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偶感_3000字

天花和梅毒：人們都知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早期殖民者對印地安人進行了血腥的屠殺。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哥倫布，把天花由歐洲帶到了美洲，而死於天花的印地安人，遠遠超出了死於殖民者槍口之下的數量。同一個哥倫布，又把梅毒由美洲帶到了歐洲，性病從此成為世界性流行病。——歷史上高聳的紀念碑，都在身後有相應的陰影；紀念碑越高，它的陰影越長。仰首瞻望紀念碑雄姿的人們，由於眼光向上，只能看到它的輝煌，而看不到它的陰影。如果能低下頭來看看陰影，可能就會因此獲得全新的認識。　

　　玉米、土豆及其他：新大陸的發現，不僅給歐洲提供了金銀，還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其他一些難以想象的變化。中國人口在萬曆到乾隆時期的巨大增長，固然有攤丁入畝等因素，但農作物品種的悄然變化，無疑起着重要作用。玉米和紅薯的高產，使土地可承載人口大幅度上升；沒有玉米和紅薯，人口增長幅度絕不可能一下子就達數億。同理，漢武帝時，關中的主要農作物由粟變為麥，似乎至今還沒有人注意到這一變化的歷史意義。那些學究們，埋頭探討各個朝代的水利工程、精耕細作，但那些耗資巨大的農業投入，與幾乎不增加投入的品種更換相比，究竟哪個貢獻更大一些，恐怕還是個未知數。——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人類社會，投入和產出並不一定成正比。學術也一樣，“幾分耕耘，幾分收穫”從來都是相對的，有更大的前提在制約着它。　

　　健忘和淡漠：我們常常為日本“右翼團體”忘記侵略史實而驚詫。實際上，日本人不僅僅是右翼，而且是一個民族（除了少數人以外）都沒有忘記那段歷史。相反，倒是中國人忘了。要不是每年八一五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提醒國人，恐怕沒有多少人還記得日本人欠了中國2000萬血債。因而，“鬼子進村”成了小品，“八格牙魯”成為歌曲。然而，日本人對歷史記得十分清楚，他們不為侵略而悔恨，只為戰敗而惋惜，皇軍的光榮，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軍國主義不是“復活”或“死灰復燃”，而是一直沒有死亡也沒有滅絕。只有中國人是講友好的，有每年官方給廣島送的花圈為證。　

　　儘管美國人有上千條理由為自己扔到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辯護，但美國不乏有學者和平民對此加以譴責。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廣島核轟炸是極大的罪惡（greatevil），而且不僅是廣島，甚至1945年春季起對東京等城市的無定點轟炸都是罪惡。他主張，基於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只有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才有權考慮極端手段，而1945年並不存在這種極端危險，所以，杜魯門作為戰時總統是不稱職的。斯坦福大學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指出，美國從來沒有把使用原子彈作為一個問題來考慮，1945年5月28日，諾貝爾物理學將獲得者康普頓（A.H.Compton）曾提請最高當局注意原子彈的使用將會造成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屠殺（mass slaughter），次日，馬歇爾將軍提出原子彈的使用只用于軍隊而不用於平民，如涉及平民應事先予以日方充分警告以撤出平民。但是，決策者沒有考慮這些問題。正因為美國沒有忘記原子彈，所以，1995年8月6日，美國聯邦郵政總署原決定在原爆50周年時發行的“核勝利”紀念郵票被迫收回。美國人對原爆的反省，正好證明了日本人以“解放亞洲”名義對華全面戰爭（即對平民戰爭，total war）的不可饒恕。　

　　標兵：清代綠營兵的建製為標，如總督所轄，即為督標，巡撫所轄，即為撫標，總兵所轄，即為鎮標，等等。咸同以後，練勇興起，與太平天國作戰主要靠勇而不是靠兵，但勇畢竟是民團性質，其裝備、規制參差不齊，沒有正規的標兵好看，一心要向標兵看齊。因此，擺花架子、徒有其表的標兵，就成了練勇的表率。至今，標兵還是給人做樣子的。　

　　降半旗：歐洲的福利國家則可稱為社會本位國家，美國是一個公民本位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國家本位的國家。國旗法就反映了這種差別。中國的降半旗，唯一用途是為高官致哀，而一般公民是沒份的。儘管1990年頒布的《國旗法》第14條第2款明確規定：“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的洪水中，公布的死亡為3656人，沒有降半旗之說。而就在抗洪期間的9月21日，楊尚昆去世，自然要降半旗。2000年春的大舜號沉沒，死亡比例（乘客320人，死亡280人）和救援遲緩（失事地點在近海，兩天後才開始救援）的惡劣程度，大大超過了泰坦尼克，不僅沒有降半旗，而且連媒體報導都是一句帶過。可見，老百姓和國旗沒有多大關係。唯一的例外是為駐南使館遭北約轟炸而死的三人降半旗，但其原因卻明顯出於政治，而不是對他們三人作為公民的尊敬。什麼時候國旗真正能夠成為老百姓的國旗呢？顯然還十分遙遠。　

