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悔》三

　　一九六七年

　　那是個難忘的年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城市由工人階級管理學校，在農業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參加鬥批改。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學生不但要學文，也要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校上課，在學校我們一天除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外，還學農，去各村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學軍，每天由公社“武干”帶領學“爬步”，“三角隊形”；“學工”，到工廠去，乾重活，翻沙，鑄工，鉗工。業餘我們除了教唱革命歌曲以外，學習“八個樣板戲”。在《林海雪原》劇中，我登台與我的好友馮蘭蘭演過“少劍波”。人們高呼，“少劍波、小白鴿演得最好。”

　　在學校長期除了寫大字報、揪斗“走資派”上縣，到公社造反外，半天學習，半天上課。一九六七年，我已十九歲，正是青年時期，由於文化大革命，父親被打倒，開除工職后，我的好友，王鳳梧與校長派性不好，也被趕出校門，只有馮蘭蘭幸運避難，一九六七年，我初中的學生時代結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高中不予錄取。

　　什麼是“上山”，就是吃國家供應糧的城市學生，那時大學停辦，停學后，下放到農村，帶戶口接受再教育。“下鄉”就是農民子弟回鄉務農、徹底成為農民，城市戶口的學生，兩年後，可以招工、招干、參軍，剩下的返回了城市，吃了國家的“鐵飯碗”。

　　為什麼人一定要吃皇糧，一、當時吃國家的糧的人，每月工資五十幾元，兒子好可以頂班世襲，每月吃白面三十斤，生活全部有保障，而考不上學，招不上工的學生，到農村，無經濟來源，一天只一毛錢的收入，一年分原糧三百六十斤，農村的經濟薄弱，一天工價值一毛錢，一年只有務農才是唯一出路，不像今天改革開放，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那時只有，“工”與“農”行，錢沒處來。這是后話，所以當時有權有勢的人家，想盡一切辦法，吃皇糧，

　　一九六八年

　　那是一個難忘的年代，我響應“上山、下鄉”來到農村，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作為的。

　　我懷着赤誠的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徹底改造“小資產階級”世界觀。在農村，滾一身泥巴，磨一手厚繭，練一身鐵骨。我學會了扶犁、割田、拉鋸、砍柴。農業學大寨，我是“尖刀”班，“突擊”隊我是第一位，由於表現好，一九六九年，我被推薦重新走進了我的母校—“臨潭一中”，上高中，全州七個縣，高中只有四十五人。因為，三年困難時期，失學學生多。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牽連的人多。所以只有四十五人，“紅衛兵”子弟只有我一個，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轉眼三年的高中生活結束了，當時大學停辦，多數人去了“中教”訓練班，還有的同學被招工、招干，我和十名同學，因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父親被打成“走資派”，刮過風，抬不起頭，我們又一次回到農村，上了“工農兵大學”。

　　我離開了造反、天是老大、我是王二的火紅年華。又一次被下放到農村，與我們的班主任周惠雲老師分別了。在六年的初中、高中的學生生活中，我們受到了敬愛的周惠雲老師無微不至的關懷。由於她出生在“資產階級”家庭，這次也離開了學校，去了“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改造。在當時，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還是開除了“工職”，我和王鳳梧背着行李送走了敬愛的周惠雲老師，我們灑淚告別並互相道聲：“保重！”周老師臨行前，給我和好友王鳳梧送了兩本書：《苦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們經過風雨交加的三十年才領會了周老師的用意。割不斷的師生情意，患難與共的往事。學生時代的所作所為歷歷在目，在“紅衛兵”鬧革命的日子裡，學生們對周老師，寫過第一張大字報，向“資產階級”家庭出生的老師圍攻過、鬥爭過，殘酷打擊過，甚至肉體上折磨過。周惠雲老師教學嚴謹，對窮苦學生的關心無微不至。初中三年，擔任班主任的周老師，對學校作息時間執行得很嚴格，隨時檢查上自習。午睡、晚上休息都要查房，當時她被評為全州“優秀”教師。我在“黑五類”子弟的日子裡，是周老師給我談心，她告訴我，“她的父親也被打倒，她也不是幹部子弟……”她哭了，我也哭了。原來，周老師的父親是“大學講師”，也被打成“黑幫”送去“黑龍江”改造，與她家斷了音信。我們相互了解后都很同情。從此以後，我們是師生關係也是姐弟關係，也屬患難與共的戰友。在困難時期她讓我入了團，她送給我舊鞋、舊衣服等生活用品。在困難時期她一次次報信，把我和王鳳梧從農村收回學校，我們重返學校，上完了高中。我們彼此的師生情誼，“戰鬥”過的年月永生難忘。

