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漢》觀后感

　　《十二怒漢》觀后感

　　影片《十二怒漢》以一件凶殺案為背景，選取陪審這一獨特視角，以其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新穎的藝術手法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反思。故事講述紐約貧民窟一名少年被指控殺死自己的父親，經過州刑事法庭冗長繁複的審訊基本定案，最後交予陪審團討論。十二名陪審員的十一個，未經審議便舉手贊成少年有罪，只有八號陪審員堅持己見“合理懷疑”，站出來主持公道，在一對十一的不利局面力排眾議。在他堅定的信念下，大家開始嚴密推理，精細思考，抽絲剝繭地推翻了一條條偽證，局勢逐漸轉向無罪一方，最終挽救了無辜少年的生命。

　　故事中給我們呈現了這樣一些人物：因為天氣炎熱而心情暴躁的傢伙；一心只惦記着看球賽的棒球愛好者；出於對自己兒子離家出走的怨恨而遷怒於人的倔強父親；性格友善充當和事老三發咽喉糖的男人；思維敏捷、支持正義的老頭；始終關注股票情況的經紀人；習慣高談論闊的富翁；任何事都會延伸到廣告工作上的推銷員；一開始就反對集體、堅持己見的男主人公等等，不同的個性、立場製造出不同的矛盾：無罪和有罪論斷陣營的矛盾、個體和個體之間的矛盾、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矛盾。矛盾製造出衝突，衝突引發憤怒，這些憤怒慢慢匯聚成群體的憤怒，又在交鋒、融合的過程中因為達成一致而自然消解。影片中12個人便組成了一個群體，討論的過程正是這個“群體”逐漸走向破碎瓦解又轉向凝聚共識的過程，其中個體思維和群體思維的特點和弊端顯露無疑。比如當一群人在一起討論某個問題時，單個的反對意見就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壓力，這種輿論壓力迫使個體跟隨群體，如在影片的開始，除了八號陪審員，其他所有人都不經思考地認同了法庭所提供的證據認定被告有罪。

　　從該影片講，孤身奮戰的八號陪審員就是個體正義、理性、尊嚴與勇氣的代表，在投票前一直站在窗前沉思，他冷靜的氣質表明了他嚴謹、理智的性格特點。而與他截然相反的是三號陪審員，在投票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是暴躁固執而缺乏理性的，甚至一度在理屈詞窮的憤怒中拿刀要傷害八號陪審員。他投票的動機不是理性思維而只是隨大流，而且一旦認定，便會固執倔強到底，這使他成為了最後一個投出無罪票的人。他的前後行為正是“眾口一詞”效應的表現，即當面對一個問題或一件事情需要評判時，其他人在你發言之前表述了相似但與你觀點相左的意見，那麼你很可能會改變自己的初衷。

　　影片中，在討論的最開始，主持人，也就是一號陪審員便給這個集體兩個明顯的“暗示”，並帶有強烈的個人意見傾向：他說“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宗一級的謀殺案”就暗示被告是有罪的；他又說“無論如何，我們都得達成共識，那是規定”。他的潛台詞已經很明顯，一是你們必須承認有罪是事實，二是原則上你們只能贊同。於是在第一次表決有罪中，他第一個舉起了手。作為主持人，這種先入為主的立場必然對集體的選擇具有暗示作用。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中某個人對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主持人的偏向性態度和行為的指引，使大多數陪審員基本失去主體意識，導致了第一次投票時集體中大多數人的盲從。這也符合Lamn和Myers提出的群體極化現象，在對這一領域最初的研究表明群體在討論重要事情時會轉向更加冒險的決定，即冒險遷移。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這種遷移並不總是朝向冒險一方，只有當群體最開始的傾向是冒險時，冒險遷移才會發生。社會科學家菲比·艾爾斯沃思的研究記錄指出：“死刑案件中的被告，面對那些傾向於給他定罪的陪審員，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不僅如此，Witherspoonv.Lllionis也指出：“那種泰然自若地送一個人去死的陪審員，也是很輕易地忽視被告可能無辜的推斷，接受原告對事實的陳述，宣告有罪判決的人。”這種固守自己輕率選擇而對錯誤視而不見的個體聚在一起便使群體的錯誤更加難以動搖。

　　從這點引出“從眾”的概念，即由於群體壓力而引起的個體行為或信念的改變。NovailsFragment說：“我的觀點，我的信念，在第二個人接受它時便獲得了無窮的力量和成功。”在影片中，這種傳染性的盲從從大部分的陪審員話語中可以得知，2號陪審員就是開始：“這真的很難說出為什麼，我就是覺得他有罪，從證詞來看一切非常明顯，沒有人能證明他無罪。”顯然，他沒有任何自己的思考而只是盲目從眾而已，最典型的就是7號陪審員了，他始終置身事外，只關心球賽幾點開始，即使在從被告“有罪”到“無罪”的態度轉變中，他也只是模糊地說：“我已經厭倦了這種情況，我想我要作出突破，我要改變我的決定，投無罪票。”可見，雖然集體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卻都是建立在盲從的基礎之上的。

　　莫頓·多伊奇和哈羅德·傑勒德把個體從眾的可能性概括為規範影響和信息影響。規範影響是“與群體保持一致”以免受拒絕，得到人們的接納，或者獲得人們的獎賞。另一方面，信息影響會促使人們接納，當現實較為模糊時，正如光點似動情境中的被試那樣，其他人可能就會成為有價值的信息來源。這場討論，不管是從一開始的贊成有罪還是到最後的承認無罪，都帶有明顯的從眾色彩。此外，社會責任分散作用於去個體化現象也是不容忽略的，從這些點來講，陪審團或者說群體決策中往往都會不可避免的表現出盲目性與偏執性。

　　研究者哈里·卡爾文和漢斯·蔡塞爾報告認為，約有2/3的陪審團最初不會就一項判斷達成一致的裁決。但是，經過討論95%會產生一致意見。很明顯，群體影響起了作用。在這種群體決策的過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視的缺陷，即趨同思維和群體無法分享和使用只有少數成員持有的信息。當一個群體的凝聚力達到一定程度時，也會產生趨同思維，他假設群體是不會發生錯誤的，成員會受到來自其他成員的壓力而支持群體的決策，拒絕接受與群體決策相衝突的信息。研究表明一旦趨同思維出現了，群體就很難改變他們的決定，即使最終結果證明這個決策是錯誤的（Haslametal,2006），影片中那種群體決策的艱難轉變過程就印證了這一點。而第二個潛在的缺陷就是：群體作出決策的是群體分享的信息，但你是指向決策的信息本身就是模糊甚至錯誤的或者好的信息並沒有被成員所分享的時候，會產生哪些不好的影響？影片中的討論無疑也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在簡單分析了一下這十二個人以及他們組成的群體從頭到尾表面的變化后，我們發現了什麼？就是一切與群體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東西，最終都會轉向正義、理性的一方，這種轉變有時候是通過獨特的個體力量逐漸擴散的。但要真正達成群體的共識並形成堅定的信念，不僅要求個體要堅守獨立、正義的信仰，同時也要加強對群體的引導，從而制衡群體思維的潛在誤導甚至極端化。這部電影從社會心理這個角度就應該引起人們這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