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獎前後的險風惡浪

　　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獎前後的險風惡浪

　　楊開顯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當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詩人、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因為他在當代抒情詩歌以及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領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消息傳來，立即在蘇聯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掀起了批判帕斯捷爾納克的大潮，說什麼帕斯捷爾納克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版了一本迎合西方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小說《日瓦戈醫生》，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國也接受了這種說法，甚至至今在包括文學界在內的知識界，還有一些人認為是西方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才授獎給“持不同政見者”帕斯捷爾納克的。這種看法長期以來是無知的。而在今天，隨着歷史煙雲的散去，真象的顯現，再持有這種看法，則是違背事實和常識，顯得滑稽可笑了。

　　帕斯捷爾納克完全是以自己的文學天才和創作實力來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他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文學大師之一。且不說1958年他獲獎前後，也不論1990年他誕生100周年前後，僅僅是在1980——1987年的36條國際文學、語言大事記中，他一人就獨佔兩條，要知道不少文學大師幾十年來連一條都不佔。

　　早在俄羅斯文學的“白銀時代”（1890——1917年），帕斯捷爾納克就因奇詭幽冷的不同凡響的未來主義風格詩歌而飲譽詩壇。20年代，他與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同為當時最著名的蘇聯詩人。但他比馬雅可夫斯基更具藝術性，比葉賽寧更具創新性（大詩人勃留索夫說他“最富獨創性”）。布哈林在1934年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高度評價他為“我們當代的詩歌巨匠”。連斯大林也讚賞他的詩歌和譯詩，並把自己寫的假借朋友之名的詩歌派人送給帕斯捷爾納克評價。帕斯捷爾納克已猜到幾分，但他不通人情世故，不媚權貴，回答斯大林說：詩寫得不好，讓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別的對他更合適的事情吧。後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斯大林在1935年11月開始樹馬雅可夫斯基為詩人樣板，才在這以後特別是大清洗運動后冷落和拋棄了這位不懂政治的我行我素的詩人。40年代中期，帕斯捷爾納克因其詩歌在國際上特別是歐洲的影響，被一些英國作家提名獲諾貝爾文學獎，但瑞典文學院出於偏見而未對他授獎。到1957年，他被提名達10次之多。可見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藝術已達到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水平，獲獎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遲而已。

　　40年代中後期，帕斯捷爾納克開始寫作一部旨在反思歷史、控訴暴力，呼喚人性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在寫作中，他把寫好的部分章節朗讀給友人們聽，又以他的情侶和助手伊文斯卡婭為原形，來塑造小說女主人公拉拉這個形象。由於帕斯捷爾納克不隨波逐流，在當局指揮的作家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大合唱的主旋律中保持了一個不和諧的獨立聲部，他過去的詩被作協書記指責為“視野狹窄，內心空虛，孤芳自賞”，現在的小說的部分章節又被認為思想傾向有問題，所以一些人想封殺這部小說。於是，就給他的知心女友和得力助手伊文斯卡婭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她，以打亂他的寧靜心境，破壞他的創作情緒，阻止《日瓦戈醫生》的創作。帕斯捷爾納克十分悲憤，在克服了惡劣的心緒后，在對伊文斯卡婭的擔心和思念中以頑強的毅力繼續寫作《日瓦戈醫生》。

