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唇齒間：我在美國當談判專家

　　當了一名談判手

　　我幼年喪父，是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長大的。凡事母親總要求我去爭第一，可我的性格像父親，平和，不急不躁，在學校成績一般處於中上游。高考時，我以平常心對待，反倒被南京大學心理學專業錄取，直到拿到碩士文憑。之後，我回到成都，在一家公司上班。

　　一年後，我接到了舅舅從紐約發來的邀請，他早年在紐約創業，現在是一個中餐館的老闆，孤身一人的舅舅年近六十，他要我去幫他，準備交班給我。我並不想遠走他鄉，沒料到母親和女友韋莉倒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韋莉催促我與她辦了結婚手續。2001年3月，我和韋莉終於順利移民到舅舅身邊。

　　很快我就在經營餐館上表現出了天賦，我不喜歡熱鬧，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韋莉就不同，光怪陸離的世界吸引了她，她想要我進入國際大公司工作，她說：“在中餐館，整日煙熏火烤，有什麼幹頭。”我笑而不答。

　　韋莉很快就進入了紐約的華裔社交圈，同一幫來自內地的閑婦們打得火熱，慢慢地，她已發展到夜不歸宿的地步。由於工作忙，我還沒有作過多聯想，很快就聽到了她與一個香港去的醫生相好的傳聞，還沒容我問她，她已提出了離婚。我這人太傻，根本沒想到韋莉當初與我結婚的目的就是想移民。

　　辦完離婚手續，韋莉很快就搬走了。接下去的日子裡，我整日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甚至經常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舅舅見狀對我說：“老婆走了，你就成這樣了？你還是學心理學的呢，自己的心理都快出問題了。”舅舅告訴我：“不過，干中餐館的確與你所學沒多大聯繫。”舅舅鼓勵我去干一番事業。

　　這年九月，“9·11”事件發生后，我意外看到一則廣告，紐約消防局一個分局要招談判員，由於紐約的亞裔社區人口增多，故這次招收特別說明最好是亞裔人士，學心理學或當過警察的最好。這個廣告不經意地擦亮了我內心的火花，我看過美國夢工場的大製作《談判專家》，對其中的談判手印象深刻，可是，人家那種機智、果敢的行動，恐怕對人的要求異常高，我能行嗎？舅舅得知我的想法后說：“小子，你這人怎麼這樣衰？你不去報考，怎麼知道自己不行呢？”於是，我壯起膽子去電詢問，對方粗略問了我的情況后，歡迎我去面試。

　　我沒想到，這個電話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兩天後，我按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到了分局的一個會議室，一個叫大衛·芬奇的人帶着面試小組對我進行了測試，芬奇先讓我作了談判手的職業取向測試題，我緊趕慢趕，在規定的1個小時結束時，才勉強答完大約80%的題；接着，面試小組的專家們與我閑聊，其中有個怪招是，幾個考官在面試時，不斷用紙團扔向我，看我能否及時躲開，他們管這叫測試考生是否沉着應變、反應快。其實我本就沒抱過高的期望值，加上筆試又不理想，所以我與他們交談時異常放鬆，當時我無所謂，考不上就繼續幫舅舅打理餐館。

　　考試的結果於兩周后公布，出乎我的意料，我居然是被錄取的28名談判手之一。接下去，大衛·芬奇開始對我們進行為期五個月的“魔鬼訓練”，我領到了兩套訓練服、攀躍服，能充氣防震的背心、防滑鞋、微型耳麥。

　　訓練的頭一天，大衛·芬奇領了個叫林俊祥的警察來當我們的教官。林俊祥像個謙和的居家男人，是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的畢業生，其父是香港20世紀70年代赫赫有名的武術健將。林俊祥說：“我們培訓你們的目的，是要把你們培養成談判專家，許多人的生死就繫於你們的唇齒間，所以，你們的聰明能幹要儘可能藏而不露，要綿里藏針。”

　　“什麼叫綿里藏針？”有人問。

　　林俊祥說：“就是談判專家要具備人性化標準，要表面平庸，平易近人。你們應給談判對象一個信號，我很友善，這樣就會淡化他的不理智甚至是犯罪動機。”說著，林俊祥走到那個學員身邊，面帶微笑，我們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兩三招把那人摔到地上，並牢牢抓住了他。林俊祥親切地告訴他：“小子，這就叫綿里藏針。”全體學員笑了。

　　訓練開始后，文質彬彬的林俊祥很快被人暗地裡叫成“魔鬼林”，每天安排了大量的課程，當然，每天早上清晨5點還得跑20公里。有幾回，在我們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半夜又突然把我們叫醒，站隊。

