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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 (好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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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工程碩士開學典禮上的演講. (好文啊!!) 標籤:研究生畢業 奧巴馬開學演講 電子工程師 科學發展觀 開學第一課

  面對這麼多自然科學領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講的話會不會對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並不因此怯場,因為我不過想講出內心的一個感受,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沒有什麼“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裡最國際化的一個群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麼,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一.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科學工作者需要祖國認同嗎?這要看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我們這個西方人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要是生為中國人的科學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動想忘掉祖國,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中國大陸去的同屋,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六個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個念了大學。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后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們的話說,是“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儘管他不喜歡祖國,卻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learance)。後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里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十塊錢。再後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着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祖國研究陶瓷材料,沒有security clearance的問題,他可以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先生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台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后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所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裡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李先生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這個新的祖國,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還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裡獲得認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和核研究進展的任務,每次返回到美國都向情報機構彙報。還有報道說,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的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於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並不研究武器設計。就武器設計而言,他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戶,燈是永遠開着的,夜裡也不會熄滅。他在牢里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還經常挨餓。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間諜,也無法接觸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殺,把案子坐實。他因此早就提前聲明,自己絕不會自殺。新世紀更替的那 2000年元旦,他是獨自一人在囚室度過的。在被關押了九個多月之後,他終於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他的“過錯”是什麼?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里。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代表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里人人都這麼做。現在,李先生依然認同美國,在個人網站上發起了簽名運動,期待美國總統向他道歉,期望美國政府向他道歉,從而能賠償他失去工作的損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傳里,他卻這樣寫到:“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裡,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麼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你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如果華裔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為科學家。 二.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說法。我想進一步說,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是悲劇。 大前天(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於1936年。他 13 歲時,印度獨立了,祖國卻被英國分裂成了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卻是印度的博帕爾。博帕爾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順便提到,二十年前的1984年,博帕爾市發生過一起著名慘案。那裡的一家美國工廠泄漏了40噸劇毒氣體,導致3150人立即死亡,5萬人失明, 8萬人終身殘疾,150萬人受影響接受治療,占博帕爾市總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 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電氣工程和冶金。獲得博士學位后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1976年,當印度開始了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着他的核能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二十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後進行了5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成為祖國教科書課文里的英雄,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勳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國知名度最高的人,比總統的知名度還高。巴基斯坦人口與俄國相當,是美國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個國家人口的一倍。但美國、俄國、中國、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國、法國、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卻遭到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穆斯林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里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這就是“巴基斯坦國”。很幸運,中國不是這樣的。現在卡迪爾汗已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謊言,使美國得以要挾其他國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是悲劇。 三.在成功的祖國 1996 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裡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僅次於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網絡上讀到了一點北京航天城裡的故事,很感動。1998年11月21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裡發出。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松,當時只有25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5歲生日。一年後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只有20秒鐘的時間作決定,而且決定的後果是巨大的。他作了決定,而且作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松沒了感覺,就是腿軟,汗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是他26歲生日。他已經在機房中待了整整一年。到 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學生,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就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一進來就做軌道設計軟件。可飛船還在製造中,飛船數據還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而且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他拚命了,日以繼夜閱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而且他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離開過機房,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每天靠方便麵填肚子。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飛航中心這樣的例子並不少。控制軟件專家歐余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借鑒,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全看這25歲的小夥子了。整整兩年零八個月,沒白沒黑,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發現有問題,近三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裡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人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只剩下幾個月了,歐余軍成了機房裡的拚命三郎,不管什麼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裡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了,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髮指令。醫生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麼要講他們,因為北京飛航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裡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飛航中心,申勁松一千多元的工資還意味着日以繼夜的辛勞。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在城裡工作的妻子見一面。申勁松是這樣說的:“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幹不成了。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幹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干。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在這篇網絡文章之後,有個跟貼,也很有意思。跟貼的作者回憶說: “92 年畢業前,酒泉來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人去那裡工作,並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只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和來自邊疆地區的學生糊弄軍隊。