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郵遞員

　　我高考落榜后一直在家閑待着。這天，在縣郵政局工作的表哥來到家裡，告訴父親有一個郵遞員因病住院了，想讓我頂替他先干一陣。父親嫌我年紀小，我嚷嚷說整天在家憋得慌，表哥也說都十七八的小夥子了，啥事不能幹。最後，我和表哥商議好第二天就開始工作。

　　因為臨時工作人員不給配發制服，我只好借了表哥的舊制服穿在身上，再加上一輛翠綠的郵政專用自行車，我也儼然一個很氣派的郵遞員了。我負責縣城附近的兩個村子和馬貢山村的郵件投遞，由於馬貢山村離得較遠、路難走，而且那地方人口稀少，我就一個星期只去一趟。在往馬貢山村送信的時候，我結識了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奶奶。我第一次去給她送信時，她拄着拐杖倚在門口，一聽見我說話就吃驚地張大了嘴巴，問我以前那個郵遞員哪去了。我告訴她那人生病了，先由我代替他一段時間。老奶奶拉着我的手嘆息着，訴說以前那個郵遞員的好處，他每次來都幫她念信。我立馬錶示自己也可以，接着就取出信來念給老奶奶聽。信的內容極少，是老奶奶在外地打工的兒子寄來的，只是幾句報平安和問候的話，在信封里還夾有幾十塊錢。老奶奶接過錢，高興地說起她在省城打工的兒子。我看看信封，上面寫着省城一處建築工地的地址，我想在那裡工作肯定很辛苦。臨到我走的時候，老奶奶托我捎話給以前的那個郵遞員，希望他的病能早些好。

　　我工作很忙，又不認識那個郵遞員，也就把這事耽擱下了。兩個月後的一天，表哥忽然跟我說以前那個郵遞員病情加重了，恐怕好了以後也再不能東奔西跑送信了，這下子我真可頂替他成為正式職工了。我能得到這份工作當然很高興，可是想想那個病重的郵遞員，心裡又很不好受。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馬貢山村的老奶奶時，她的瞎眼睛里也流出了淚水，跟我講以前那個郵遞員幫她提水、打掃房間的事情。這以後，我每次去給瞎眼老奶奶送信，也都盡量多幫她做點家務。在將近半年的日子裡，每個月都有一封老奶奶的信，我幫她取出信里夾的錢，念信給她聽。我了解到雖然老奶奶的兒子很孝順，每個月都給她寫信、寄錢，可是他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沒回過家了。冬至已過，天空中飄着片片雪花，我騎車離開馬貢山村時心想，不知老奶奶的兒子今年是否回家，要不然讓老奶奶一個人在家過年可真夠可憐的。

　　臘月二十三那天，我早早地騎上車子趕往馬貢山村送信，我還等着晚上回家幫爸媽包餃子呢。臨近老奶奶的房子時，我忽然聽到從屋裡傳出的一陣陣哭聲。我趕忙跑進去，看到老奶奶和一個黑臉大漢在一起哭着。那大漢盯着我，跟老奶奶說送信的來了。老奶奶連忙招呼我，破涕為笑地跟大漢說：“你都回來了，還往家裡寄什麼錢？”那大漢愣了一愣，從我手裡接過信，取出裡面的錢交給老奶奶。老奶奶跟我說：“這是我兒子王栓，他今年回家過年呢！”我高興地跟王栓搭話，問他在省城幹活是不是掙了不少錢，王栓卻支吾着應答我。我想他們母子好久不見，一定有許多話要說，就告辭離開了。

　　我送完信就騎着車子趕回縣城，剛走出馬貢山村沒多遠，突然聽到身後一串緊急的腳步聲。我回頭望去，原來王栓趕我來了。令我吃驚的是，他跑到我跟前，“撲通”一聲跪倒在地，連聲叫我恩人。我扶他起來，他卻跪着不動，撲簌撲簌掉着淚珠子說道：“多虧你這一年半來給我娘送信和錢，要不然我娘早就餓死了。”

　　“我是郵遞員，”我說，“錢是你寄的，我只不過替你跑跑腿而已，這是我應做的工作。”

　　“啥，”王栓問，“錢不是你寄的？”

　　“怎麼會是我寄的，”我說，“錢不是你在省城打工寄來的？”