　　投票：真正的投票，肯定不會“一致通過”，凡是“一致通過”，則肯定有問題。1915年，袁世凱組織全國各省區的“國民代表大會”就國體變更問題投票，代表票數共1993張，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制，無一棄權和反對。但到帝制垮台時，袁記參政院又一致通過撤銷帝制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致通過開除劉少奇的決議。中共九大又一致通過林彪為接班人並載入憲法的決議。即使投票真正起作用，但是，一旦投票的補充辦法（如代理、閉會期間委任等）不受投票約束，起作用的投票也會被替代。如在鄉村自治中，村長是選舉的，即使選舉得毫無問題，但村支書卻是任命的，而村長要聽村支書的，村長有何作用？我們的政府系統，兩次選舉期間（5年或3年），任命而待人大“確認”者，不知有幾。各級黨委按黨章是要選舉的，但任命所佔比例是眾所周知的。這種選舉投票，不但是拾遺補闕的，而且是毫無作用的，無怪在選票上曾有劃掉候選人而填上“豬八戒”的。?　

　　《梁祝》和孟波：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進行創作意向選題，時為學生的何占豪、陳鋼等提出的選題是：1.全民皆兵；2.大鍊鋼鐵；3.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音調基礎上創作。時為學院黨委書記的孟波選定了第三。管弦樂系黨支部書記劉品將孟波的意見告知何占豪他們時，何感到意外，因為他們的本意是一、二選題，第三選題是湊數的，而黨委書記偏偏選中了“陪題”。於是，一首名曲誕生了。而孟波本人，在文革中被說成是“授意炮製大毒草，毒害青年學生”，是“反黨分子”，因他否定大鍊鋼鐵，又被說成是“反對三面紅旗”。值得考慮的是，今天我們的高校，那種能夠做出孟波式選擇的領導人有幾個（不光有政治壓力，還有鑒識）？孟波告訴我們，在一定意義上，高校的領導比教授重要，蔡元培比陳寅恪重要，推而廣之，能打開思想禁區的政治家比專門研究思想的學者重要，具有經營眼光的廠長經理比技術專利重要，主持曼哈頓工程的奧本海默比原子彈之父費米重要。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後者的意思。中國是個講待遇的國家，單純從待遇上說，甚至可以給後者比前者優厚得多的報酬。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後者的報酬，恰恰是前者決定的。　

　　三七開和百分之九十五：三七開是我們很熟悉的一種辯證法，95%更是歷來區分革命群眾和極少數壞人的基本界限。但是，如果一個人有着巨大的功績，卻犯了一個嚴重錯誤，能不能三七開？如曾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作為老革命長期浴血奮戰，對黨有着突出的貢獻，但卻在三年困難時期犯了錯誤，這一錯誤導致河南死人最多。如何三七開？再假設一個人檢查出患有肝癌，儘管他全身的其他器官都是好的，95%沒有問題，只有5%有病，況且有病的肝臟也是95%是好的，只有那麼1厘米大的地方有癌變，是否也適用95%定律？據謝泳的《1949～1976年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狀況的初步考察》，正是在95%的邏輯下，1967年8～10月，湖南道縣就有326人自殺；文革時期湖南零陵地區自殺人數達到13797人。一輪又一輪地清除5%，最後究竟是百分之幾！　

　　證偽問題：波普爾的試錯法，至今在科學方法論中佔有重要位置。不能證偽的科學，肯定是偽科學。證偽方法的本質，在於體現了人類認識的局限與理性的缺陷。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際就是這種含義。而科學迷信的問題，也就出在不準證偽上。一旦有不準證偽的科學，肯定已經不是科學。當然，證偽說不是沒有局限。佛羅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儘管在方法論上擺脫了神秘主義而屬於經驗科學觀，且能得到實驗心理學的支持，但卻因其無從證偽而被許多學者詬病，他本人也始終未能得到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學的榮譽學位。反過來，中國現在有那麼多號稱是科學的東西不準證偽也不能證偽，說明了科學在中國的尷尬。　

　　愛國主義：國內不管什麼都和愛國主義能掛起鉤來，狹隘的民族意識統治了一切。洛陽人郎保玉漂虎跳峽，理由是“不能讓外國人搶了先”，但正如劉亞洲所言：“動機不純，心態不平，胸懷不寬，粉身碎骨已註定。”上海人余純順四次孤身進出西藏，橫穿塔克拉瑪干而於1996年6月在羅布泊送命，也是為愛國而獻身。而英國老太太卡拉，以平和的心態，靠現代化的工具，穿越了這片沙漠。劉亞洲還說：“郎保玉勉強算條好漢。後來壺口出現的汽車、摩托、自行車，統統混蛋。”“跳壺口，是愛國主義；漂虎跳，是民族自尊；穿大漠，是為四個現代化奉獻。荒誕被當成莊嚴，甚至被當成神聖。我們荒誕了何止百年？”（《中國空軍》2000年第2期）盲目的愛國主義是十分危險的，當初希特勒所用的，正是雅利安人的民族主義和德意志的愛國主義。在《我的奮鬥》中，他就是以“我們——最神聖的雅利安人——為了保衛這神聖——必須不顧一切的……”語法，在神聖的旗幟下掀起了罪惡。我們有沒有這種危險？恐怕是有的。前些年一片甚囂塵上的說“不”聲，是否就是一種徵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