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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大使”對決“太上大使”

手機:M版  分類:舊聞舊事  編輯:pp958

  1938年9月,在歐洲進行民間外交的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使美任內,胡適通過頻繁的講演打消美國朝野置身於戰爭之外的孤立主義情結,並運用自己留學美國的經歷和廣博的學識,巧妙地周旋於美國政要之間,為中國堅持抗戰贏得了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們譽為“書生大使”。

  然而,由於胡適對抗戰的基本態度是“苦撐待變”,在他所認為的“變”尚未到來之際,胡適的外交活動還主要集中在如何影響美國領導人,以促成這種“變”的早日來臨。但國內日益嚴峻的抗戰形勢卻不容許胡適遙遙無期的“待”,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如何“苦撐”。在這種情況下,1940年6月,宋子文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奉派到美國處理他所謂的“家庭事務”,實際上就是爭取美國貸款。由於宋子文和蔣介石之間的特殊關係,時人挖苦他是“太上大使”。

  從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達紐約到1942年9月18日胡適離任,胡適和宋子文兩人之間由於分析問題和處理事務的差異,以及此前雙方私人關係的恩怨,“書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紛爭可以說與這一時期相始終。

  宋子文初到美國時,胡適陪他分別拜會了羅斯福、瓊斯、赫爾、韋爾斯、漢密爾頓等美國政要。但一個星期後,雙方就發生了在美國的第一次衝突。7月2日晚,胡適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館小坐。宋子文認為羅斯福總統已答應幫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擔任駐美大使近兩年的胡適卻不這麼看,他說:“子文,你有不少長處,只沒有耐心!這事沒有這麼容易。”胡適的話猶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滿腔的熱情當頭澆滅。宋子文隨即批評此前由陳光甫負責的兩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錫借款”),這兩筆借款表面上雖說是陳光甫負責,但實際上胡適也參與其中並做了相當的努力,國際和國內輿論均認為對中國的抗戰有打“強心針”的作用。胡適忍不住對宋子文說:“我要warn(忠告)你:第一,借款時間不能快。第二,借款條件不能比光甫的優多少,光甫的條件是在現行法律之下,無法更優的。”

  7月12日,英國政府在日本的脅迫下,不顧損害中國的抗戰利益,決定在緬甸問題上對日本做出暫時讓步。胡適得悉后非常焦急,頻頻與美國外交部接觸,請求在英國做出不利於中國抗戰的決定后,美國能迅速公開地對中國的抗戰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對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反面圍繞胡適的講演大做文章。他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話深深地刺傷了胡適的心,因為胡適把講演看成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間,國內媒介上關於更換駐美大使的報道也讓他頗為心煩,宋子文的責難無異於火上澆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準備正式承認汪偽政權的前一天,美國為表示對重慶政府的支持,決定將拖了很久的一億元對華借款即刻發放。時在華盛頓的宋子文立即讓人打電話給在紐約的胡適,說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談,讓胡適不要回華盛頓,在紐約等他。在沒能聯繫上胡適本人後,他又給胡適所在的旅館留了電話,並讓李國欽等人轉告胡適務必在紐約等他。宋子文的做法顯然是不想讓胡適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勞,所以後來當胡適得知宋子文的“巧計”后,也不禁諷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體國’的大政治家的行為”。

  12月17日,這一天是胡適的生日。胡適對自己一年來的工作頗為感嘆,同時對做事的困難也有了更為辯證的認識:國際局勢演變對中國的日益有利,確實使做事的難度減少了。但來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難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這種閑氣”。儘管如此,胡適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即“為國家做點面子”,“叫人少討厭我們,少輕視我們,叫人家多了解我們”。

  1941年1月23日,白宮發表勞林·柯里等將赴中國調查財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適從霍恩貝克處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國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劃的,最初他想請凱恩斯,遭拒後轉請柯里。美國外交部和財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請示外交部時,外交部也僅表示並不反對,因為柯里等人的赴華費用均是由中國政府支付的。胡適認為宋子文此舉太不值得,因為柯里儘管對中國很友好,但他卻不懂得幣制,讓他去調查中國的財政情形顯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羅斯福總統約見胡適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瑟、財政部次長貝爾,以及從中國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絕,胡適連插話的份也沒有。胡適沒有像以往那樣事無巨細地在日記中記錄談話內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談話”暴露了胡適對此的極大不滿。

  4月21日,摩根瑟約見胡適和宋子文。會談沒有了以往較為輕鬆的氣氛,摩根瑟突然聲色俱厲地對宋子文大發其火,痛責宋子文不應與美國政客勾結,向他施加高壓。主張“誠實的”、“水鳥式”外交的胡適對宋子文的一些“小動作”也不太贊成,他認為摩根瑟的憤怒可能是“幾個月的積憤一齊湧出來了”。

  12月23日,重慶政府準備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部長,胡適打電話給宋子文,宋子文說自己此前也是一無所知,自己也未決定是否就任。

  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給胡適一個荒唐奇怪的命令——“請求美國財政部通過國務院不要凍結我在下列銀行的賬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銀行,實際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戰時所發的“國難財”。所以戰後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發現宋子文“開始擔任公職的財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經積蓄七千多萬美元”,難怪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採訪杜魯門總統時,杜魯門氣得大罵:“他們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

  5月17日,胡適給翁文灝和王世傑寫了一封長信,信中發泄了對宋子文的強烈不滿:“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對自己和宋子文合作過程中的種種情況大倒苦水:“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同時求去之意更堅,說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後來宋子文剛剛執掌外交部,考慮到當時求去,人們必會認為自己“不合作”,甚至產生更大的誤解,所以一直忍耐下來。並感嘆“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兩天後即19日,胡適在日記中記下了幾乎同樣的內容,說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長以來,從不給他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宋子文要求駐美使館把使館和外交部、政府等往來電報每天抄送一份給他,卻從不把他收到的電報給胡適看,有時蔣介石致胡適和宋子文兩人的電文也不給胡適看,自己單獨就回復了。

  9月18日,胡適黯然離開他在華盛頓的官邸——雙橡園,結束了他四年“逼上梁山”的大使生涯,也結束了“書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國的較量。

  (摘自《文史春秋》 史義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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