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謁杜甫草堂

　　拜謁杜甫草堂

　　“這就是杜甫草堂？”當車子泊在草堂前，我感到驚訝與困惑。

　　沒有想到，杜甫草堂具有如此的氣魄：院門之肅穆莊嚴，匾額之古樸厚重，門前石獅之氣派恢弘，這一切都讓我感到很詫異。想象中的草堂應該是“茅飛渡江灑江郊”的凄慘，是“床前屋漏無干處”的無奈。

　　我知道這不是夢。我終於來到了歷代文人心儀的聖地，朝拜這位用詩歌記載歷史的詩壇巨擘。

　　走進草堂。院內，花木扶疏，樹影婆娑。樓台亭閣之間，有雕花長廊曲折地延伸；名花異草之處，有鵝卵小徑含蓄地逶迤。那條古老的浣花池，窄窄的，依舊是水流潺潺，從院外遙遠的地方逶迤而來，又曲折地綿延而去。可是，那水還是唐朝的水嗎？流過了千年的時間，可曾還記住了詩人瘦弱的身影？水岸邊鑲嵌着堅硬的石塊，石塊邊種植着萋萋芳草。“一歲一枯榮”的小草，可曾記住了那位瘦的詩人憔悴的面容？

　　當年，杜甫一家從中原流浪到成都，靠了友人的幫助才在這浣花池邊搭建起一間茅屋，並且窮居此處長達三年的時間，寫下了200多首的詩歌，沒想到當年的草屋如今竟是這樣的景緻，這大約是杜甫絕對沒想到的吧！即使是一生崇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人，倘若面對此時此景，恐怕也難以用他的如椽之筆描繪出2000多年後的草堂變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裡，草堂幾度敗落，又幾度重建。而每一次的修繕都是在前一次基礎上的擴充，形成了今天園林和古建築相結合，既古樸典雅，又莊重肅穆的風格。然而，每一次的重新修繕都充滿了文化的韻味，使得杜甫當年賴以棲身的地方竟成為後代文人們心中朝覲的聖土。

　　僅從詩歌的淵源來看，歷史的時光里，閃爍着無數的詩壇星辰，然而，他們的作品連同他們的生命都被誰也阻擋不住的時間風化殆盡，唯有杜甫，人們尊重他，紀念他，尊他為“詩聖”，稱他的詩歌為“詩史”，不是因為別的原因，乃是詩人一生的命運和生活在最底層的百姓的命運休戚相關。他愛百姓之所愛，也恨百姓之所恨。他敢於用手中的一支纖筆，吶喊出人民的心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乃是詩人發出的對黑暗社會的最強烈的控訴；“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乃是詩人對人民最真誠的同情。大唐帝國輝煌的時代拋棄了杜甫，然而，杜甫卻創造了一個同樣輝煌的詩歌的時代。歷史上，無論是帝王，還是貴戚，倘若他沒有對人民的真摯的熱愛，就不會獲得人民的尊敬與愛戴。千百年來，那些把名字刻在石頭上想“不朽”的人，名字爛得比石頭還快。

　　“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臧克家紀念魯迅的詩歌，不也同樣可以用來紀念杜甫嗎？徘徊在草堂里的小路上，我這樣想。

　　可是，人民記不住歷史上帝王的顯赫，權貴的勢力，富豪的財產，卻記住了一個漂泊流浪的詩人，記住了一個在悲苦和失意中掙扎了一生的詩人，記住了一個生前潦倒身後又榮耀的詩人。生前養不活自己的大詩人，死後卻有一大批人靠他活着，這不是一件很值得後人深思的事情嗎？對於一位真正的詩人，世俗的榮華富貴如同過眼的煙雲，唯有詩歌傳誦於後世，才是永恆的安慰與豐碑。這裡，我想起了曹丕的話：“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歷代胸懷正義，心繫蒼生而又命運坎坷的文化人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翰墨之間，似乎那些由文字建築的殿宇就是自己運籌千里的帷幄，也只有在這樣的帷幄里那些文化人才能有舒展理想與才華的場所，才能有展示自己生命價值的機會。

　　今天，我們讀杜甫的詩歌，雖然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文字，而且裡面攙雜着歷史的滄桑和歲月的雕刻，可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文字之間洋溢着的杜甫的鮮活的生命，感受着他的博大的胸懷，彷彿他就坐在我們的面前，向我們講述着那個年代的故事，因為詩歌已經承載着詩人的生命，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使我們能夠汲取其中無限豐厚的營養。只要詩歌不會死亡，詩人就不會死亡。

　　草堂的庭院內，亭館祠堂，曲水園囿，華貴如王府，與詩人的故居早就相去甚遠，而這一切，無非是後人對這位“詩聖”表達的一種懷念，對我們這個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拜。如今，那些成為勝景的地方基本上是失去了名勝原有的風貌，總是帶着一種人工製作的痕迹，讓人品嘗不到原汁原味的感覺，因而，我匆匆的腳步只好停留在一處簡陋的茅屋前，這茅屋顯然是後人依據那首詩歌的記載仿造的具有川西特點的民居了。草繕的屋頂，泥做的牆，籬笆圍住的小院里，一口老井卻顯示出歷經歲月的滄桑，這是否是杜甫一家賴以維持生命的水源呢？

　　我站在這樣的小院里，思緒紛飛。時令正是初秋，微風過處，帶來一絲涼意，這是否是當年杜甫一家棲身的地方呢？蜀地處於盆地之中，地理的位置決定了它的氣候溫和濕潤，那麼，公元761年的秋風究竟有多大，它能把杜甫辛苦搭建的草屋吹得茅草飄揚，“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詩句究竟是老先生的誇張之辭，還是他的內心愁苦的表現？確證的是，杜甫在這裡的一段生活是很艱辛的，然而又算是比較穩定的，因此，他能夠安下心來，寫下了一生中比較集中的詩歌創作。

　　文人的安居樂業是文學以及一切藝術得以發展與繁榮的前提，也只有作家或詩人的思想或靈魂系著民族安危的時候，才能不媚俗，不唯上，才能寫出真正基於良心基於藝術的作品。倘若一個作家失去了良知，也就失去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失去了一個作家作為作家的資格。而一個民族最輝煌的文學往往又是這個民族在心靈最受煎熬最受苦難的時候凝聚出來的最燦爛的情感結晶，也是那些文化人用最痛苦的靈魂譜寫出的最富有迴腸盪氣之旋律的樂章，由此又折射出一個真理，構建一個和諧社會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進步的表現。

　　不看杜甫草堂，就意味着沒有到過成都。草堂成為一個城市的標誌，成為一處文化的象徵，影響之深遠，意義之宏大，這在中國的名勝之中也是不多見的。

　　拜謁杜甫草堂，了卻我心頭的夙願，心靈也有了莫大的慰藉。

　　2006年10月遊覽杜甫草堂，寫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