十年了,我們這些人出了國,成了所謂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實說,都是行屍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着,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成功,有些連將來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於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後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先生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製造了“長征一號”,就是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 1995年,他 80歲了,得到了“全國優秀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和“航天獎”。然而,他說,“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勛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舉出了很生動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麼人知道他的所謂“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後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人民會忘記很多事情,但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群人: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這些人不屈不撓,忠貞愛國,延續了關於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從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謂“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繫在一起的業績,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恆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 四.什麼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我今天談的題目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僱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戶口,祖國似乎是個虛無縹緲的概念。 然而,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就沒有我們貧弱的國家今天走向強大、富裕。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於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數學家陳省身和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落葉歸根,只是這兩者之間相互依存關係的象徵。世界上得到諾貝爾獎的人有數百成千,但做為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代表而贏得諾貝爾獎,那榮耀屬於一個復興中的古老文明,屬於億萬中國老百姓那期待的眼睛。 什麼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那裡?祖國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里,就在你的實驗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老師、同事。祖國的興亡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裡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後的原因。如果念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着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房子。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落後,就貧困。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家,落後、貧窮,很多地方不如別人的家。在一個遍地小農的國家,我們好不容易建設起了強大的工業,實現了工業化,卻發現我們夜晚的天空沒有了閃亮的星斗,我們城市裡的空氣骯髒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變成了荒原;遼闊的草原變成了黃沙。空氣髒了、水不夠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樣性正在被迅速扼殺。如此,綠色的中國變成了黃色的中國,黃色的中國又正在變成灰色的中國??到處都是扼殺生命的工業化學污染。我們終於有了充足的食物,卻沒有了任何可以稱為“安全”的食品。於是,工業化了,我們的國家卻還是發展中國家,看不到成為發達國家的希望。不僅如此,我們的制度不合理,給國家帶來光榮的宇航科學家卻只得到勉強糊口的工資。豈止是這樣,我們還有很多普通公民受了很多委屈,冤屈不能改正,正義不得伸張。 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着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來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 別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別人的家。我們的房子再破,也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的家是我們的依託,也是我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依託。這房子再簡陋,也能給我們遮風擋雨,給我們一份終極的歸屬感,給我們溫暖和安全。為了撐住我們的這座簡陋的房子,為了把這座簡陋的房子變成堅固舒適的廣廈,為了一個工業的而且是綠色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們要時刻準備着,準備吃虧,甚至做出犧牲,正如那些航天城裡的年青人。 我們不如人,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但知恥而後勇,我們勇敢,我們不屈不撓。我們如愚公移山,前赴後繼地努力,努力把國家建設成最好的家。這就是祖先留給我國精英們的忠誠精神。 忠誠是什麼?忠誠是:成不了一顆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樹,就成為樹底下的一粒泥土。這不是中國普通民眾所固有的精神,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國的這種精英文化孕育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和未來。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你的國家落後,貧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國家先進、富裕、強大,你沒有成名成家,但你永遠不敗,因為這國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與國家共同進步。然而,畢竟“科學無國界”啊。人們會說,你潘維講的這許多,不是狹隘民族主義嗎?不,不是。我講兩個道理。第一,中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強,加上海外的華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中國的貧困落後問題解決了,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貧困落後問題也就接近於解決了。第二,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他們對落後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被侮辱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因此,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聖使命,這使命屬於世界,屬於全人類,是人類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我講了許多,概括起來有四個內容。第一,來自被壓迫民族的科學工作者註定有祖國,不管他自己承認還是不承認。第二,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依然是悲劇。第三,祖國的成功,是科學工作者成功的依託,是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們這些年青的科學工作者身上,全體中國老百姓寄託了熱誠的期待,期待着你們勤奮、誠實、忠誠。 五.作為結尾的四個故事 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我的發言。至於解讀這些故事與科學工作者的關聯,那就請諸位年青的科技精英們見仁見智吧。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Sacramento市。那裡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首都,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裡去淘金。那裡有一條大河,叫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橋。一天,滿清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後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着這個中國官員穿着滿清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後拖着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於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Sacramento 河。他不會游泳,淹死了。然後,什麼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麼,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個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佔領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結果是,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摺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 ,即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三百萬兩,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後來,美國政府方面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於“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於興辦西學。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那時候,只要幾百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能買4***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庚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後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兩億兩白銀,價值20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半個世紀,到1950年,我國人口依然是四億五千萬,但是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作戰。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誌。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回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后,因為是敗軍之將,不被重用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台灣關係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那時候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後排座,前排的座位屬於白種人。四十年前, 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后他習慣地往車後面走。司機對他說,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後面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說:“我是中國人。”司機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說,“那,我不就應該坐在後面?”司機說,“難道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面地說,“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着蔣介石反攻回到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裡面摻雜着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委屈與失望。是啊,家很醜陋,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 謝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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