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悔》——之五

　　我由學生到工人，由工人變成農民。

　　在恢復高考中，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甘南師範”，名列全縣第二名，因出身不好，不予錄取，我又一次倒下了，人生啊，為什麼這樣不公？為什麼這樣殘苦？

　　文攻武衛，在農村的記實寫照：

　　揪斗郭發勇，打倒馬正英。

　　郭發勇，延安人氏，早在劉志丹陝北革命時期，十四歲參加革命，十八歲入黨，二十歲任延安游擊隊大隊長，陝北老紅軍，在保衛延安的戰鬥中與彭總司令合過影，在“臨潭”任縣委書記、武裝部長。馬正英，陝北老紅軍，共產黨員，在“新城”任公社書記，在這一次運動中被打殘。在農村，我親眼目睹了對老革命殘忍地迫害。後來，他們消失於“臨潭”。至止一九七七年重返領導崗位，郭發勇為“甘南州委”書記，馬正英出任一個縣的縣委副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十一種人的產生：

　　什麼叫“紅五類”，由貧農、下中農，工人，烈軍屬，軍屬家庭出身為“紅五類”子弟，招工、招干、參軍、入黨優先。

　　什麼叫“黑五類”，富農、地主、右派、資本家、走資派家庭出生的子女為“黑五類”子弟，讀書、上學、就業都不許可，只有接受再教育。

　　在這場運動中，很多老革命子弟，由於文化大革命冤假錯案淪陷為“黑五類”子弟，也同樣受歧視受打擊。

　　在這場運動中，我淪陷為“十一種”人中的“黑五類”，在這場運動中人為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在這場運動中，老一輩的過去要我們下一代頂替，老一輩出身由我們下一代來承擔，正是不白之冤。在這場運動中更產生了一代人，他們以老子功勞夸夸其談，不接受虛心學習，不吃苦耐勞，坐享其成，沾沾自喜。不接受黨的教育，執行反動的“血統論”，生搬硬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壞蛋”的身世。老一輩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新中國第一代人，兩種命運的產生不平等的對待，一個母親，兩種對待，兩種命運。

　　在這場運動中，階級鬥爭的過去，又在我們新中國的第一代人身上延緩，人為的階級鬥爭天天講。只抓革命，不抓生產，解放前的事，解放后新生的一代人承擔，爺爺、父親的過去，由孫子來承受，正是不白之冤。那時我已淪陷為不戴帽子的第三代“黑五類”分子。

　　毛主席早在解放前期，《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提到過“三種”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打擊面太大，無限上綱，無限亂戴帽子。這是文化大革命點滴紀實。

　　農村文化大革命的紀實，以及文化大革命對地方生產與生活的破壞。

　　心懷一個“忠”字，落實一個“用”字，幾百人在山頭從幾十里的石山採石對幾十米的“忠”字，所為山頭要“忠”。紀念章，每人一顆，戴於胸前，直到毛主席提出“還我像章”“還我飛機”，這種極“左”現象才得到扭轉，直止今天，我鄉“紅華”山頭幾十米的“忠”字還影跡可見。在大批判推動生產下。“以專政的辦法搞農業，大批促大幹，大批促大變”。這就是當時的大鍋飯。

　　“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

　　姚文元提出，“一切私有制，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與土壤”。發生在一九五八年的不識人間煙火的歷史又一次重演，向毛主席“以糧為鋼，全面發展”唱反調，

　　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領導、分工、以及管理制度的解析與記實，人民公社的組成，公社為農業社的最高首腦，其此是大隊、小隊，每六個大隊為一個公社，每一個大隊分為六個生產隊。

　　人民公社，由脫產幹部，國家幹部管着每個大隊，由大隊管着一個大隊六個生產隊，農業社，大鍋飯的管理人員，

　　大隊書記、付書記、文書、“執保”主任、貧協主席五人組成。小隊的組成，隊長、付隊長、小組長、記工長、保管、飼養員二人，共七人組成。

　　分配與供給，大隊五人由各小隊提留供養，小隊領導人員自食其力，年終補貼三百六十分，勞動報酬，人民幣變成公分制，人民公社工分制，代替人民幣，人們勞動報酬以工分計算。工分，分糧由隊長說了算，勞動人民，只有勞動，分糧、吃糧、掙錢，人們吃好吃壞，隊長說了算，人民一點權力都沒有。

　　工分的記時，勞動一天記十分，不問男女，婦女、老弱病殘一律平等，學習、開會、搞“文化大革命，”不參加生產，還是一天十分，辦學習班，大批判，不勞動一天十分，勞動流汗的人也十分，參加勞動的人越來越少，雜草成林，由於對分工的不滿，出工的人們也磨洋工，混日下山，當時任縣委書記的趙守德對農業社的總結：“頭等工分筆尖轉，二等工分門前站，三等工分流大汗，干好乾壞一個樣，干與不幹一個樣。吃飽些，穿破些，見了幹部走慢些。開會牆角坐，人家發言我通過，人家錯了我不錯。”這就是當時“文革”在農村的真實寫照。

