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李文旺

　　童年的時候，我就是喜歡讀書。還沒有到啟蒙的時候，我一個字也不認識。比我大兩歲的二姐已經讀了小學一年級了。那時候，許多健全的農村女孩很少有書讀的。不是不想讀，而是重男輕女的思想重，許多家長不想讓孩子讀書。從這裡看出，我父母還是比較開明的。至少他們沒有歧視六歲時因為骨髓炎而有殘疾的二姐。多少和我二姐同齡的女孩都沒機會讀書，我二姐甚至成為“塞翁失馬”的那個塞翁，二姐讀到初中畢業，在那個時候，七十年代的中國，一個農村女孩能夠讀完初中是很不容易的。

　　當時我只有虛歲七歲，我覺得那個密密麻麻像是芝麻糖的漢子很有意思，所以，時不時地請我二姐教我認字。三年後，我不但和我二姐在同一個年級，而且成績比二姐稍微好些。雖然我偶然也會和二姐吵架，但是，只要是誰欺負我二姐，我會理直氣壯地維護我二姐。當然，我家在村裡是個大家族，總共只有五十多戶人的村子，我爹就有兄弟四個，而且，和我爹同一個祖父的兄弟就有七個，也就是說，我的伯伯叔叔和堂叔堂伯們就有七個。再遠些的叔叔伯伯就更多了。所以，我們這個家族是一個十分大的家族。後來欺負我二姐的人沒有了。倒是有一次，二姐因為不小心，掉到一個水溝里。那水溝多年沒有清理過，而且都是一潭死水，想起來都有些噁心。一貫說普通話的小學女老師李炳華老師聽到有人喊：“有人掉溝里了。”她趕快跑過來，才把我二姐從水溝里撈起來。我替二姐感到很難過，陪着二姐回家。那時候，從啟蒙就能有說普通話的老師，其實也是一大優勢呢，那時候，最基層的小學全是用方言教學，而且，那時候小學一到三年級從不學漢語拼音。

　　當然，每當過年或者過節的時候，我和二姐會因為一個月餅、一個鹹鴨蛋或者一個粽子而吵架。那多半是因為我的貪吃。我從小吃東西就很快，很多東西都是囫圇個就吃下去，還來不及咂摸出什麼滋味就到肚子里了。媽媽常常半喜半嗔怒地笑話我吃東西太快，說我前世就沒有吃飽過。其實在我們家鄉，我從來沒有嘗過挨餓的滋味，因為家鄉是真正的魚米之鄉——————雖然同時代的人還真有人為吃飯發愁。

　　我常常在節日的時候，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常常盯着二姐的那一份發獃，二姐手裡拿誘人的月餅或者鹹鴨蛋常常讓我得隴望蜀。我常常埋怨二姐故意不馬上吃，拿着那些好吃的東西在那裡顯擺，以逗我玩——————雖然五、六年之後才聽過馬三立的：“逗你玩。”其實二姐不是那樣的人，倒是我常常恃寵而驕，得寸進尺罷了。

　　那時候是計劃經濟，中秋節有沒有月餅已經無從回憶。但是，憑票購買的冰糖、白糖還是有的。端午節的時候，粽子和鹹鴨蛋也肯定是有的。其實，那時候的端午節最重要的還是吃包子。其實那根本不是包子，連餡都沒有，而是農村裡特別的饅頭，外形像一個特大的隆起的茶杯蓋子，只是那麵粉做的“茶杯蓋子”是實心的而已，南方很少有麵粉，所以難得吃到包子的農村就把那個東西叫做包子。鹹鴨蛋其實不少，因為故鄉就在河網密布的鄱陽湖東南岸，除了生產隊幾百甚至上千隻鴨子，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養若干只鴨子。我家至少在三年裡長期養着八隻鴨子，真的，不多不少，八隻。那八隻鴨子是什麼樣子已經無從記起，只是，除了冬天歇乏，夜夜八個鴨蛋留在鴨子窩裡卻是永遠也消滅不了的記憶。所以說，端午節腌制幾十個鹹鴨蛋是小菜一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開始，以為普天下過的都是這樣的日子，後來看多了出門要飯的人才知道，這樣的日子其實在農村是不多的。那年頭，安徽、山東等地的一些災民連吃飯都成問題，只好出門乞討。村子的對面有個勞改農場，哥哥從部隊退伍後到大隊里開大隊的廣播之外，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不開廣播，而是開起了大隊的拖拉機。拖拉機要是壞了，就讓對岸勞改農場的犯人前來修理。那時候“軍民是一家”喊得很響，犯人全是軍人管制的，所以犯人不敢不來。勞改犯其實也有很多人才的，那個珠湖農場又是全省最大的勞改農場。一來二去，哥哥認識了一個廣東籍的勞改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勞改犯其實還是文質彬彬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到了1981年——那人已經回老家三年，也就是我早已經是一個少年的時候，那個刑滿釋放犯還兩次寫信給我哥哥，好說歹說，請我家裡寄一些糧票給他。可見當年廣東的經濟情況。