　　在訓練中，我結識了來自印度的尼格和來自越南的學員武森，一個是前警察，一個是心理學講師。我們三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互相取長補短，順利地過了“魔鬼林”設的一道道難關，結果我們三人都有幸成為留下的談判手。

　　隨後的兩個月里，我加入談判小組，參加了幾次營救人質或勸阻自殺者的行動，擔任主談判手的是林俊祥，我只是隨行。

　　初戰失利，遺憾終生

　　2002年1月1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是元旦，紐約街頭熱鬧非凡，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氣氛中。誰料，晚上7點，一個亞裔青年入室偷盜，被發現后劫持了一名白人老婦，和警察對峙。談判組接到通知，火速派一名談判手去勸那名青年投降，我被挑出作為這次行動的主談判手。

　　大衛·芬奇、林俊祥帶領我和武森火速前往，警車尖叫的聲音在夜晚聽來格外刺耳，我閉着眼，暗中叮囑自己要鎮定，可是我的心卻“咚……咚”地跳個不停。車一停下，我身穿減震服，頭戴微型耳麥衝到了事發地。

　　這是一幢12層公寓樓的頂樓平台，與距劫持白人老婦的亞裔青年大約10米遠的地方，他狂叫着勒令我止步，我告訴他：“兄弟，有話好好說，不要為一時的糊塗付出代價。”亞裔青年瘋狂地叫囂：“我不想活了。”我苦苦勸他：“你不想活，也不能牽連無辜的人對不對。”亞裔青年說：“我就要拉一個人墊背，看你們能把我咋樣！”面對這個橫下一條心的人，我突然失語，腦子一片空白。平時訓練的東西都跑到哪兒了？天啊！誰來幫幫我？

　　稍作鎮定后，我繼續纏住劫匪不放，可我的思維和語言開始不連慣，談判工作進行得緩慢而無力。這時，我的耳麥里傳來林俊祥的指令，要我堅持三分鐘，他上樓來換我。我終於如釋重負，裝作輕鬆地對劫持者說：“行了，我不管你了，你得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劫持者聽了我的話突然怒不可遏：“我就知道你們不會救我的，那好，我給你們點顏色看看！”說完，他開始用刀划白人婦女的脖子，血直往外涌，在強光照明燈的照射下，鮮紅的血叫人觸目驚心。我下意識地把手按在了前額上：“不……”

　　這時候，一聲沉悶的槍聲“砰”地響了，劫持者應聲而倒；差不多就在同時，我一下想起，我的右手握拳放在前額的動作是下令狙擊手開槍的暗號！天哪，我的失誤導致了談判行動的失敗！

　　我的失誤招致了媒體的廣泛批評，報紙上說：“一個偶發的劫持案，沒有經過有效的談判就開槍射擊，太草率了。”另一份報紙則對亞裔充當談判手提出質疑：“亞洲人普遍有以暴制暴的心態，他們當談判手合適嗎？”

　　那段時間，我受到了強大的壓力，並受行政處分一次，看到林俊祥失望的臉，我的心比什麼都難受。晚上一做夢，儘是那名被射殺的青年的血。我只好接受了為期兩個月的心理輔導。

　　總結經驗，漸成談判高手

　　兩個月以後，我慢慢從失敗中振作起來，我的同仁尼格和武森常來看我，並給我帶來林俊祥和大衛·芬奇要求我早日歸隊的口信，我為這份珍貴的信任所感動。2002年3月下旬，我又回到了談判小組。

　　2002年5月，紐約的一名亞裔女青年被男友拋棄，她萬分傷心，遂給家人留了封遺書，然後爬上高樓準備自殺。我接到行動指令，飛速趕到現場后，通過警局了解到女青年的手機號，我在距她30米遠能看得到我的地方，連續向她發了5條短信：“姑娘，還有什麼事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嗎？”

　　很快，那女孩回短信了：“失戀的挫折太痛苦了。”

　　我接着回：“我連老婆都跑了，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嗎？失去一個並不愛你的人，應該是你的幸事。”

　　女孩又回短信了：“可我一生的挫折怎麼那麼多？”

　　我回：“我今年31歲，挫折可比你多得多了。我一生沒多大的成功，可失敗還不少，如果你今天跳下去，我就又失敗一次，這樣我會被解除談判資格的。”

　　女孩發短信：“為什麼？”

　　我回復：“兩個月前，我剛失敗過一次，兩次失敗，我的談判手的飯碗就保不住了。”

