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至少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的夏朝已經建立了國家，形成了法制 。中華法制不僅起源早，而且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因此中國法制的歷史沿革非常清晰，無論是某一部法典，還是某一項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關係，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統。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於春秋時期。夏、商、周三代實行的是一種封建制度。國家是在家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當時的國家的體制是一種家國一體的體制，在社會上是一種宗法制，國家的人際關係都按禮的原則來建立。進入春秋時代以後，封建制開始解體。體現在國家方面就是直接導致了天子、國王力量衰微，諸侯崛起；體現在諸侯國中就是國家內部卿大夫的勢力強大起來，開始控制了諸侯國的權力，接下來開始篡奪君位；體現在封邑層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會這個層面上，從前維繫社會關係的這一套綱紀逐漸失效，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現在國家方面是諸侯力征，同時大國兼并小國，一方面大國要侵佔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國，小國要自衛，天下混戰，國與國之間沒有基本的規則，無論大國、小國都希望富國強兵。法家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張，法治的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擴張君權，以法治國。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於鼎”（刑即為法），後來，晉國也“作刑書”。鄭國與晉國先後採取了把刑法鑄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這在當時有着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開闢了公布法先河，向民眾公布法律，使得民眾也可按照這種明示的法律來解決社會爭端。而在這以前，法律都有一種隨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後，法律開始具有公開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準。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佔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后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隻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并戰爭，也正在推動着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后，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后，不為虧法。”從這裡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係。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着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繫，承前接后，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範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四． 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誌。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着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着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儘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裡，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範。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繫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係，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誌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註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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