　　伊文斯卡婭在獄中受到非人的折磨併流產，但她與帕斯捷爾納克依然彼此忠貞不渝。她出獄后，繼續支持帕斯捷爾納克寫作《日瓦戈醫生》，並承擔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包括出版在內的大量事務工作。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完成了《日瓦戈醫生》。小說描寫了日瓦戈醫生及親友在十月革命前後的遭遇，對歷史、革命、人生從一個嶄新的角度進行了沉重的反思，並希望悲劇不再重演。小說手稿交給了《新世界》雜誌社，不久便收到退稿及一封由西蒙諾夫和費定署名的亂扣帽子的極左信件，信中寫道：“……小說的實質是仇恨社會主義。小說中表明了作者一系列的反動觀點……，說明十月革命是個錯誤，支持十月革命的那些知識分子投身革命是一場無可挽回的災難，而以後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小說還寄給國家文學出版社，也遭到拒絕。翌年，伊文斯卡婭將手稿交給意大利一位共產黨員出版家費爾特里內利，後者非常欣賞這部小說，答應立即出版。後來帕斯捷爾納克提出先在國內出版再在國外出版。於是伊文斯卡婭又去國家文學出版社洽談，請予以出版，並按出版社的意思刪除他們不能接受的部分，但仍遭到拒絕。這時，小說正在意大利迅速地翻譯。事情鬧到蘇共中央那裡去了。蘇共中央的4號人物、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叫帕斯捷爾納克向費爾特里內利追回手稿，但後者不予退稿。於是，蘇斯洛夫飛往意大利，請他們的老朋友、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以黨組織的名義指令共產主義出版社的共產黨員出版家費爾特里內利交出手稿。但這時費爾特里內利已退了黨，並在短短5個月內把俄文手稿變成意大利文譯本鉛印出來。接着，英、法、德等20幾種文字的譯本也在世界各地相繼出版。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存在主義代表作家加繆對小說非常讚賞，對帕斯捷爾納克推崇備至。英國作家彼得·格林稱讚小說是“一部不朽的史詩”。西方評論界認為這是一部當代世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日瓦戈醫生》成了1958年最暢銷的小說。當局惱怒了，因為他們在全世界面前丟了面子，連蘇斯洛夫這樣的重型人物出馬也未能追回小說。於是，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日瓦戈醫生》受到各個報刊的猛烈批判，而且帕斯捷爾納克的住宅還遭到騷擾。同時，蘇斯洛夫還追究伊文斯卡婭的責任，要她交待帕斯捷爾納克與費爾特里內利的關係。伊文斯卡婭把一切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保護自己心愛的人。

　　就在帕斯捷爾納克度日如年的時候，傳來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當他收到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常務秘書奧斯特林的電報后，迅速複電，表示“無限的謝意、感動、驕傲、驚異和慚愧”。兩家大膽的鄰居——著名作家伊萬諾夫夫婦和楚科夫斯基夫婦——向他表示祝賀，各地發來賀電，記者也前來採訪。帕斯捷爾納克所受的苦難和打擊這時似乎一下煙消雲散，快樂和希望似乎也雲開日出，他的妻子開始考慮如何準備到瑞典領獎的有關事宜。

　　但是，第二天早晨，費定代表當局來到帕斯捷爾納克家，要求並逼迫帕斯捷爾納克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並發表抗議聲明，否則就開除他的會籍，而且在報刊上展開大批判。費定還叫他一起去見蘇共文藝部門的負責人波利卡爾波夫。帕斯捷爾納克斷然拒絕了費定的要求，也不去見波利卡爾波夫。費定氣沖沖地走後，帕斯捷爾納克氣憤得暈倒在地上。

　　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新一輪的迫害開始了。但他重新鎮定下來，恢復了往日的生活和工作節奏。他這時正在翻譯波蘭詩人、劇作家斯沃瓦茨基的詩劇《瑪麗亞·斯圖亞特》。他不讀報，也未去參加作協主席團的會議。他不屈服巨大的壓力，給作協主席團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道：

　　“我不認為只是由於一本小說才授獎給我的，他們授獎給我是針對我的全部工作的總和，這一點在委員會的授獎評語中已作了明確表述。我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早在小說出版之前誰也不知道有這本小說的時候，我就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不能強迫我放棄……已得到的榮譽，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錢，我將轉贈保衛和平委員會。

　　“我知道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會提出開除我作協會籍的問題。我並不期待你們會公正對待我。你們可以槍斃我，流放我，……，我事先寬恕你們。但請不要太匆忙，這樣做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增添光彩。請記住，若干年後，你們不得不為我平反並恢複名譽。在你們的實踐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帕斯捷爾納克就是這樣為他的尊嚴、人格和榮譽抗爭着。他只是為他的孩子、妻子和伊文斯卡婭擔心。這時，與他同為猶太人的著名作家愛倫堡通過帕斯捷爾納克的長子告訴他一個信息：西方掀起了一股保衛並聲援帕斯捷爾納克的浪潮。

