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不想種地了

　　中國農民不想種地了

　　據筆者所知，我們全國農村耕地面積拋荒情況非常嚴重，有的地方達到50%左右。農民不種地成為普遍問題，也成為當地黨委、政府的頭痛問題。

　　農民，長時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穀梁傳·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范寧 註：“農民，播殖耕稼者。” 北齊 顏之推 《顏氏家訓·勉學》：“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有一種解釋是：佔有或部分佔有生產資料，靠從事農業勞動為生的人。是在原始社會瓦解的基礎上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而出現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農民的經濟性質不同。在奴隸社會，有自耕農和隸農。前者是以小塊土地所有製為基礎，從事個體勞動的自由農民；後者是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種小塊土地、地位介於自由農民和奴隸之間的佃耕者。在封建社會，除了自耕農以外，中國大量存在的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隨着封建社會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的分化加劇，形成了僱農、貧農、中農和富農等階層。通常所說的農民是指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和勞動者，即貧農和中農。

　　清朝及其以前直至國民政府遷台以前，其時由於工業經濟的落後，農民為中國社會勞動力人口主要力量，主要依靠自然經濟生活，多為佃農、自耕農（包括以農業種植、養殖為主的土地主）；這期間除了隨着一部分遷入城鎮進行工商業經營或成為產業工人以外，絕大多數受當時國家工業發展水平的制約滯留在原有出生地，而沒有土地的農村居民很多依靠給土地主打工生活，根據工期的長短這些人多被稱為“長工”和“短工”，長工和短工應該屬於職業，長工指常年被雇傭，短工則屬於季節雇傭工。

　　無論在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人們談到“農民”時想到的都並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等級，一種身份或准身份，一種生存狀態，一種社區乃至社會的組織方式，一種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結構。而且一般說來，社會越不發達，後面這些涵義就越顯得比“農民”一詞的職業涵義重要。在這些社會裡，不僅種田人是“農民”，就是許多早已不種田的人、住在城裡的人，也被認為具有“農民”身份。如本世紀初英屬印度的孟加拉地區，絕大多數下層的非農職業人口都自認為、也被認為仍屬於“農民”，因為他們不僅都是種田人的兄弟或兒孫，而且他們的“家內習慣與生活準則”也與農民無異。調查還表明：當地農民自己對“什麼是農民”的回答也更多地與地位而不是與職業相聯繫的。農民無法進行任何升級，但是他們可以變成民兵。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農民是地位最低下的等級民眾。沒有自由權，沒有身份，沒有級別，沒有土地（地主不含在內），全靠為地主打工。新中國成立后，農民翻身得到解放，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和房屋，擁有了自己的生存土地，從此過上了自力更生，自耕自足的幸福生活。後來，在中國的歷史上，雖然經曆數次政治運動，農民還是農民，在三年自然災害中，生活是苦到了極點了，其地位也沒有動搖。那時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歸，臉朝黃土背朝天，遇上災年無法活。憑藉自己的雙手，戰天鬥地，總想一年能比一年好。我就歷經過那種集體主義的生活，好像都沒有怨氣。一方面要上交公糧；另一方面要上交任務。所得不多，就是自己全家人的口糧，先一的口糧要吃到第二年新糧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吃不到，那就叫做青黃不接，要度飢荒。自古以來，中國農民都要交皇糧，外國農也要交稅。這是天真地義，誰也不能否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給農民帶來很大的利益，2005年，農民不但不要上交“皇糧”和農業稅款，每年每一畝農田還可以享受政府38元補助金。這是多好的事情，後來補助金越來越多，目前已經提高到200元/畝。當國際糧荒消息頻傳，當糧價步步攀高，當一些城市高喊缺地，當一些農民面臨無田可耕的困境，一些地方的農民卻不願種田——他們寧願外出打工而讓家中農田荒蕪，他們寧願買米吃也不願種自己的田。儘管國家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多數村民表示，種糧並不是為了掙錢，而是保證家裡的口糧。有的農戶將水田改種，有的寧願丟荒去買高價米吃。究其原因是：種田成本太高划不來。種地相比打工，比較收益懸殊，這是農村土地大量拋荒的最主要原因。據當地農民統計，在家種田一年，收入為一千多元；而外出打工，一般有一萬多元。“口袋裡有錢，不愁買不到糧。”這一觀念已為農民接受。有的地方，農民的選擇與國家的初衷背道而馳。某縣農業局辦公室主任表示：“農田是農民的，種田收益太低，他們要拋荒我們也沒辦法強行制止。”

