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述評

　　　　 關於中國古代法的基本理論，古代學者和政治家有着不少的論述。綜合這些論述，或許能更接近地勾勒出我國古代法的真實，辨析出我國法治早期時代的一些歷史和特點。

　　一、法的產生—“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製為度量以禁之”

　　先秦的學者認為，在國家和法律沒有產生之前，遠古的中國社會“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商秧說，“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製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百姓多了，不免產生姦邪，於是，作為度量姦邪、禁絕姦邪的法製得以產生。墨子分析說，天下之所以亂，其原因在於沒有“政長”。於是選出天子，置立三公，劃分“萬國”，分立國君，置立政長。實際上是以地域劃分國家，建立國家機構，實施國家統治。

　　滿清入關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入關后，“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世祖）頗煩擬議”。世祖福臨命人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

　　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1、中國古代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民眾而姦邪生”、“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正是治理天下混亂的需要促成了法律的產生；2、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的動力來自於統治者，並且是統治者（聖人）建立不世功勛，基本安定天下之後。這些聖人憑藉自己極大的權威和功業，為了鞏固和穩定統治，開始重視法制的作用，進而發政令、製法律，推行法制。

　　二、法的地位、作用—“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中國古代法律只是“主”、“上”統治天下、管理百姓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它是用來管別人的，服務於君主統治，服從於君主意志的。在齊國變法的管仲說，“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法設之於官府，甚至不讓百姓知道。鄭國子產鑄鼎公布法律，引起包括孔子在內的不少人的反對。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認識到，法有其缺點，不是萬能的。司馬遷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法同樣是一把雙刃劍，並不是單單憑法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在秦嬴政之前，商鞅、吳起變法，一方面使國家強盛，另一方面自己落了個悲慘的下場（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的學說甚至還沒有被秦嬴政實施，就被讒言害死）。秦嬴政採用韓非的法律思想治國，征服了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但是，因為過於依賴法制，苛刑峻法，很快就滅亡了。鑒於秦的教訓，漢初用黃老學說無為而治以休養生息。自漢武帝之後，德主刑輔成為歷代統治思想，法律站在了輔助性的地位上經久不變。

　　一切法都是經濟利益的反映。法律，就是利益的保護和分配，使矛盾和鬥爭的統治者制定法律，體現了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在法律中，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可以贖金抵罪等等。而一旦實施中，觸及了他們的利益和意志，他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勢和影響，加以制止和阻礙。於是出現“法之不行，自上亂之”的情形，結果施行法制者往往身敗名裂。

　　三、禮法關係—“相輔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禮”，原是人們供奉鬼神的一種習俗。禮逐漸由祭祀儀式發展成調整人們社會關係的行為準則。隨着社會的發展，禮逐步完善詳備，成為兼容並包的龐大的體系。《漢書*禮樂志》敘述得較為詳細：“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

　　從治國的角度看，禮與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們相輔相成，共同維護着統治者的利益和統治秩序。張岱年、魏長海說，荀子“既不同意只講禮治、德治，不講法治；也不同意只講法治，不講禮治、德治。荀況注重禮法的主張，兼采儒法兩家政治理論之長，糾正儒法兩家之短，這是從總結戰國時期的歷史經驗中獲得的。到清末宣統元年，江蘇提學使勞乃宣上書言，“且夫國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國之民有不遵禮教者，以刑齊之。所謂禮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輔而行，不可缺一者也”。

　　關於禮法關係，當代學者楊鶴皋有一段總結性的敘述：在戰國之前，法在內容上與“禮”相通，指對人們進行引導和禁止的條文規定；在使用上與“刑”同義，指表現為傷害體膚的懲罰規定和措施。戰國之後，隨着成文法的制定公布和變法的開展，禮與法日益對立，法與刑逐漸區分。在內容上，法將傳統道德、習慣以及個人的言論等排除在外，專指由君主和官府頒布的命令，從而有別於禮。需要補充的是，法與刑雖然形式上分開了，但他們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為統治秩序的維護而服務。

　　四、德法關係—“國之有刑，所以弼教”

　　秦朝滅亡的教訓，使得後代治國者不得不進行反思。漢初董仲舒認為,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他重視儒教的傳統，開始強調德在治國方略中的主導地位,並逐漸被統治者所採納。劉向說得更為明白，“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到了唐代，“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逐漸成為治國的共識。唐太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的主張，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罰。比較正確地處理了德與法的關係。唐太宗認為，這兩者的完美結合，可以移風易俗，由亂至治。他諄諄告誡大臣們應“以仁為宗，以刑為助”。為避免重蹈亡秦和亡隋嚴刑峻法的覆轍，他認為必須廢除嚴刑苛法。因而，太宗時修訂的法律比隋朝時“削煩去蠹，變重為輕”。太宗雖然提倡德法兼用，但他也看到了在維護封建統治過程中刑罰的必不可少。（參見王德明:《唐太宗的“德治”思想》）。

　　到元代官修《宋史》時，這種思想仍是正統。《宋史*刑法》解釋《書》中“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這句話說，“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

　　從理論上、認識上說，德主刑輔是正確的、甚至是切中時弊的。但在實踐中，德，更多強調的是官吏自身的約束力，由官吏本身的道德修養、能力水平而確定，沒有一種廣泛的、全方位、強有力的監督制約，因而不可避免地產生暗箱操作和腐敗政治。事實上，即使歷史上法律森嚴、具體而完備的時代，官員的自由裁量權也是非常大的，甚至靠官員自己的聰明才智、關係網顛倒黑白、一手遮天。

　　總之，中國古代社會中，先有強人政治，建立國家，然後產生法律。法律作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為德治的輔助手段而存在。這種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歷史發展中佔著主導地位。它的經濟基礎是封閉的、不發達的，沒有自由競爭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動，歸根到底要視統治者的重視程度、認識甚至興趣而發展。它沒有民主的政治傳統，是強權政治的組成成分。法、法的學說直接產生於並掌握在統治者一個階層——“士”手中。他們熱衷於為統治所用，創立學說，實行法治，一切都取之於、服務於統治百姓的需要。因而，不可能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們共同的出發點和本質特徵就是治民、愚民。法治是公平文明正義的體現。講法治的時期，社會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穩定，但實踐中往往不能長久。因為它是統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勢”、“術”，沒有勢無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實就是一種術 ，遇到權勢往往就駐足不前、甚至“禮崩樂壞”。

　　(作者單位：河北省邯鄲市政府法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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