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女性作家稀缺成因淺談

　　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女性形象的豐富多彩和女性作家的稀缺，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類的歷史，從性別角度講，就是男性和女性生活的歷史。自小說這一文體開闢以來，女性自然而然地佔據着其中重要的角色位置，無數男性作家給我們創造了許多經典的女性形象。她們光彩照人，名垂後世，我們隨手即可拈出一大串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李娃、崔鶯鶯、杜十娘、潘金蓮、林黛玉……。然而，遺憾的是，在浩如煙海的古代作品中，我們幾乎見不到女性作家的影子。唯一值得一提的，也只有清代女作家的彈詞（韻文體長篇小說）創作，但相對於龐大的男性作家隊伍，她們簡直是鳳毛麟角。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情況？這值得我們思索。

　　從父系社會開始，中國社會逐漸形成了男性本位的文化傳統，女性的地位江河日下，發展空間受到極度壓制。《易經 繫辭》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尊女卑的思想由此生髮，隨着儒學的官方化，後來又發展為“夫為妻綱”，女性必須“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宣揚“存天理、滅人慾”的宋明理學產生后，女性進一步受到思想上的禁錮和毒害。“三從四德”是絕對的真理和標準，“女子無才便是德”更成了愚化女性的緊箍咒。在這種封建禮教的束縛下，絕大多數女性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被封閉在無知愚昧的狀態之中。女性沒有獨立的人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內”和“女不言外”的要求，不能與社會交往，更不能參與政治生活，這就使女性與外界全然隔絕，只能生活在狹小的空間內，體味相對蒼白的人生經驗。與此同時，男性卻獲得了廣闊的人生，廣泛參與和見證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一直處於主動的支配地位。

　　《漢書 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可見，小說的產生是與國家政治生活密切聯繫的。從這種角度講，只有處於統治地位的男性才有如此需要，也只有處於政治生活中的男性才有寫作小說的可能。唐之前，小說家並非“有意為小說”，唐以後才“……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雲，‘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1］”唐代作家寫作小說的目的是“作意好奇”，但為何要“作意好奇”呢？歸根究底，是出自男性的心理需要。這種心理需求，又建立在男性的社會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小說成為了一種社會交往工具，“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為行卷［2］”，男性往往期望以此增大獲得功名的可能性。同時，小說又是一種政治手段，借小說誣衊仇敵，例如《補江總白猿傳》諷刺歐陽詢，《周秦行紀》誣陷牛僧孺，等等。而這些都是身在政治生活高牆外的女性所不熟悉和不需要的。

　　儘管傳統文化鄙視女性，經常視女性為“禍水”，但畢竟人類的一半是女性，男性無法抹殺這一事實。男女之間的互依關係是人類存在的基礎，男性不能不受女性的吸引。因此在男性本位的宗法社會裡，女性受到禁錮的同時，男性其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抑。這使得他們需要尋找釋放的途徑。作為正統文學的詩詞，儘管可以抒發出一定的情感，但過於單薄貧乏，缺乏巨大的包容力，而“文備眾體”的小說，沒有死板形式的束縛，沒有紀實載道的要求，可以容納其它文體所不能容納的內容，比較而言，就更顯得適合需求。男性對女性總充滿了各種期待和想象，從而塑造出了各色各樣千姿百態的女性形象。但男性作家在不自覺中深受男性為本的意識控制，總會站在男性本位的立場，所以絕大多數小說往往凸現的是男性視角、男性價值、男性意識和男性經驗，女性的視角、價值、意識和經驗則被掩蓋、被遮蔽。小說中通常帶着強烈的男性性別偏見或性別盲點，男性的意識形態壓抑了女性生存經驗的價值體現。小說史上所出現的女性，可以說都來自於男權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並且經常有利於強化這類根深蒂固的習慣。女性總是在被規定，成了男性用以確定自己的參照物，和體現男性需求及權力的對象。

　　以小說史上的“才子佳人”模式為例，所謂“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金榜題名大團圓”，我們會發現，在古代男性作家的心目中，才子們理想的佳人不僅要貌美（這是首要一條），還要是大家閨秀，有身份有地位（家裡有後花園）。此外，佳人還要是紅顏知己，不僅是才子的生活伴侶，也要是精神上的知音。她們能夠在才子失意時就慧眼識英雄，賞識他們獨特的價值，甚至還能幫助他們獲取功名。這一切都體現了男權中心的觀念，它的要義在於女性的服從和男性的獲得，女性是男性價值呈現的一部份。男性只需要有“才”，一切彷彿就都解決了。在各個時期的小說中，我們還經常能見到這樣的情節：美貌富裕的女仙、女神或者女精怪愛上了凡間的普通男子。以此設計，才滿足了男性創作者和閱讀者的勝利感與征服欲。

　　由於長期的強制教化，大多數女性接受了男性本位思想，不僅不反抗，而且還不自覺地去維護既定的傳統。她們在喪失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喪失了創造力，一切以取悅男性為要。在古代社會裡，能識文斷字、有些才華的女性，相當部分人身在青樓。她們的文學才能，只是為了增加自身對男性的吸引力，往往是淺嘗輒止的。只有少數女性，因為有較為豐富的人生體驗，而突破了思想的暗牢，站在了人生境界的高處，但小說一貫被視為文學的末流，且女性偏於感性，喜愛抒情性質的文體，所以她們通常也都專註在正統文學領域。直到清朝以前，這些知識女性都沒能開拓到小說領域中。小說的創作，不僅需要內心觀念和情感體驗的支撐，更需要豐富的閱歷和開闊的眼界，還要邏輯的規劃，這些正是古代女性最為缺乏的。

　　小說從產生以來，一直是在不斷的演進、發展之中，傳播範圍日益擴大化。最初，一篇小說的讀者可能僅限於幾個男性，但後來就由書坊成批刻印，讀者群逐步擴大。讀者群的擴大，又進一步促進了小說業的繁榮。因此讀者的審美需求也成了影響小說創作的重要因素。自有科舉制度以來，男性文人就一直奔波於求取功名的坎坷路上。在他們枯燥寂寞的時候，在他們困頓失意的時候，小說是打發時光的最好良藥，同時還能得到閱讀的快感和心理的滿足。他們是小說最大的閱讀群，也只有其中的一份子才最懂得他們的需求，創作出相應的小說作品。而女性既無緣於科考功名，又困守在閨閣，男性家長權威時刻監視着她們，她們極少有機會接觸到小說，更不用說形成讀者群了。直到清代，隨着啟蒙思想的興起，少數有才華有抱負的女性漸漸萌發一定的女性意識，她們在接觸詩詞曲后已不再滿足於抒情，而是渴望講述女人自己的故事，於是動手寫作自己所要寫的彈詞，從而改變了小說史上女性作家的空白狀況。但她們的彈詞作品仍有局限性，傳播範圍也只限於女性讀者群。

　　總而言之，古代小說史上女性作家稀缺的根本原因在於傳統文化中男尊女卑思想的養成，及禮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束縛，導致了女性文學創造空間的狹隘。男性作家具備天然的優勢，在各個社會資源領域佔有主動權和享有權，從而在小說的生成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據主導位置。一部古代小說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男性對女性的幻想史、認識史。

　　參考文獻：

　　［1］［2］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插圖本，第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