　　勞動果實極不平等，記得我一家4口人參加勞動最多，出工最高，最全的人家，勞動工分最高，還比不過兩個人參加勞動的隊長，記工員。

　　勞動分配與報酬，每當年終分配，決算，先提留大隊幹部的補貼，再提留備戰糧，到群眾中，每人一年只有三百六十斤元糧，這是出勤最高的人家，除此之外多餘的勞動所得，十斤糧食摺合人民幣一元錢，發放給最高的高線戶，由於他們勞動強度大，不夠吃，一元錢才能從社會上買到三斤糧食，分配的不平等不公平，按勞分配的不公，達到了極點。在農民中，出工故意破壞公共財產，軟抗硬頂的現象不斷出現。

　　由於革命生產，出勤人數很少，認為給隊長幹活，吃糧靠國家，化錢靠貸款。供應糧，歷盡萬水千山從加拿大遠渡重洋，運到這裡，每斤供應糧，國家一斤糧要補貼一元錢。在戰爭年代，白求恩同志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把中國的解放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在困難時期我們又不遠萬里的靠進口，遠渡重洋吃加拿大小麥，這到底為了什麼？

　　唐代詩人，“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的農業已成過去。我記得收成不好的是最壞的一年畝產一百五十斤左右，籽種五十斤，春種一粒粟，秋收三顆籽，這是一大二公，不負責任的大鍋飯的真實寫照。

　　抓革命時間多，促生產的時間少，雜草縱生的土地是社會主義，當時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口號是，“這主意，那主意，吃飽肚子是最好的主意。”在那個日子裡，黨政、軍的各級領導忙壞了身體，跑壞了腿，南糧北調，跑壞了汽車，背壞了社員。每天拉運供應糧的車，有十輪大卡車，拖斗車源源不斷。每當秋收大忙季節，運輸供應糧的糧車不斷，在極“左”路線橫行時期，我們的黨，永遠沒有忘記過人民，離開過人民，在極“左”路線下，人民受苦，國家為解救人民，在財政上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商業的蕭滌，物資的奇缺，票證制度，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火柴、鹼面、糖、煙、酒要《供應本》。每當過節，人們在商店排成長長的隊買食物，很多時間都浪費在買貨上。我大兒子出生的一九七五年，為產婦買四斤紅糖，由隊長、大隊、公社三級政府蓋公章才能買到，一斤牛奶都是辦不到的，當時隊長就是社員的土皇帝，吃飯、勞動、掙錢、外出他一人說了算，出外隊長不蓋章，吃飯、住房都辦不到，人們的自由達到了極點。

　　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歷史。

　　什麼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文化領域裡的革命，叫文化“大革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

　　首都北京首先由張春橋發起利用小說反黨是個大發現，以批判《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三家巷》開始，向北京市陶鑄、鄧拓、吳晗發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點燃了全國各地。文藝界對小說、詩刊、雜誌、都進行清查，識別什麼是香花，什麼是毒草，什麼文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文藝舞台上，對文藝作品，詩歌，一一評價，什麼是熱愛社會主義的文藝，什麼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文藝。

　　對歷史小說、戲劇、秦腔一律不讓出台，批判接受。

　　這場文化大革命，由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奪權造反，向老一輩革命家的殘酷鬥爭。剝奪領導權，由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天下大亂，由“要文斗，不要武鬥”，發展到文攻武衛。在這場運動中，老一輩革命家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江山，犧牲了他們的寶貴生命，“責任由我一人來負，好在歷史由人民來寫”的劉少奇主席被打倒，“百萬軍中誰敢挺槍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被打倒，再也沒有起來，文藝工作蕭滌，文藝舞台空白，只有江青“批准”的“八個樣板戲”一花獨放，與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路線唱反調。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好多文藝工作者，老一輩革命家拿筆的，拿槍的都為共和國而戰，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戰，付出血的代價，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因為我親身經歷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紅衛兵，從“紅五類”幹部子女，由於父親的被打倒，變為“黑五類”子弟。我親眼看到這場運動的殘忍性。由於運動的極“左”，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不公正的歷史，什麼是路線，什麼是政策我不懂，我只有用親身經歷寫出當時的真實歷史，留給下一代。

　　十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歷史文化徹底批判，就連幾千年的帝王將相也排了個隊，批了個透，歷史“奸雄”曹操被抬上了政治舞台，稱為最大的法家代表人物，大樹特樹，不斷貼金。

　　“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倒被批判為最大的“儒家”、“保皇派”。鎮壓人民起義的“鄶子手”，應當批判，照此種文化，“四人幫”發起的儒法鬥爭史，國家誰忠，祖國誰保，家庭誰來盡孝，天下大亂也。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破“四舊”，立“四新”，向舊的文化、思想、習慣、風俗開戰。

