓鼓囊囊，沒等我倆下樹，卻被一幫外校高年級同學抓個正着，並押送到校長辦公室，人贓俱獲，校長批評教育一番，從輕發落，讓我倆兩天之後上交罰款，並附檢討書一份，否則告發到我們學校去，相當於異地“雙規”，我倆因為身兼要職，他是體委，我是班長，手柄握在人家手裡，只好俯首稱臣，滿口答應回家取錢，檢討書好弄，三頁五頁，百十行字都不在話下，帶點文學色彩亦不是不可以，最讓人頭痛的是罰款怎麼辦？管家長一下子要出五角錢這麼一大筆款項，總得編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沒辦法，只好管兆軍借了一張五角的票子，連同檢討書一起上交，後來分期還款差不多三個月時間，沒算我利息，還是哥們“義薄雲天”，夠意思。

　　也得感謝那個年代，沒有，沒有微信，要不家長和老師早就語音上了。

　　咱王老五，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錢，印象中最大的一筆進帳：是四塊光洋，擱現在至少值萬八千。

　　上世紀八十年代，外公、外婆都還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外婆一下子給了我四塊現大洋，每塊大洋的背面都畫了一個人頭像，其中兩塊畫的是同一個人，大圓腦袋帶八字鬍，象胡漢山的那位，外公告訴我是袁世凱，當了八十多天的皇上；那個瘦子，就是“蔣該死”，人送外號“蔣光頭”；這兩人，一看就不象是什麼好鳥，在我們那只有二流子才光頭。穿中山裝，留一撇小鬍子的是孫中山，一臉的嚴肅相，外公說他是“國父”，“國父”我不懂，我猜一定是電影中的男一號。

　　外婆給我光洋時，說了一句：孫崽耶，以後你看到這幾塊現大洋時，你可要記得我呀！

　　外婆說這話時，我回頭看到外婆眼框里噙着的淚花，並沒有掉下來。

　　後來這四塊光洋，我拿回來交給我母親，母親連同那塊方手帕，一起鎖進家裡的木櫃里，頭些年我跟母親提起光洋的事，母親說是找不到了。

　　前天晚上做夢，我又夢到自己的外公外婆，在夢裡，外婆給我煎的荷包蛋是雙簧的。

　　做夢，最痛快的事莫過於撿錢，撿錢的夢，做了五十年，到現在也不願意醒。

　　在夢裡撿錢的事，應該是人人都有過的，不丟人。

　　先是一分，後來是兩分、五分，腳邊上到處都有，撿不過來，那種驚喜一直持續到早晨六點多，媽喊起床時，極不情願地揉揉眼，看看是不是有硬幣掉在被窩裡。

　　我讀書的那幾年，大伯父成了我最大的贊助商。

　　在我們老家，大伯不叫大伯，叫“大爸爸”，大爸爸退休前是常德港務局的國營職工，他們的船常年在洞庭湖上跑運輸，每次來岳陽，船都泊靠在南嶽坡，大爸爸三兩月就能來我家歇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才走。大爸爸每次到岳陽，總要給我們家買滷肉吃，滷肉炒辣椒，特別能下飯。吃完飯，大爸爸還要仔細檢查我的作業，看上面有多少個對勾，多少叉，大爸爸最願意看我寫的作文，好多次還要我大聲地念給他聽，他跟我講今後一定要成為老喻家的第一個大學生，為了鼓勵我下功夫，他每次都給十塊錢，讓我買筆買書買本子，小學五年、初中三年，大爸爸的大方一點都不遜於陳光標，我猜想，大爸爸在我身上花的錢，差不多能蓋半拉子希望小學的了。

　　大爸爸他打的小九九，我是知道的，大爸爸就一個姑娘，他一直想要我過繼給他當兒子，我一直半推半就既不說同意也不說不同意，始終是“腳踏兩隻船”，兩頭賺便宜。

　　我讀高中那幾年，大爸爸退休回了寧鄉，去岳陽的機會不多。前年我回老家，大爸爸、梅叔帶我們上山去拜祖墳，大爸爸八十多歲的人，走山路比我和我兒子都要快，梅叔在後面背了不少祭品，身體比我爸要硬朗，一點都不象是七十多。

　　小雞不尿尿，各有各的道，我的來錢道，不單單是憑大爸爸打賞，還得主動出擊，才能求生存。

　　七十年代未，八十代初，我爸爸曾帶過三個徒弟，其中有一個平江來的徒弟姓徐，比我哥大不了三歲，“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按道理我們應該管他叫哥才對輩份，不知道為什麼爸媽一直讓我們稱他為叔，因為叫不太順口，有時候也混着叫，直接喊他的名字，他無所謂。

　　徐叔叔當徒弟的三年，一直在我家吃在我家住，跟着我們在一個鍋里舀食，有啥吃啥。原本我睡的那個單人床歸了他，每次不等我作業寫完，徐叔就開始張羅下兩盤，我們下棋從沒白摸過手指頭，定的規矩是兩毛錢一盤，徐叔叔棋風好，“願賭服輸”，從不拖欠，大人不在跟前的時候。也偶爾玩點悔棋的把戲，我妹妹跟着湊熱鬧，老是押我這邊羸，那架勢跟香港“買馬”似地，她每次下的賭注不大，三分、四分絕對超不過一角。