　　“看你怪年輕的，”王栓說，“也不像警察跟我說的給我送過東西的那個人。”

　　“什麼警察，”我忙問，“難道這錢也不是你寄的？”

　　“我還寄什麼錢呀，”王栓站了起來，跺着地上的雪花說，“我這一年多來都在牢房裡蹲着呢。”

　　“啊，”我瞪大了眼睛道，“你不是在省城幹活嗎？”

　　“哎！”王栓嘆了口氣，把他的事情講給了我聽。

　　原來，王栓一年多前在省城打工時因偷東西被判了兩年刑期。他坐牢也是應受的懲罰，只是可憐了他在家無人侍奉的老母親。在王栓坐牢后第二個月的一天，警察給他帶來一包食品，說是一個中年人送的，那人還轉告他讓他放心家裡的老母親，會有人照顧的。後來那中年人還去給王栓送過一次東西，讓警察告訴王栓他母親在家裡一切都好，同時希望他在牢里好好改造。由於王栓的表現積極，最終提前半年出了獄。他回到家裡，意外地發現老母親眼睛瞎了。村裡人告訴他，以前從省城回來的同鄉說他坐牢了，老母親就把眼睛哭瞎了，而且還一病不起。後來有個郵遞員來給他母親送葯，有一天忽然又說王栓並沒有坐牢，並且每月都還送來從省城寄回的信和錢，老母親這才放了心，身體也逐漸好了起來。

　　“我一直在牢里呢，”王栓說，“怎麼可能往家裡寄錢。”

　　“去牢里給你送過東西的中年人，”我說，“肯定就是一直替你往家裡寄信和錢的人。”

　　王栓點點頭，可是他從沒有見過那人長什麼樣。這時，他又告訴我，他覺得那人應該是送信的郵遞員，所以才攆到村外來謝我。我告訴王栓給他母親送過葯的那個郵遞員病了，他的工作已經由我接替。這時，我忽然記起了信封上寫有寄信人地址，是省城一家建築工地的地址。因為我也一心想知道那個始終隱姓埋名做好事的人究竟是誰，便和王栓商量，明天就坐車去省城，按照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去找，一定要把那人給找到。

　　第二天，頂着裹帶年味前來祝福的雪花，我和王栓乘坐客車去了省城。到了省城才發現，信封上的地址是假的，我們四處打聽，根本就沒有那個什麼建築工地。我和王栓徘徊在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真的不知道該上哪裡去找那個好心人。我不停地檢查手裡的信封，想再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來。突然，信封上面蓋着的郵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恍然大悟。

　　“王栓，”我驚呼道，“信封上寄信和收信的兩個郵戳都是我們縣郵政局的，說明信不是從省城寄出的，而是從我們縣城寄出的。”

　　“這信是住在我們縣城裡的人寄出去的？”王栓說。

　　我點了點頭，說：“省城的假地址正是為了使別人相信這信是你從省城寄出去的。”

　　神秘人物的面紗終於揭開了，不是被我頂替了的那個郵遞員還能是誰呢？

　　我和王栓急匆匆趕回縣城向表哥要了那個郵遞員的地址。這天已是臘月二十五了，按我們的地方風俗是應該蒸饅頭的日子。我們兩人踩着厚實的積雪，迎着家家戶戶香飄四溢的饃香，來到了那個郵遞員家。

　　來開門的是一個兩鬢都已花白的女人，她是郵遞員的妻子。王栓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他向那女人說了我們來的目的。

　　“我們都知道了，”王栓說，“去監獄給我送東西的是他，給我娘送葯的是他，每月給我娘送去信和錢的還是他，我一定要見見我的恩人。”

　　那女人的眼圈也紅了起來，她默默地把我們領進屋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桌面上一張鑲嵌在黑色木框里的三寸照片，照片里的人的衣領正是郵遞員制服的式樣。我只是聽表哥說那個郵遞員後來病重了，可怎麼也沒想到他已經去世了。王栓早已跪倒在桌前哭得泣不成聲，我鼻子一酸，眼淚也跟着淌了出來。

　　“你們要找的人是他，就是他……”郵遞員的妻子向前走去，從抽屜里拿出一沓款式相同的信，無聲的淚珠滴落在信封上，她說道，“他死了，已經有兩個多月了，這些信，他讓我每個月寄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