　　綜上所述，耕地拋荒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三：其一，農業比較效益低，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耕種效益低導致拋荒。近幾年來，中央連續6年出台一號文件對“三農”問題予以高度重視，取消了傳承幾千年的農業稅，並下撥了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農民種糧積極性本應有很大提高。然而，隨着物價上漲，農民種糧的成本急劇上升，種子、化肥、農藥不同程度上漲，農民勞資從2000年30元/天上漲到2010年80元/天。經測算，農民種糧除去成本每畝利潤不足400元，按每人種5畝計算，年收入不足2000元，遠不能滿足一家的開銷，何況很多農民人平根本沒有5畝耕地。因此，一些年輕力壯的農村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或經商，賺取勞務收入或其它收入，一般每年可賺上萬元，是種田效益的5倍。由於年輕人大多外出，留在家裡的都是老、弱、病、婦、孺，沒有能力耕種田地，因此耕地只好任其拋荒。耕地利潤低，收入少，是農村耕地拋荒的根本原因。種田效益低，直接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是土地拋荒最根本的原因。

　　其二，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農的勞力短缺。隨着城鎮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大，農村剩餘勞動力“棄田務工”、“棄田經商”的人數急劇增多。此外，一些人為了適應學校布局調整，方便小孩上學，舉家外出，拋荒現象日趨明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農村土地拋荒的直接原因。近年來，大量勞動力外出轉向二、三產業，以便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致使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嚴重缺乏，大量耕地無人耕種或無力耕種造成耕地拋荒。

　　其三，耕地流轉不暢，土地承包管理不力。由於我國土地流轉制度還不健全，農民對現有流轉政策不了解，農村土地流轉存在“不願流轉”和“不能流轉”現象。進城農民認為自己在城鎮一旦“失業”后還有回去耕作的資源，寧荒不轉。留守農民因為耕地效益低，耕作難度大，又無適當產業支撐，導致農村耕地不能流轉。耕地流轉機制不健全是耕地拋荒的又一個原因。隨着農村社會發生的生老病死、升學、當兵、就業、遷徙等，人口不斷發生變化，而人口、勞力、土地等生產要素變化造成部分耕地無力耕種。

　　其四、鄉鎮幹部乏力，沒有人員下村督促。現在鄉鎮幹部的工資都是縣級財政統發，不須要到村組崔交，每年除了搞計劃生育這個硬任務外，鄉鎮幹部不需要下去，大多數住在縣城或城市裡。筆者曾經有兩年當任農村工作隊長，需要到村組開展調查，多次聯繫陪同的鄉鎮幹部一起調研，卻無法找到人員，要就是不接電話；要就是手機關機。有的掛村鄉鎮幹部還不知道該村有多少農田，有多少田拋了荒，真是一問三不知。2008年，全國多個省、市遭受大冰災，我通過有關渠道從海外募捐一批救災物資，所有的接待工作都是我們做好，只是要求鄉鎮配合做好發放工作，最後還是漏洞百出，應酬不好。後來這個鄉鎮領導對我說：老兄啊，你不搞這個東西給我們，我們沒有一點事，你搞來這個東西給我們，我們不好做人。哈哈，我真好笑，這就是當今父母官說的話。

　　再說，

　　改革開放30多年了，農民不願做農民是對的，更何況當今社會在變化、在發展，農民也應該走出田園，走出新時代，不能世世代代當農民，要成為創造新時代先進分子。如今國家出台政策要關心農民工。所以，當今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體、被忽略的中國驕子，是農民工。沒有他們粗糙的雙手，所謂崛起的大國，所謂中國奇迹，所謂世界工廠，所謂城市化，根本不成立。

　　但是，目前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珍貴，但耕地拋荒造成了土地資源的閑置浪費，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要從根本上解決土地拋荒問題，必須針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加強正面引導，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強化宣傳法制，杜絕棄耕拋荒；加強市場調控，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等多措並舉，綜合治理，給農業生產匯入新的活力，調動和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培養教育出新時代的、新式的、講科學的、會經營的全新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