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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三)

手機:M版  分類:網絡散文  編輯:小景

  人的一生要面臨無數的門,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門都打開。

  第一次領教“門”,是因為身份。學校畢業,我到一家企業入職。大領導是天水人,頗為愛才。其時,單位的宣傳崗位正在選人,我也正好在小報上陸續發表文章,因而頗有些看好我,將我先借調到廠辦室。但當時主管宣傳的領導卻堅決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身份只是技校生。後來,我終於知道,原來在我之前,人家們早就選好了要進的人。

  在不尷不尬的懸在半空的日子裡,我突然對身份感起了興趣。查閱資料。發現最早用來甄別身份的證件,出現在唐貞觀年代,《新唐書車服志》曰:“附身魚符者,以名貴賤,應召命。”是說當時的李世民已經開始給官員們頒發“魚符”,以證明他們的身份,便於應召時出入宮門驗證所用,其製作材料與官銜大小有直接聯繫。凡親王和三品以上官員,魚符均用黃金鑄制;五品以上官員,魚符為銀質;六品以下官員,魚符則為銅質。且五品以上官員還備有存放魚符的專用“魚袋”。唐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朝代,尚且在一個身份證製作上如此等級森嚴,可見“身份”的不可逾越性。我為此苦悶了好久。甚至有些怨恨父母,出身貧賤也就罷了,還不讓我繼續讀書,去改變自己的身份。好在後來有了轉機,我在中央級大報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加上大領導的鼎力相助,身份最終被模糊。

  但第二次領教“門”,事情就遠沒有這樣簡單了。1997年,偏執的父母和單位幹上了。因為和父親是一個單位,我就成了單位用來制約父母的籌碼。但父母根本不領這個情,竟逾越了法律的黃線。其時,我還什麼都不知情,仍鞠躬盡瘁在自己的事業和信仰里。後來,一個阿姨悄悄告訴我,我成了單位的審查對象,我很是訝異,怎麼也不相信社會主義的天空里會有株連九族。但事實容不得你逃避,時間不久,我就成了被專政的對象。每個休息日,我都被勒令到單位學習。抱着孩子,我孤零零的坐在硬板凳上,學着那些早已爛熟的政策,我的心充滿了茫然,不停的問自己:“這就是我苦苦追求的信仰嗎?”我不願意就這樣熬下去,跑去找主管的領導申辯,對方慈模笑樣:“不會,絕對不會,我們絕不會株連。”轉過身又問:“你看這樣,你去做做你父母的工作。”我很願意做父母的工作,可,他們連法律都不放在眼裡,又怎肯為我羈絆?

  那是秋天,我清楚的記得。我工作了六年的那座小樓正在瑟風裡。那天,我和主管的領導對峙在小樓外面的樓道上。他站在樓梯上面的平台上,太陽從他背後拉下一道暗長的陰影。我看不清他的臉,只聽到一個氣急敗壞的聲音,責罵、憤怒,還有憎恨,他憎恨我父母會影響他的前途,憎恨我沒有用親情將父母牢牢的摁住。我站在樓下,仰望着樓上那一團暗影,怯怯的為自己辯解着,心中充滿不解和怨恨,怨恨對方的不講理,怨恨對方的獨裁霸道。這個秋天後,原先看好我的老領導被調整,新領導上台,我借調離開了付出自己無數心血的單位,以為事情就此了結。但更大的災難等着我,次年秋天,我突然被責令回去,並美其名曰:“不知道誰同意我借調,不既往而究就不錯了。”我失笑,回去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沒有人同意就借調”?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借口?後面又是一道什麼樣的門,門裡到底有怎樣的勾當?

  《論語·雍也》云:“誰能出不由戶?”這道門,我終於也沒有推開。但怨恨卻一直是牢牢的壓在心底,即怨恨當年那個領導的昏庸,又怨恨父母的無情,更怨恨自己身後沒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樹。以至於後來另外一個領導邀請我調回去,我一口拒絕,理由只有一個:“我不願意見到某某的嘴臉。”整整五年,門,像一個發酵怨恨的大缸,因為自己的不出來,沒來由的,生活所有的美好都被七七八八的拽進去,一起釀成一鍋變質的湯。

  後來,讀到一篇邁克爾。桑德爾《兄弟的守護者》,是關於門內門外選擇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說一對"伯格兄弟"。比爾和威蒂是好兄弟。弟弟比爾努力學習獲得了法學學位,並最終成為馬薩諸塞州的校長。哥哥威蒂中學就輟學,早早的偷雞摸狗,進了監獄,並成為波士頓“冬山幫”犯罪團伙的領袖。為免遭逮捕,威蒂1995年潛逃,至今仍硝煙法外。比爾和威蒂通話,並拒絕協助警方調查。在聯邦檢察官向他施壓,要求他提供哥哥威蒂的消息時,比爾這樣回答:“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對哥哥的忠誠要大於對人民的忠誠……但我希望自己永遠都不要對那些反對他的人有所幫助……我沒有義務幫助任何人去抓他。”接下來的結果就有了些趣味,人們對比爾對兄弟之情的忠誠充滿了敬佩,比爾也沒有因為阻礙調查而被訴諸法律,日子仍然進行着。第二個故事說的是46歲的社會工作者戴維和他的哥哥泰德。泰德54歲,是哈佛培養出來的數學家。他製造了一系列包裹炸彈案,導致3人死亡,23人受傷。為此,當局一直在搜尋這位炸彈客,但因為泰德隱蔽的好,整整17年,一無所獲。直到戴維從一份“炸彈客”的宣言中發現這是他的哥哥。經過一系列痛苦的掙扎后,戴維於19996年向政府告了密。泰德被抓,被判死刑。為此,戴維陷入了人新一輪痛苦的煎熬,因為當初檢察官向他承諾,泰德不會被判處死刑。泰德為此不願原諒弟弟,並稱其為“另一個猶大”。後來,戴維多方爭取,取消了哥哥的死刑,換之以終身監禁。而他,成為反死刑組織的一員,並背上了終身的煎熬。在這兩個故事裡,主人公每人都面對了一次選擇,門內是對親情的忠誠,門外是對社會的維護,但選擇讓他們陷入了終身的道德困境。所以,當“門”成為一種選擇時,我們不能輕易的評判他們,因為這兩者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都同樣沉重。

  心門難啟,是因為你找不到那扇門——所以,我們所做的,只能是嘗試去理解,去放下怨恨或者內疚,讓陽光從門縫灑進來。現在,我想,再碰到當年那位領導,我會真誠的問一聲,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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