　　女孩站在高樓那端，沉默了。我抓緊時機，又發了一條短信息：“姑娘，今天你若放棄自殺，就算幫了我一次，讓我們一道渡過難關。到時候，我請你吃飯，你喜歡中餐、朝鮮餐、日式料理？不管吃什麼，我想，桌上擺放一束玫瑰和一瓶紅酒不應少的。”

　　這些信息一發，女孩的情緒慢慢穩定，這時，我又發了一個短信：“你的親人，還有你的朋友，熱切盼着你回來！”

　　女孩遲疑幾分鐘，然後一步步慢慢向我走來。“嘩！”我聽到了圍觀人群的鼓掌聲。太棒了，我終於成功了！我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2003年12月24日，一起劫持人質事件發生，我被派前往，劫持人質者是一個欠高利貸的華裔青年，此刻，他把放貸者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劫持了。我趕到現場時，華裔青年不斷揚言要殺死放貸者的家屬，並從樓頂往外扔東西，時而還踱出人質家的落地陽台，手裡拿出爆破遙控器，人質全被捆上了炸彈。一進入現場，我立即命令鋪好氣墊，叫人找到劫持者6歲的兒子和他的妻子，而情緒失控的男子一見妻子就瘋狂地要妻子上樓和他一起殺死人質，然後跳樓。我假裝氣憤地對男子說：“你是個父親，兒子還小，你妻子還要留條命幫你養兒子。兄弟，要跳你自己跳就是，何必牽連那麼多人？”

　　這時，我發現此人衣着整潔，眉清目秀，料定他是個愛清潔的人。便故意告訴他：“下面有法醫，你跳下去后，法醫會把你的身體作解剖的，看看你的腦子怎麼長的，你去過超市吧，你見過動物內臟被切成一塊塊是啥樣嗎？我見你穿戴整齊，人長得白白凈凈，想必不喜歡被人大卸幾塊吧？”

　　男子大聲說：“我什麼都不怕，死亡嚇不倒我。倒是你們這些人才是膽小鬼呢！”我笑着承認自己是膽小鬼，告訴那男子：“你是大英雄沒錯，你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男子鎮住了，我趁機慢慢靠近說：“你待了那麼久，想喝杯熱茶嗎？我拿一杯給你。”

　　“不許過來，你叫人泡好一杯碧羅春，裝入水瓶扔給我。”男子的警覺性沒有降低，但他開始有點信任我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轉眼已過了一個小時，我告訴男子：“兄弟，你相信我，只要你上來，我就開車送你走。”說著，我輕輕靠近他。男子警告我不得再靠近，並揚言我再走一步將引爆炸彈，說完，他輕觸保險盒，準備隨時拉引線，局面再一次僵持。我暗暗告誡自己絕不能急，於是問男子：“要煙嗎？”順手扔過去一盒煙。趁着抽煙的工夫，我又開始和男子攀談起來，當我得知他祖籍是四川時，便和他聊起了四川的風景名勝。這時候，營救小組幾個隊員悄悄潛伏到了距男子僅不到1米的一個儲水箱背後，而我和男子的“閑聊”正進行得順利。我見時機成熟，裝着無意識地抬起右手，然後果斷地放下，營救小組中兩個系著安全繩的小伙迅速撲上前抓住男子，三個人從頂樓掉下去，穩穩噹噹地落在了氣墊中央。

　　成功了，事情圓滿結束。那一刻，我渾身累得都快虛脫。

　　我遇良緣，和被救者結婚

　　我成了隊里出勤最多的談判手，成功地參加了近10次行動。2004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梁詩韻打來的電話，她就是我救的那個失戀女子。梁詩韻說：“你還欠我一頓玫瑰晚餐呢？”就這樣，我和梁詩韻又見了一次面。化過妝的她我都不敢認了——原來，梁詩韻是個很美的女孩。

　　這天晚上，在燭光下就着紅酒和精美的食品，我們談了很久。梁詩韻看我的眼神也熠熠有光。她說自己從失戀中走出，很感謝我對她的解救。不知怎麼，我說話開始囁嚅起來。

　　初春的一天，我又成功地勸阻了兩名自殺者，經媒體報道后，我兩次都收到了梁詩韻發給我祝賀的短信息。終於有一天，梁詩韻主動約我吃飯。分手時，她紅着臉提議：“戚先生，我們常見面好嗎？”在那一刻，突然襲來的幸福一時叫我不知說什麼好，良久，我才忙不迭地點頭：“好啊，好啊！”梁詩韻嫣然一笑說：“你呀！看上去普通平常，其實骨子裡十分男人。幸好我當初沒有輕生……”那一刻，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

　　2004年9月，經過半年的戀愛，我終於和梁詩韻共結連理。在婚禮上，舅舅打趣說：“你這個談判專家，給自己談回了一個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