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日本戰俘學校

　　抗日戰爭期間，在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設有一所日本工農學校。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學員是日軍戰俘和投誠的日軍士兵。那麼，黨中央為什麼要成立一所這樣的學校，這些學員在延安的生活怎樣，他們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1937年平型關戰役之後，我軍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官兵越來越多。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首次對外軍戰俘進行了改造。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創立，是和一位日本共產黨人野坂參三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野坂參三是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之一，曾任日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於1940年3月從莫斯科來到延安。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之後，1940年10月，野坂參三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俘虜。毛澤東表示同意，並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創辦的一所正規的政治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譚政和敵工部長王學文等直接參与領導工作。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學校位於著名的延安寶塔山下，共有16個窯洞和一棟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長和炊事員在內，全體工作人員僅20來人。工農學校校長由野坂參三擔任，八路軍120師359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任副校長，分管行政和教務。1943年4月後，改由總政敵工部副部長李初梨兼任副校長。王學文、何思敬、李初梨、廖體仁、江右書等擔任各課教員。在教員中，除野坂參三外，均為曾留學日本的精通日語的中國人。學校從最初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增至300多人。

　　對日軍戰俘的物質生活，我軍做了特殊優待。1941年9月，八路軍總政治部專門發布了《關於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規定日軍戰俘的伙食費標準比我軍官兵增加一倍；年節、紀念日時進行會餐；糧食供應機關，應盡量撥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襪應按需優先發給。在當時，延安日本學校的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幹部的補貼標準。當時，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補貼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生活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麵粉15斤、豬肉3斤、蔬菜30斤等。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幹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只得靠野菜充饑。而對日軍戰俘盡量供應大米、白面，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面，有時還買些水果、白糖供給他們。

　　1941年初，因日寇加緊對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封鎖，陝甘寧邊區政府面臨嚴重的物質困難。儘管如此，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為克服困難，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情況逐漸好轉，學員們的伙食也隨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為白面，一天兩頓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剛從日本軍隊過來的學員見此情況不禁感嘆：“那邊的伙食太差了，我們都吃不飽。像這裡的伙食，在那邊不要說吃，就連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學員寫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在校內牆報上張貼：“飯桌上擺滿了日本式和中國式的菜。班長一聲令下，大家就開始動作起來。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雞素燒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聲說：‘美極了，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別的桌子上，有人說：‘我們真幸福！在日本國內，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們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一個月的嚴格審查，看其是否願意入學，並考察是否具備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後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準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學校開設的課程有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另外，學校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較低的學員的日文水平，還設有日語訓練班。學製為1年，也有延長到2年的。

　　學校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學員的人格，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參議會議員競選。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則，從日本工農學校、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學校、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八校選區，產生一名參議員。日本工農學校和敵軍工作幹部學校共同推薦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建為兩校的候選人。

　　按競選規定，候選人演說時間為20分鐘。考慮到森健的演說需要翻譯，特許他40分鐘。在選舉大會上，森建介紹了在華日本人反戰鬥爭的情況。森健演說結束后，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他最後光榮當選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這件事在學員中引起很大反響。

　　此後，延安市參議員改選時，日本工農學校的中小路靜男當選延安市參議會議員。這使他們直接參与民主政府的工作，並有權監督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純、津田秀、本橋中、古賀初美、坂谷義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指出：這裡的日本戰俘並不是關在集中營里，共產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脫。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不僅在反對侵略戰爭和瓦解日軍的鬥爭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延安人民生命財產的捍衛者。日軍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剛被俘虜時，曾對八路軍充滿了恐懼和懷疑，一直想自殺。八路軍幹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前田光繁的思想開始轉變，反思這場戰爭。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慶祝元旦集會上，前田光繁和另外兩名日軍俘虜小林武夫、岡田義雄突然走上舞台，當場宣布要參加八路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當時深受感動，表示：“我代表全軍衷心歡迎三位日本青年參加我們的軍隊，成為光榮的八路軍！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是三個人，不久就會有幾十個、幾百個……”在得到朱德的批准后，他們成為第一批“日本八路”。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發動另外七名日籍八路軍戰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它是日本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聯盟成立后，朱德總司令專門表示祝賀。此後，它在中國各地發展到13個支部223人。1940年，日軍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瘋狂掃蕩。10月下旬，關家堖戰役打響，戰鬥非常激烈。此時前田光繁的任務是向日軍喊話宣傳。關家堖一戰，八路軍英勇作戰，幾乎全殲日軍，其中也有前田光繁的一份“功勞”。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領250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從延安出發，千里跋涉趕赴東北，幫助做關東軍及日本僑民的遣返工作。之後，前田光繁又幫助東北民主聯軍說服原日本航空教練隊的教員、技師、飛行員加入新成立的東北航空學校，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自動組織起來，成立了日本人邊區自衛軍，加入保衛邊區的戰鬥行列。他們發表了堅定地參加邊區自衛軍的誓詞：“延安人民是我們的第二慈母，邊區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不願敵人踏進我們的第二故鄉來蹂躪我們慈母兄弟的一寸土地，我們願流盡最後一滴血，來保衛邊區。”不僅如此，還有一些戰俘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到前線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軍的反戰工作，秘密在日軍建立反戰團體，散發反戰傳單。學員們畢業后，奔赴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展對敵鬥爭。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曾歸納了學員的工作方法：一、印發傳單。宣傳反戰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陣前喊話。通報戰爭進程，宣傳我軍政策，鼓勵日軍投誠。三、電話交談。利用敵人電話網開展對敵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還可探聽敵軍內部情況。四、送慰問袋。與對方先交換禮品，再互通信函，進而影響他們。五、掛鯉魚旗。日本有在5月5日過男孩節習俗，這天把寫有“不許打耳光”“給吃飽飯”等口號的鯉魚旗掛到敵碉堡附近。

　　這些學員的確在戰場上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他們熟悉日軍內部情況，了解其語言、風俗、習慣和心態，還有同學、同鄉和朋友等舊關係，加之日軍士兵對他們的敵對情緒也相對較少，因而能進行針對性很強的宣傳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軍戰士無法起到或很難起到的作用。八路軍領導人曾對他們的對敵工作給予過高度的評價。朱德說：“日寇在華北最怕兩樣東西：一為日本反戰同盟，一為朝鮮青年抗日義勇隊。”

　　隨着抗戰形勢的發展，日本工農學校及其學員數量也在增多。山西、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也先後成立了分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各個日本工農學校總共培訓了上千名學員。抗日戰爭結束后，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於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國后的學員，幾乎全部都成為日中友好事業的積極分子。他們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文著書，揭露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讚揚和謳歌“延安精神”和我軍正確、英明的俘虜政策。這在日本社會引起了良好、廣泛的影響。

　　（責編:南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