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我們的根

　　作者：楊昌儒

　　編輯：趙應書

　　還記得有首歌就叫《把根留住》，歌手童安格那略微有些滄桑的聲音將茫然於生活奔波中的無奈者的辛酸與忙碌演繹得淋漓盡致。每當我哼着、唱着、聽着這首歌，心裡總會生起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要把根留住？根在哪裡？2003年7月15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上海“保根工程”的採訪報道，上海社科院研究員趙鑫珊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根，是物化的歷史記憶，是積澱的精神渴求。我常常會在老家後院里一呆就是一天，看着濃蔭匝地的老桑樹，看着井沿一道道的繩痕，彷彿又見到了母親的慈祥，又聽到了外婆的呢喃。刻着繩痕的老井是我的根，是我情感寄託的所在。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座城，不知來路的失憶，會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是啊，時過境遷之後，人們只看到繁華覆蓋了曾經的廢墟，卻未發覺，廢墟正在不知不覺中佔據着人們的心靈。當我們西裝革履，修眉齊發，享盡春風之際，是否仍舊記得那句話——留住我們的根！

　　未曾謀面但上早有聯繫的老鄉——楊正勇寫了一本著作，取名為《生於平塘》，用散文的筆調寫意平塘的前世今生。讀着這些文字我彷彿看到了老家的那棵樟樹，幾百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人拜祭它，紅絲線、紅布條延綿着一個生命共同體，人們相信它是寨子的保護神，有了它便有了生命的延續。

　　在正勇的筆下，皈依寧靜田園的布依族在倒插楓樹成活的啟示下完成人類的繁衍，後生與月亮姑娘成親而演繹出來的甜蜜與悲哀、善與惡的交織，成為建構“六月六”祭祀儀式的基礎。雖然口頭傳說不是信史，但，那是布依在訴說昨天的故事。

　　我不知平塘的苗族來路，正勇利用工作之便走家串寨，梳理了平塘四支苗族——新塘鴉鵲苗、大塘里中孔雀苗、鼠場黑苗與紅苗。新塘與大塘苗族的“跳月”儀式彰顯了人與人的生存規則，“送葬花”儀式則是一種豁達的生存智慧的表達。鼠場黑苗和紅苗為我們洞見了一種人地關係的樣式。

　　平塘的毛南族，是一支自稱為“印繞”的人們共同體，周邊的布依族稱其為“布絨”，鄰近的漢族管他們叫“佯僙”。他們在溪洞的環境里形成維繫族群繁衍的規則，家長里短的話語在迎春節里得到老年婦女們的道德評判，入贅女婿從妻姓彰顯男女平等的原則，火把節、耍火龍，猴鼓舞、開蛇洞是每一代毛南人在承接傳統、彰顯現代性的舞台。

　　是的，走進平塘，帶着強烈的慾望不行，心中激蕩着些許的衝動也不行，因為平塘不會給你大驚喜。山間水畔，谷底人家，水邊寨，半坡村，按天干地支輪迴的“轉轉”場，雜蕪的歷史，綿延的傳說，一切有關平塘自然人文的描述與追憶，上溯下尋，訪遍民間，窮盡古籍，也實難以找到一處、一頁堪以彰顯其大形象、大手筆的濃墨重彩。但是，百姓人家生活情趣本來就是在苦與甜之間變換，而生存的智慧終究只是為了求得安居樂業——生之於以姓氏、村落聚集的群體，原本就不需要驚天動地的大起大迭。

　　正勇的“平塘故事”，從山水到民間，從傳統到現代，娓娓而談一地子民，來了去去了來的延綿不息，一方土地上生成的那份真實、真味、真情在歷史的轉換中依然很真。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歷史，再怎樣名不見經傳，平塘到底還是獨擁一個屬於自己的傳奇！

　　用散文的筆調書寫民族志不失為一種寫作方式，優美的文字為人們訴說了一個個深藏於民間的故事，充滿哲理的思辨為人們解讀了一個個文化事象。著名民族學家林耀華先生也曾用書寫小說的方式完成了他偉大的著作——《金翼》，為人們展示了福建農村兩個宗族的生活場境。正勇的著作雖然沒有餘秋雨的《文化苦旅》那樣的鴻篇架構，採擷的物事略嫌瑣碎，也沒有林先生《金翼》那樣的連貫完整的生活場境。但正勇的文章翻遍了整個平州與大塘，翻出了陳年舊事，翻出了深埋在地下數百年的窖藏。他的作品竟然也如此醉人，那種深翻與鉤沉，若不紮根在生活的底層，怕是搜尋不到這樣文化生態的、撼動人的靈魂的東西。原來魅力平塘，盡在正勇的“平塘故事”中。

　　對正勇而言，愛好寫作，先寫詩歌，覺得不足以展現複雜的人生和社會，又改寫小說，又覺得小說的虛構很飄浮，便轉而鑽研人類學田野文本，頗有些感悟。鄉土文化是他永遠的新娘，初戀的激情一直持續，不能自拔，始終戀不夠。鄉土文化是人群的根，平塘文化的尋根，多少人的故鄉夢。人要有個根，不然走到哪裡總像是過客或浮萍。把根留住，留住永恆的記憶。

　　我離開家鄉多年，從求學到工作，似乎都是一帆風順，不知道是因為自己的要求過低，還是上天的垂愛，好多好多的過往，也似乎都是心想事成。而如今，作為一個民族學人類學學者，當回首以往的時候，沒有一點關於家鄉的片言紙語。我所擁有的，除了歲月饋贈的年齡和表徵因年齡的累積而逐漸衰老的皮膚和老氣的心態，還有什麼？所以，當正勇要我為他的書寫點什麼時，我欣然同意。

　　我的根就在那片給我生機和活力的土地上，不管我跑得有多遠、飛得有多高，給我生命和憧憬的祖先及所有的父老鄉親都是我永遠的牽挂，祝願家鄉的明天更加美好！

　　里人：楊昌儒

　　2014-3-17於花溪河畔覺悟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