　　妹妹等錢賺到手，風也似地下樓，買冰棍吃，香蕉冰棍三分錢一支，清涼中帶甜，綠豆冰棍四分錢一個，稍寬，上面附着綠豆、綠豆皮超級好吃，綠豆冰棍不容易化，可以輕輕地咬下一小塊，含在嘴裡慢慢享受，不象香蕉冰棍不抗曬，必須緊着唆，唆慢了就會趟到手指上。俗話說：“一分錢一分貨”，還是綠豆的好吃一些，妹妹每次買回的冰棍，不管是香蕉的還是綠豆的，總要讓我先嘗。

　　妹妹賺的錢，大多買了冰棍，我卻一分分地賺下來，放進儲錢罐里，沒事的時候，搖一搖，聽聽裡面嘩嘩的響聲，閉上眼睛聽聲，要不幹脆倒出來，一枚枚地數着玩，直到數錢數累的時候才罷手。

　　初中升高中時，學校統一要求我們買了一套課外參考書，語數外加上政治地理歷史和生物，大概七本書，綠皮的，七塊三毛六，就是從我的儲錢罐一分一分支出的，另外我還去市裡書店，買了一本小小英漢字典，沒有巴掌大，花了我0.80元，這本典我讀高中時跟了三年。

　　上小學時，周邊放電影都是露天的，不要錢，只要得了消息，十里八里都能跑了去，看得最多的屬《小兵張嘎》、《地雷戰》和《地道戰》，等到了初中，各廠子成立了俱樂部，一角錢一張電影票，驗票的工作人員正券副券盯得特死，逃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次看《望鄉》，有個鏡頭是日本老太太蹲那方便，自己下意識地把頭趕緊轉過去，天地良心，真的是一眼都沒看到；後來廠子里來了部英國片，叫《苔絲》，說的好象是一個農場幹活的女孩子被地主老財家的公子（現在來說就是富二代）騙到了草棵里，沒等人家臉蛋貼上，自己的臉先滾燙起來，忙忙地遮了雙眼，扭過頭去顧其它，看完電影回到家時，爸媽問我今天看的是什麼片子，我沒敢實話實說，順口編了個名是《英雄兒女》。那兩人動作，確實夠得上“英雄”。

　　小學一年到五年，班裡加起來只有十個人，初一時從洪湖那邊，浪打浪轉進來兩個湖北的，初二上學期來了位男孩叫楊偉，白白的臉蛋，嫩得能掐出水來，跟女同學一說話就臉紅，他爸是我們廠武裝部的頭頭，部隊轉業軍人。楊偉的數學特別好，每次考試差不多都是滿分，我上他家去寫作業，發現他早就在做《中學生數理化》上的題目，怪不得他數學好得出奇，對於他我一直是羨慕嫉妒恨，再下功夫也學不過他，這小子後來大學畢業分配到岳陽的一家化工廠，說是當了總工，前幾年我回老家，好幾次想找他出來玩，打電話到他單位，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同志，“喂-喂，嗯找誰？”

　　我說：“找一個男的，叫楊偉。”

　　她答：“我們單位男的，沒有陽萎的，嗯拉嘎找錯噠地方。”

　　小學到初中，我的學習成績比上不足，比下還是綽綽有餘，三好學生的獎狀和成績喜報貼滿了家裡的整面牆，那個時候的三好學生，最實惠的獎勵是五個田字格本，另外還能免交下學期的學費兩塊錢。

　　初二時班主任姓易，教語文的，我最願意聽她講文言文翻譯和作文評析，每學期學校還會組織兩次作文競賽，獲得前三名的一律物資獎勵，第三名的給兩個作文本，第二名的是三個作文本，第一名的能得到五個作文本。

　　初三畢業那年，我還獲得了學校優秀少先隊大隊長的光榮稱號，獎勵一把帶鐵把彎鉤的雨傘，聽大人說市面上賣三塊四毛八。

　　官方的獎勵大抵也就這些，每到過年，爸媽還會給些壓歲錢。壓歲錢封頂五元，一個學期下來綜合評定，表現稍差給兩元，學習進步獎五元，外公外婆對所有孫子外孫子一視同仁，一律打五元的賞。兩元、五元的票子都是嘎嘎新的，放在耳邊甩一甩，能聽到清脆的響聲，白天揣在口袋裡不敢折，怕出舊印，晚上睡覺前，找一本帶硬殼的筆記本，好好地夾上，放在枕頭底下，不用擔心老鼠子叼走。

　　每年的壓歲錢夾在本子里，時間長了，根本就找不到，我估計早就讓爸媽摸去買菜吃掉了，貼補家用。這要是留到現在，聽銀行的人說：1953版的兩塊錢都漲到了一千多，五塊錢那還不定能換多少哩。

　　這就是我關於錢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