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讀書筆記

　　兩個故宮的離合讀書筆記

　　“北京故宮勝在量，台北故宮勝在質。”這樣的論斷早在讀《兩個故宮的離合》前就聽過。國民黨在大陸解放前夕挑出最珍貴的故宮文物偷偷運往台灣不僅僅作為國民黨註定敗北的事實被談起，更是作為國民黨破壞國家統一的罪證被批判。“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清明上河圖》——作為那批珍貴文物的代表它們被多少愛國人士魂牽夢繞。而對年輕人來說，台北故宮的魅力則更多地來自它不拘一格和詼諧的一面：2013年7月台北故宮博物院推出印有康熙硃筆御批“朕知道了”的膠帶，迅速成為微博上的熱門話題。政治博弈和流行文化就這樣交織在人們對台北故宮的揣測和想象中，而北京故宮則是度量台北故宮的尺度，述說著圓滿和殘缺，分離和重聚，過去和現在。

　　也許，由一個局外人來書寫這兩個故宮的歷史是才是最不偏不倚、最合適的。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任何一個現代民族都是想象的、有明確界限的、且擁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注一）。“想象”的成分在中華民族的構建中尤其突出。“孫中山為對抗西歐列強侵略中國，運用‘中華’的概念，將實際是多民族的中國人，整合成一個新國家的基礎。所謂中華民族的人或民族，其實原本並不存在，這是為了定義革命所誕生的新共同體，而創造出來的政治概念”（野島剛，29頁）。雖為新共同體，中華民族的存在基礎卻是“舊”：在如今名為“中華”的這片土地上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與燦爛多姿的文化是消彌區域和階級間隔，凝聚“中華民族”，應對西方文明強大衝擊的關鍵所在。誠如野島在書中所說：“在政治學上，權威是靠‘權力’和‘正統性’來確立的”（68頁）。在古代中國，朝代更迭帶來的是異姓皇室的統治，但唯一不變的是“天命”，而這作為中原文化系統被一代代傳承下來；在現代中國，文化依舊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用來證明政治權力的道具，也是權力與社會、權力與歷史的指標”（210頁）。在中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被西方文明全面侵蝕后，文化更是I衛民族尊嚴的最後底線。故宮集聚了華夏物質文化史的精華，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傑出代表，沒有比這更能說明政權的“正統性”了。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的誕生，正因為此。野島認為中華政治中文化的內涵與其他國家提倡的“文化重視”不同，對此我並不同意。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文化遺產都是構建民族歷史和民族身份、維護“正統性”的重要工具。即使是擁有萬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的日本，保護國家的過去亦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內容。例如，皇室陵墓一直得到各個政權的庇護，無論是過去以皇室私家領地的理由還是現在以文化遺產的理由。在中國，不過是因為大陸和台灣的對立更突出了文化蘊涵的權利鬥爭。

　　國民黨和民進黨圍繞着台北故宮引發的一系列鬥爭更是耐人尋味，對於身處大陸的我們來說，亦非毫無關係。台北故宮的變遷，促使我們思考故宮和民眾、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關係。

　　撇去狹隘的黨派鬥爭不談，前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杜正勝建立一個“以多元世界水平為目標的博物館”的抱負實際上意義深遠。中華二字含有的“璀璨世界文明中心”之意味，象徵著中華文化中華夷思想這一基本概念。在故宮，這一價值預判表現為對中華物質文化史的單一、純粹展示，這的確與其他世界聞名的博物館（如巴黎的盧浮宮和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迥然不同。在無法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當下，中國如何證明中華文化之卓越？故宮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和驕傲，但是否能與其他舉世聞名的博物館相提並論？也許故宮不具備世界一流博物館的實力是言過其實：畢竟以文化多元性來評價博物館是西方國家在經歷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掠奪后制定的標準，它未必適用於當今中國。我十分認同秦孝儀的觀點：“多元化也許是世界博物館的趨勢，但一元的故宮以一元的華夏文化為特徵，這是值得驕傲之處，不應視為弱點或負債”（43頁）。我們應該從多元化趨勢中學習的，也許應該是正視華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自古以來跨文化交流在中華物質文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印記，我們應該承認“華”和“夷”的界限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涇渭分明，用任何一個單一的朝代來概括中華文明的特點亦有失偏頗。在重回文明大國的道路上，中國應該有這樣的氣度。

　　至於如何打通中華文化過去和現在的任督二脈，前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林曼麗提出的“Old Is New”值得學習：“為傳統文物引進21世紀的技術，令其產生新的價值。各個文物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故事，應將文物的設計結合商品開發。文物藝術創作之初，也是運用當時最新的技術，因此今日的古典，其實是昨日的前衛。先進的技術從舊的東西得到養分，運用高科技可將人類遺產刻畫入生活與心靈之中”。文物並不是死物，它們是經由時代浪潮拍打遺留在歷史沙灘上的貝殼，鐫刻着寫滿過去生活細節的年輪。它們亦為當下中國人的生活提供了無盡的素材，幫助我們重新定義何為中國人。主張與過去決裂的現代主義迄今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它帶來的虛無感促使了後現代主義的產生：既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又不排斥現代主義的成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被不斷地並置與比較，那麼我們該如何在這個日趨扁平的的世界中堅守中華文化的陣地？就故宮而言，走下國寶的“神壇”，拉近文物與生活的距離，或許是個不錯的嘗試。改為“依照年代順序”來布置展品，亦有其可取之處：這讓參觀者對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有更直觀的了解。

　　歷史和遺產有關聯亦有區別：歷史是對發生在過去的事實孜孜不倦的追求，儘管常常事與願違，遺產是對歷史事實的現代利用；歷史避免偏見，遺產強調偏見；歷史講究精確，遺產講究概括。為了建立與現實生活的聯繫，特別是當歷史與人們的生活太過遙遠時，歷史化作遺產，讓當下的人得以建立與祖先的聯繫（注二）。柯尼里斯·豪托夫（Cornelius Holtorf）在研究流行文化后發現，如今遺產與其說是歷史教育不如說是當下敘事：“遺產敘述的故事部分是關於參觀者自己：他們的社會背景、生活方式、集體身份、對其他歷史時期的成見與幻想。”（注三）或許，從一開始遺產就是人們希望看到的、關於過去的表徵而非過去的準確再現。而這希望看到的東西，隨着不同人群的立場的改變而改變。那麼，故宮是誰的故宮？它在述說著誰的故事？大陸和台灣的政權代表還是兩岸民眾？大陸人還是台灣人？中國人還是世界人？兩個故宮的離合之間，不同的答案在被揭曉，被否定，被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