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拯救國寶大行動

　　建國初期，鄭振鐸主持國家文物局工作不久，即從各個方面獲得消息：由於解放前夕，大陸收藏家所收藏的古代書畫、版本圖籍及古錢幣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國古代珍貴圖書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包括不少國家級的稀有文物。此情況，已經引起不少的外國機構、公私收藏家和國際文物販子的高度矚目，他們攜帶着大批美元，或聚集在香港，或穿梭於香港地區與外國之間，不斷打探覬覦，隨時準備將中國的這些國寶級文物攫之而去。

　　日理萬機的周總理接到這一報告后，立即決定撥出專款搶救國寶，並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個“收購小組”，並指示，要秘密進行這一工作。

　　不久，國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購小組”正式成立。該小組由三人組成：徐伯郊、沈鏞、溫康蘭。“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的負責人徐伯郊，是我國著名古文物鑒定專家徐森玉之子，幼承家學，對古籍、字畫的鑒定很有眼力。

　　“二希帖”重回祖國懷抱

　　徐伯郊開展文物收購后最早期的一筆“大生意”，可說是“二希帖”的勝利回歸。

　　所謂“二希帖”，乃是對乾隆皇帝所藏之“三希帖”中兩帖的簡稱。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三希帖”中除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仍被收藏於故宮博物院之外，王王旬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則流出宮外，被袁世凱手下的紅人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後，其子郭昭俊因經濟困窘，將“二希帖”帶到香港，抵押給某英國銀行，靠貸款度日。眼看着其貸款即將到期，如果無錢贖回，則此稀世之寶將按慣例被銀行拍賣。由於當時不少外國機構與藏家對之分外重視，一旦“二希帖”被銀行拍賣，則國寶將很可能流出海外。

　　徐伯郊接受任務后，馬上找到郭昭俊，向郭申明了大義，希望他把“二希帖”賣回祖國。郭氏正負債纍纍，見有人來買“二希帖”，且是“賣”回祖國，自然高興，當即答應。緊接着，徐伯郊又利用自己在香港銀行界的眾多關係，疏通了那家英國銀行，答應郭氏的貸款由他負責償還，並由自己出面擔保，將郭抵押在那家銀行的“二希帖”取出來。然後同郭一起帶着“二希帖”，按上級安排離港去了澳門。

　　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國家派出王冶秋、馬衡和已經擔任華東局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的徐森玉三人前往澳門，對“二希帖”作仔細鑒定，確定是真跡無誤后，立即當場議價，最終以35萬元港幣的價格成交。“二希帖”購回后，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舉後來成為新中國重視文物和保護文物的佳話。

　　寶禮堂宋版書震驚世界

　　寶禮堂，是上海大藏書家潘宗周的室名。潘酷嗜藏書，尤喜好宋、元版本，遇有善本，不惜重金，因此其藏書中宋、元版本111部共計1088冊，其中宋版書105部上千卷，元版書6部數十卷，多為歷史上的重要書籍，內中又多為海內孤本。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落入敵手。潘家傳人潘世茲深恐寶禮堂藏書落入日寇魔爪，遂向英國駐上海的一文化機構求救，請其設法將藏書轉入安全地帶。英國方面對此事也很重視，當即派出一艘軍艦，載上寶禮堂的全部藏書，專程由上海駛往香港，直接藏入香港滙豐銀行的保險庫中。

　　1951年5月，正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的潘世茲教授，給鄭振鐸寫信表示，願把寶禮堂的藏書全部獻給國家，鄭振鐸當即委託徐伯郊在香港全權處理有關接收潘氏寶禮堂藏書的一切具體事宜。

　　由於將寶禮堂的藏書從香港運回，需要潘世茲親往香港辦理有關手續，在銀行辦理取物手續也十分複雜。徐伯郊想方設法，往返聯繫，反覆接洽，一直到1952年9月，徐伯郊才與潘世茲一起將這批瑰寶從香港滙豐銀行全部取出，然後又經徐伯郊的親自護送，終於將這批古書安全運抵上海。

　　《韓熙載夜宴圖》順利回歸

　　1945年，抗戰勝利后，張大千由成都飛赴北平，於當年底以500兩黃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跡《韓熙載夜宴圖》，為此他放棄了在北平買一座舊王府安家的打算。接着，他又以黃金1000兩的代價，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五代南唐大畫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圖》、《瀟湘圖》，以及清宮舊藏的北宋黃庭堅書法《張大同手卷》，南宋張即之的大字書法《杜律二首》等。

　　朝鮮戰爭爆發后，張大千欲離開香港，舉家移民到南美去。

　　鄭振鐸在北京得到這個消息后，急忙寫信給徐伯郊，指示徐利用其父與張乃世交的關係，在港多與張大千接觸，一是希望張大千能夠回國，二是希望通過張大千的關係，爭取將流失到美國、日本等國外的中國古代書法名繪收購一些回來。

　　當徐伯郊把鄭振鐸來信的內容告訴張大千之後，張大千對鄭的關心、慰問與熱忱非常感動。儘管出於種種原因，張大千當時沒有回國，仍準備移居海外，但他卻把自己最心愛的五代畫《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畫《瀟湘圖》、北宋劉道士畫《萬壑松風圖》等一批國寶，還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書畫名跡等珍貴文物，一起以極低的價格全部“半送半賣”給了祖國。這批珍貴文物皆由徐伯郊經手，由國家文物局全部收購，回到祖國的懷抱。

　　（摘自《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