　　當周惠雲老師調離“臨潭一中”到“張掖”地區任教后，我與王鳳梧同學去看望她，她一眼就認出了我們，久別重逢，我們悲喜交加。她隆重的招待了我們，她高興的向她學校的老師、學生們一一的介紹了自己最旱的學生。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的學生王鳳梧後來畢業於“中央黨校”，任“903”廠的黨委書記，處長；她萬萬沒有想到，當年因下放勞動而失學的“黑五類”子弟馮毅，在改革開放中成為農民企業家。歷史為我們安排了三十年後又相見的情景，師生和戰友的重逢，我們高興的談了三天三夜。我們衷心地祝願周慧雲老師健康長壽！

　　一九六八年，那是一個難忘的年頭，“文攻武衛”與“要文斗不要武鬥”唱對台戲。“臨潭”縣武鬥開始了，揪斗縣委書記郭發勇，打倒公社書記馬正英，在那次運動中他們都被制殘。直到一九七七年，郭發勇任“甘南州”州委副書記，馬正英任某縣縣委書記。

　　姚文元、張春橋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兩報一刊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論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張春橋的反動論，“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農村又出現了“極左”路線，跟“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唱反調。七十年代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重演給人民生活又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一九六二至六四年，國家要求農村家家戶戶養雞養鴨，養奶羊、毛驢等牲畜，發展生產自救，農業有了起色。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奶羊、毛驢，架子車，成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土壤，進行打擊，收為公有。農村家庭的經濟來源被切斷，就是在農村人家應具備的“三大件”（毛驢、人力車、奶羊）很少有，幾個村合起來，真沒有幾家有家庭養殖。

　　記得南門河大隊，有個下放幹部，馬利民由於人少勞動力缺，拿着積攢下來的錢買了一匹馬、一輛架子車，利用農閑拉柴、拾糞。可是為了馬生騾子而惹了禍，樹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來批來斗，收為公有才算完事。

　　這是反對搞活家庭經濟的紀實，也是搞垮人們生活的一切經濟來源的真實寫照。

　　當時，我村有三十八戶人家，一百四五十口人，是第四生產隊。

　　生產隊的組織結構是：一百四五十戶的生產隊，管理人員有，隊長、副隊長、兩個小組長、記工員、保管員一人、飼養員二人、會計、出納、“紅衛兵”三人，合計十五人。

　　這些人都領導着小生產隊的人，搞革命，促生產，出工不出活。同時，這一百多口人的小村，還要擔負大隊正付書記、文書、“赤腳”醫生、“民辦”教師、大隊、小隊管理員等二十多人的年終生活分配問題。參加農村生產，以大批判為主，每天上地幹活，先開批判會頂生產，早請示、晚彙報，在地頭先學《毛主席語錄》，以革命帶動生產，突出了“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的口號。真正在田間地頭幹活的時間很少，即使幹活，工效也非常低，再加上管理人員的家屬出工不出活，工效更低。由於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工分”制，其特點有二：

　　一、“工分”制，“工分”是當時勞動者報酬的計量單位，是對“人民公社”社員一天勞動成果的計量，體現着吃飯多少的問題。全村男女、老小平均分工，一天十分“工分”，一日人們的工資，拿現在來說，人們出工打工，一天勞動所發工資四十六元，在當時勞動一天十分工，到年終分配，一天勞動日值一毛錢。

　　二、“工分”制的不平等，有權有勢的“土皇帝”，不勞動每天記10分，一年記工分360分，再加上給他們自己的補助，貪污與多記，真正的勞動人員到年底分配，一天工值只有一毛多錢。

　　開批判會，辦理論學習班，搞“文化大革命”，不出工，不勞動，一天記10分工，從早到晚整整勞動了一天的人們也記10分工。少數人以每天借口學習、開會、辦學習班，逃避生產勞動混“工分”，不出公記“工分”，出工不出活，有些人出工，但是不幹活，搞串連，也記10分，出工不出活，貪污和剝奪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記得，我一家四口人，是全隊勞力最多，因不能參加任何會議和活動，所以是掙得“工分”最多、勞動出勤率最高的人家，但是，與“隊長”一家同樣是四口人的勞力掙的“工分”相比，還差得很遠。

　　那是一個最令人永遠難忘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最高峰的年代，“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聲驚天動地。一股“紅色颱風”將要來臨，“樹欲靜而風不止，鑼鼓聲中有敵情”。“刮它個十一、十二級颱風，徹底吹垮他們，實現全國江河一片紅，保衛文化大革命偉大成果。”以群眾斗群眾，製造人民內部無止境的鬥爭。體現了一個以“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月。