　　“臨潭一中”校門口左右兩邊立着“咆哮”的石獅，隨着“破舊立新”的歷史，在“紅衛兵”的鐵鎚下，砸得粉碎，帶着“化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現今，在師道尊嚴的學府前再也見不到這個獨一無二的文化故跡。相傳“新城”有個鐘鼓樓，一頭插在雲裡頭。在戰爭年代號令千軍萬馬的鐘鼓樓，一夜之間打得一無所有，500年的文化故跡隨之無影無蹤。大樹特樹法家思想，大肆摧殘“儒家”文化，“打倒孔老二，砸爛孔家店”，中國文化的根被趕出了國門，漂洋過海，被一些發達國家所用，正是可惜。

　　在“四人幫”變態文化的豪叫中，中國大地上國無寧日，家無好家。

　　在“四人幫”反戈一擊有功，“大義滅情有理”的煽動下、誘惑下，很多家庭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階級鬥爭天天講”，為了一個“主義”，為了一個“觀點”，為了一個“路線”，父與子不和，丈夫與妻子分居，家庭言論沒有自由，相互堤防，父親怕兒子揭發，丈夫怕妻子請功。在那個年代里，正是吃飯容易說話難，生怕雞蛋里挑出毛來，言論達到了極點。

　　在“四人幫”奇形文化的誘惑、煽動下，我們當初的“紅衛兵”，純潔的心靈被瘡傷，老師敢打，父母敢斗，正所謂時代的“驕驕”者。

　　在我們這一代青年人身上，新的文化體制又沒形成，舊的文化體制又沒學到。在“魚”變“龍”，“小人物”變“大人物”的特殊年代里，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明辨是非，為了“名利”，為了“官運”，一部分人的狼之野心不斷加大，“利慾”熏心；有個別人，不擇手段為達到自己的目的，用“無須有”的罪名致父母於死地，誣陷老師，加害朋友，已達到自己“魚”變“龍”，人變“鬼”，小人物變大人物的目的。干盡了壞事，逆天大罪，人人見而唾之，避而遠之，人見人怕，正是那個時代的化身。

　　在“四人幫”奇形文化的煽動下，有些人由善良、天真、朝氣蓬勃，變成了猙獰的“狼”。

　　一九六八年，在我的同學汪明禮家裡發生了這樣的事：由於父親舊社會當過保長（相當於現今的村委會主任）而在“公社”受“貧下中農”的管教。

　　在反戈一擊、大義滅親有理的倡導下，他二十幾歲的侄兒，在千人批鬥大會上直呼其叔父名子，警示人們站穩立場。以“無須有”的罪名揭發批判，大打出手，架“噴汽式”飛機，折斷了他的雙臂。從此，他失蹤了，二十天後，在“大溝”森林裡，烏鴉集中的地方找到，時值大伏天，已是一架白骨。兒女們在父親的衣服中找到了一封信，是解放前侄兒的，父親隨軍去台灣時的《托養孤兒的信》。叔父一直隱瞞對組織說：“侄兒的父親被抓了壯丁，在戰爭中死去，一直撫養成人，可是恩將仇報，致死了叔父。”

　　兒女們把這唯一的證據交給了“紅衛兵”組織，這個傢伙被清除“革委會”，讓義憤的群眾打得快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今天，這個人人見而唾之的敗類，獨自一人，一無所有，人人痛恨。

　　一九七三年，發生在我同學白玉潔家中的事：她的父親是一個陝北老紅軍，擔任某省勞改所所長，是當時我校紅得發紫的“紅五類”子弟——紅衛兵。在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背叛”、“要是革命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滾她媽的蛋，讓她靠邊站”的反動的“血統論”思想、封建思想盛行時期。我們這一代人，正處在那個時代的風口浪頭上，我的同學，在當時，可謂“響噹噹”的革命接班人，是一個：敢說、敢幹、敢革命、敢造反、敢於反潮流的英雄。“天下是我們的天下，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的革命幹將。兩次去過北京授過檢閱。口裡哼唱革命歌曲。常常在人多的地方，拋起兩條大辮，以表示自己的美姿和不可一世的驕態。是一個有理想、對未來充滿美好前程的“紅衛兵”。我們全校老師、同學都為她的革命家庭而羨慕。可是好景不長，她沒有逃過“文化大革命”命運的懲罰，她的父親在這場運動中打成了“反革命”交群眾管制。在校園，在舞台上，再也看不見她的身影，再也聽不到她動人的歌聲了。她青春的歲月沉沒了。她也與我一樣由紅得發紫的“紅衛兵”，一夜變成了“黑五類”子弟。升學、招工、提干、參軍、入黨美好的夢想再也不能實現，我們又被趕出了學校，從此後，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浪跡天涯，成為二等公民。

　　在“反戈一擊有功、大義滅情有理”的口號下，白玉潔——她背叛了父親。在父親最困難、最需要親人諒解和支持的時候，她與父親勢不兩立。在父親含冤的日子裡，她甚至於與母親合力，為達到上“工農兵大學”的目的，她們劃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