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國家公祭日演講稿

　　紀念國家公祭日演講稿

　　國家公祭日雖然只是去年新建的一個紀念日，在國際上卻反響很大，引起了國內外不同民族的緬懷和紀念。下面是由小編整理的紀念國家公祭日演講稿，歡迎借鑒閱讀。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中國公眾輿論和民間人士呼籲已久的紀念日，它的設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廣泛、深遠的影響。

　　第一，確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對南京大屠殺中大量死難同胞的告慰和尊重。讓他們知道，那些殺戮、逞凶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已經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那些發動戰爭元兇的甲級戰犯已經遭到了應有懲治，後來的人們知道並同情他們的無辜和苦難。這種告慰和尊重是人類良知的重要體現。南京大屠殺是全世界公認的 歷史事實，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年強加給中國人民、南京地區人民野蠻的殺戮，深重苦難。在四十多天的時間內，三十多萬同胞死於非命，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慘 劇，也是人類歷史上的悲慘一幕。不忘記這段苦難的歷史，我們才知道今天和平的寶貴。只有使我們的國家強大、民族強大，才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夠制 止不義的侵略戰爭，更好地承擔起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的重任。

　　第二，這是對否定南京大屠殺右翼復辟勢力的莊嚴警告和法律壓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後，國際上，總有那麼一股為納粹主義、為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翻案的極右翼勢力。他們打着各種各樣的旗號，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美化 侵略戰爭的歷史，與世界和平、人類良知、歷史進步悖逆而行。國家公祭日的設立，再一次以法律的

　　形式向世界鄭重宣告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罪行不可否認，表明全中 國和全世界人民，沒有忘記人類歷史上那最醜惡的血腥屠殺一幕。同時，這也是對日本右翼復辟勢力的莊嚴警告和法律壓制。任何企圖復辟軍國主義的勢力，任何企 圖推翻戰後國際新秩序的政策，都不可能得逞。中華民族已不再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現在我們不僅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已經更加強大。否定南京大屠殺的邪 惡勢力只能作為歷史前進中的小丑而存在，他們悖逆於歷史的事實，悖逆於歷史的規律，永遠不可能得到上蒼的褒獎而真正做大做強。

　　今年12月13日，是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年初以專門決定形式設立的，從而為國家公祭日提供了國家法律 的確認和保障。此次設立國家公祭日，來自民間的長期呼籲、政協的連續提案、中日關係的曲折反覆以及國家重建歷史與政治認同的明確意向。

　　今年的12月13日作為國家首個公祭日，其系列祭奠活動更是凸顯出國家重建歷史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與政治意志。此次關於公祭的國家實踐，將南京大屠殺祭奠活動從民間與地方政府層次提升至國家層次，對於塑造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具有積極意義。

　　國家公祭日是二戰後各國反思和轉化戰爭遺產的普遍國家實踐，已構成國際慣例。公祭形式上，各國政要及民眾開展大規模的集體敬獻花圈、公開演講等活動，在 共同儀式中強化"想象共同體"（民族）的命運意象和實在性。我國關於二戰的歷史紀念活動，以南京大屠殺

　　為例，長期處於民間和地方層次，比如XX市的紀念活 動從1994年開始堅持了二十年，但由於缺乏國家公祭的法律安排，在規模與影響力上頗有不足。與之對照的是，作為侵略國與戰敗國的日本，每年在國內以原子 彈事件展開戰爭祭奠。

　　現代的國家認同已發展出兩個基本層次：一是民族文化層面，以歷史命運共同體和民族主義精神為內核；二是政治法律層 面，以憲法與公民權利為內核。各國基於民族國家利益與歷史理性，均交疊運用這兩種層次不斷強化國家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與團結。如此，則今年12月的首個 憲法日和國家公祭日，當可共同作為國家認同建構現代化的新思維與新進路。國家公祭日作文關於國家公祭日的具體活動形式，各國具有大致相近的實踐與安 排，比如國家領導人敬獻花圈並發表演講，群眾自發集會開展紀念活動。XX市將繼續以往的"集體默哀一分鐘"的安排，但國家層面的祭奠活動顯然會因為公祭日 的國家化而升格，形成公祭日新的祭奠傳統。同時，基於互聯網時代的溝通交往特徵，網絡公祭亦成為國家公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同主題的國家公祭只是國家的一種特別倡議行為，對歷史的紀念與承受仍應寄託於民間層次和日常實踐。近年來圍繞抗戰史的民間紀念活動有所進展，大大豐富和拓展了國家戰爭公祭的素材、土壤和民意基礎，較為突出的是四川"建川博物館"中的抗戰史主題館。

　　實際上，以抗戰為主題的國家紀念活動歷來受到中日關係變遷的影響。在此次公祭日之前，國家與民間對抗戰史與抗戰影視生產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一直頗為強勁。 中日關係在友好主題與歷史反思主題之間存在較大張力，近年來更是因為釣魚島事件和日本政治右翼化引發兩國關係緊張，從而在背景與動力上助推了國內抗戰敘事 的強化以及公祭活動的國家化。日本的戰爭公祭，除了原子彈主題外，靖國神社參拜亦是年度化重鎮。此次國家公祭，當可視為對日本歷史態度及戰爭公祭行為的回 擊。

　　不過，此次公祭的意義除了既有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歷史認同之外，還應該有超出事件本身的宏闊意義。戰爭公祭在國際關係意義上表 現為一種民族主義對抗，這作為外交鬥爭和政治博弈的對等手段是必要的，而在內政意義上亦可起到強化愛國主義的政治認同效果。這些正面精神有其效度，亦有其 限度，不可漠視，亦不可失當。

　　在中國和平崛起與依憲治國的當代，國際層面仍奉行和平與發展主題，內政層面則應堅持依法治國和有序民主的 基調，賦予整體國家精神以一種必要的結構均衡感、寬和威嚴氣質和現代價值取向。同時，着眼東亞和平建構大局，中日和解仍然是兩國乃至於東亞和世界和平發展 的規範願景，是中國承擔負責任大國角色和真正崛起的地緣政治基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負責的最好方式就是對當下國家與人民的自 由和幸福負責。國家公祭被編織進歷史與現實、外交與內

　　政、民族與個體、國家與社會、區域與世界的複雜關係和張力之中，其意義紛繁，價值流變，激情與悲情互 生。然個中不變者，乃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與苦難奮鬥精神，亦有矢志和平與追求歷史正義的正當意志，更有內修文德法度、外協近鄰萬邦的復興之志。如此，則亡 靈可慰，外敵可遏，和平可期，大國氣象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