　　但是，在帕斯捷爾納克與伊文斯卡婭通了電話並得知她的處境后，他改變了主意。他給瑞典文學院發了一封電報：“由於考慮到這項獎對我所處的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我必須放棄這項獎，它是我不應該得到的。請不要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同時又給蘇共中央發了一封電報：“請恢復伊文斯卡婭的工作，我已拒絕了獎金。”帕斯捷爾納克不怕流放、不怕死亡，但為連累伊文斯卡婭卻深感不安，為減輕她所遭到的迫害，他別無選擇，只得放棄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帕斯捷爾納克的這一舉動絲毫也未能改善他的險惡處境。迫害進一步升溫。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憤怒的人民”聲討和批判“人民的敵人”帕斯捷爾納克的文章，團中央第一書記謝米恰特內還組織不明真象的人們到帕斯捷爾納克住處示威，並向門窗擲石頭，呼喊讓他滾出蘇聯的口號。莫斯科作家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剝奪帕斯捷爾納克的國籍，並將他驅逐出境。使他十分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和次子經不住巨大的壓力，開始表態不願與他在一起，他們不願離開蘇聯。同時又使他十分欣慰的是：他的長子和伊文斯卡婭願意跟隨他，不管他被驅趕到什麼地方。在帕斯捷爾納克即將被驅逐出境的時刻，蘇聯的友好國家印度的總理尼赫魯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通了熱線電話，說他準備擔任保衛帕斯捷爾納克委員會的主席。於是驅逐令沒有下達。但為了緩解事態，帕斯捷爾納克必須在當局授意且主要由他人執筆的致赫魯曉夫的兩封信上署名。這使他感到特別恥辱和痛苦。但致赫魯曉夫的第三封信卻是出自帕斯捷爾納克之手，他對當局已不抱任何幻想了：

　　“但對我的攻擊仍在進行，並且開始帶有吹毛求疵和報復性。我不知道這類攻擊有多少公正可言。審判針對的是一本書，可誰都又並不了解這本書，書的內容被片面摘取的引文所歪曲。它的命運也遭到曲解，在西方出版此書以前，曾為出版它的審查版而同有合同關係的國家文學出版社扯皮，時間達半年之久。

　　“……，我將毫不屈委和悲傷地接受我的命運，並像丟掉不必要的誤解那樣拋棄一切非份之想。”

　　帕斯捷爾納克雖然未被驅逐出境，但蘇聯作協鑒於他“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墮落以及對蘇聯國家，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和平與進步的背叛行為”而將他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在長期的精神壓抑和折磨下，在接連不斷的打擊和迫害下，帕斯捷爾納克身體被摧垮並患上肺癌，1960年5月30日，他與世長辭。對於他的死，當局當然不會有善意的表示。但他的詩歌愛好者為他貼出訃告，成千上萬的有良知的人自發地來與他的遺體告別並為他送葬。

　　可是，在帕斯捷爾納剋死后，當局的氣仍未出完，他們把氣轉移到協助帕斯捷爾納克工作的弱女子伊文斯卡婭身上。他們逮捕了伊文斯卡婭。直到赫魯曉夫於1964年下台後，她才被釋放。

　　歲月流逝。隨着社會的進步，蘇聯當局及曾經批判過帕斯捷爾納克及其作品的作家和人們根本改變了對他和他的作品的看法。當局和作家協會為他恢複名譽，為他舉辦展覽，為他建紀念館，為他而驕傲，他的全部作品成了俄羅斯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瑰寶。

　　1989年12月1日，瑞典駐蘇聯大使貝爾納為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子送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證書，並宣布將重新為帕斯捷爾納克頒獎。1989年12月9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盛大的頒獎典禮，來賓中有帕斯捷爾納克的兒子和蘇聯駐瑞典大使。會上，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斯托雷·阿連宣讀了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發來的判若兩人的兩封電報，說帕斯捷爾納克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是被迫的，現將這枚光榮的獎章授予他的兒子。

　　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文學獎前後的險風惡浪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願也是絕後的。

　　附詩集《帕斯捷爾納克未來主義詩選》：

　　《帕斯捷爾納克未來主義詩選》簡介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未領者

　　西方現代主義的前衛詩人

　　蘇聯持不同政見詩藝大師

　　生死美愛與大自然的歌王

　　這本詩集給平淡的詩壇投下一束新奇而耀眼的光輝。帕斯捷爾納克及其作品在蘇聯和中國曾長期受到貶斥，但在西方卻備受推崇。這本未來派風格個人詩集的出版，填補了國內空白。詩人集古典傳統、象徵派音樂感、未來派口語傾向和超現實主義意象之大成，抒發了對生、死、美、愛、自然、藝術的感受，表現了人與大自然的一體性，充滿了主觀想象和唯美色彩。這些詩歌朦朧含蓄，獨特怪異，奇特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絕，體現了詩人詭奇幽冷的未來派詩風。這些詩歌開創性、先鋒味極強，富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高雅情趣，實為世界詩苑一支奇葩怪花。我國詩作者和詩歌愛好者閱讀這些詩歌時，將會進入一個陌生的撲朔迷離的詩藝領域，其對詩歌藝術的感悟和作詩的技巧將有一個嶄新的質的飛躍。

　　該詩集獲直轄后重慶市首屆文學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