　　鴨窩裡每晚八個鴨蛋，我每次撿鴨蛋都很高興。鴨子們像是八仙過海似的，很神奇。除去賣出一些，大部分是拿來腌制鹹鴨蛋。少年時期看電影《月亮灣的笑聲》——————那是反映我童年時期中國農民生活的電影（那已經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一兩年的事情了），總覺得影片里對於割資本主義尾巴一節有些誇張。其實這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中國太大了，不能因為我故鄉很少有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情就否定其他地方的事實。也許是天高皇帝遠，也許是余秋雨提出的文革必須分兩個階段分析——————前期和周恩來、鄧小平力挽狂瀾、儘力主政的後期。在後期，也就是1971年以後，至少在我們村或者是大隊，除了偶然的批鬥四類分子以外，一切都還是比較正常的。當然，那年頭坐花轎、賽龍舟、拜菩薩等等都還是不敢碰的四舊，誰都不敢提，更不要說做。拜菩薩受到禁止其實是好事。後來很多東西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你就是耶穌教的人上街遊行都很少有人管，這其實也是很過分的，是不正常的事情，後來說什麼信教自由，我覺得，那其實是愚昧政策的說辭。

　　那時候，我們村的社員出工在全國也許是很有序的之一。也由不得你不有序————————我們村生產隊每人兩畝水稻田，勞動強度可想而知。雖然到我九歲的時候，村生產隊有了拖拉機，可是，農村裡幾乎沒有懂得維修的人，那拖拉機維護不當加上沒人會修，所以，絕大部分的勞動還是要靠最原始的勞動力。聽說其他地方有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故鄉卻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什麼“八點出工九點到，十點田頭靠一靠，抽袋旱煙解解悶，等着回去圍鍋灶。”這樣的事情更是沒有。敲鐘以後，有沒有拖沓的情況，也是有的，不過那也就是三四分鐘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六七分鐘。因為田頭的活兒太多了，容不得大家偷懶。為什麼河南紅旗渠能夠成為全國農業的奇迹，就是因為特殊的環境由不得人去偷懶耍滑，我們村就是這樣，這是我童年記憶里最深刻的事情。

　　一分汗水就有一分收穫，我們村的人們也享受着分紅比例奇高的生活。據我所知，那時候的中國，估計農業樣板山西大寨村，每天的分紅比例也高不到哪裡去。他們之所以成為樣板純粹是因為他們那裡的特殊的勞動和戰天鬥地的精神，因為有個陳永貴和後來的郭鳳蓮。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或者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每天的分紅比例（一個全勞力干一天的活的報酬）也不過是四五毛錢，甚至還不到。當然極個別的地方也有一元的，那都是寥若晨星的，現在紅遍全國的全國百強縣————-東莞，那時候的分紅比例，據我看過《人民日報》報道，當時東莞農民的分紅比例只有一毛八，一毛八啊，十天才一元八毛啊，幾乎是我們村一天的報酬。我倒不是抱着看笑話的態度。童年的時候，我們村子的確是很紅火的村子，三十多年後的2013年，我在江西余干縣的縣城，我了解到，很多縣城人至今還記得離城二十多里地的石牆李家這個地方，記得李家當年的盛況。雖然我故鄉地方的人們現在大部分人都孔雀東南飛了，很多人出門打工，可那已經是后話了。

　　我童年見到的情況和後來的人們對於文革的強烈控訴似乎大相徑庭，除了四類分子偶然接受批鬥以外，有文化的右派反而要接受沒文化的農民管理之外，似乎一切都是那麼合情合理，一切都是那麼公正公平，根本不存在什麼砸爛公檢法的錯誤行為。哦，對了，砸爛公檢法也許是1967年左右的事情，那時候我也不記事，也未可知。不信，在我童年的時候，你那時候犯一個法試試看。不要說犯法和犯罪，就是調戲婦女那都是千夫所指的事情。那時候的大隊幹部或者是公社幹部誰要是貪污，那可不是好玩的。誰敢貪污啊，你貪污十元錢試試看。馬上讓你蹲局子。是啊，不要說是貪污，就是清清白白弄不好還要反你的當權派，誰讓你當權呢。看着現在許多為官者作威作福的樣子，還真懷念那些清凈的年代。那年頭，要是侮辱婦女，准得到學習班學習很久甚至判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固然是好的，可是，控訴文化大革命的聲浪越來越高，似乎文革一結束，大家全是好人，似乎除了四人幫，沒有一個是文革的罪魁，都和事後諸葛亮似的，文革的時候誰敢說毛主席的不是，可是，文革結束，哪怕是公社幹部、甚至是大隊幹部，甚至是社員都有先見之明似的，就都成了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天生正確的神仙，一個個比毛主席，比周總理還要偉大英明。至少，我童年的時候，我生活的那個大隊，那個村子，真成了世外桃源，方圓百里地既無大山阻隔，也無小丘陵礙眼，滿世界都是平坦的世界，荷塘的世界，鴨子的世界。

　　童年的世界，於我真好。這讓我想起了魯迅。魯迅在後來成為教授，成為大文學家，這不能不說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他不是一個只考慮個人生活的人，如果是考慮個人生活，和他童年比特別是和他家裡最窩心的時期比，他應該要感謝當時的生活。他考慮的是全國人民的事情，所以，他寫出了諸如《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友邦驚詫論》等好文章，同時，他還十分懷念他童年，這不等於他後來個人的生活不美滿，不時尚，相對於他後來常常為了父親的病跑藥店，他的童年還是很優越的，所以有《故鄉》、《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等回憶童年的文章。當然我不是自比魯迅，我絕沒有那個才能，但是，曾經聽人對我說過：“你常常回憶過去，是不是生活的不順心。”面對這話，所以有以上的文字。

　　童年，多麼美好的童年，至今還讓我非常懷念。何況我的童年是衣食無憂的日子，是特殊年代非常幸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