　　這場紅色“風暴”以狂風暴雨之勢，刮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也刮到了我們這個“山高皇帝遠”的邊陲小鎮——“新城”，也刮進了我和馮蘭蘭之家，這場紅色“颱風”以“文攻武衛”為衝鋒號，以“極左”面目出現了，完全違背了“要文斗，不要武鬥”，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新城地區武鬥開始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紅色風暴製造派性鬥爭，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製造武鬥。

　　“新城”地區一百幾十無故群眾被斗被打，他們架着“噴汽式”飛機掛着大牌，戴着高帽子遊街示威。

　　趙校長，解放前畢業於“北大”，任教授，參加過“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回故鄉創建了“甘南州臨潭縣第一中學”，為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這次“颱風”中致死。

　　薛秉功，共產黨員，抗美援朝有功之臣，當時任新城糧站站長。被打壞了兩條腿，從此再沒有站起來，從“新城”消失。

　　馬昌，畢業於“蘭州大學”，“臨潭一中”教師，在這場“風暴”中，因派性不同殘遭毒打，自己的母親因殘不忍睹，弔死在“宴家堡”村橋頭。還有許多人被打成重傷。

　　在這次紅色“風暴”中群眾傳說，西路有一個“三賴子”在這次武鬥中，打人一直堅持打到九十九棍，為實現一百棍的願望，最後打完了一百棍，掙破了自己的脾臟，吐血而死，死前父親指着自己的兒子大罵，“人家與你無冤無仇，你為什麼打他們，死有應得，該死。”直到現在的新城人還唾罵之，“惡有惡報，教育後人，不可作惡，作惡者，該死。”在這場紅色“風暴”中，由於造反派衝擊學校，“臨潭一中”停課半年有餘，學生、老師全部解散了。

　　在這場紅色“風暴”中，我的父親、馮蘭蘭的父親被刮進了颱風站，這些人集中起來，每天去“紅華山”，從幾十里遠的地方撿來白石頭，對幾十米大的“忠”字五十多天，天天要家裡人送飯，不準回家。

　　在這場紅色“風暴”中，我與馮蘭蘭由於派性不同，逃到深山老林親戚家躲藏了半年，黑天、白天都不敢出門，直到“複課鬧革命”的指示后，“臨潭一中”實行軍隊管理，我和馮蘭蘭在解放軍的護送下才回到學校，在打倒“公、檢、法”徹底鬧革命的年月里，誰反對“紅衛兵”，誰就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就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四人幫”是這場運動的罪魁禍首。

　　一九六九年，正值中秋之夜，是一個不尋常的夜晚。那年我與馮蘭蘭上初中三年級，從小學二年級一直到高中畢業，她們全家都住在我們家，由於我的父親被打成“四類份子”，馮蘭蘭的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我們由“大鬧天宮”到“五行山”下由紅得發紫的“紅衛兵”雙雙變為“黑五類”子弟，成為受教育的對象。

　　這晚上的前半夜，天特別黑，伸手不見五指，由於派性我常常在別人家過夜。白天上學，那晚一聲小小的聲音傳到了我耳中，隨後從門縫裡塞進一個小字條，寫到：“戰友，今晚，造反派要抄你和馮蘭蘭的家，勿備小心。”我看后驚呆了。“不行，我要送去情報。”我心裡想。但門口已有人看守、頂哨，我趕快爬上了我家有一牆之隔的鄰居家房頂。我用石塊包着寫好的紙條投向了馮蘭蘭的家裡，正好馮蘭蘭發覺了我，我趕快向她揮了揮手，她怔住了，我指了指腳下，她意識到了什麼，她馬上撿起了石頭和紙條。她立即回到家中，看到紙條上寫着：“今晚，造反派要襲擊我家，請告訴母親，頂好門，不要在窗外睡覺。”她從家裡跑了出來。緊握着雙手，對我說：“我知道了，我不怕。”隨後，她把在胸前的兩條長辮憤怒地摔到了身後，憤怒地走進了家門。之後，我聽到呼喊聲、轉移聲、頂門聲、棍棒聲，她在做一切戰鬥準備，這時我才放心了。我在夜幕中守護着家，維護着將要發生的一切事情。

　　晚上十二點，天更黑，勞動了一天的人們早已進入了夢香，只有幾聲瘋狗的狂叫聲在黑夜裡回蕩。八九個傢伙出現了，他們手中拿着棍棒向我家衝來。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們是本社的“造反派”頭頭，汪嘯天帶領的八、九個人。隨之，暴風雨般的石頭投向我的家裡。窗子、房上的瓦被打得粉碎，大門被撞爛，“門擔”被折斷，家中傳來了母親的哭聲，馮蘭蘭母親的救命聲，三個孩子的哭聲，我憤怒極了。我撿起了早已準備好的幾塊石頭，投向了這伙暴徒，他們中的一個大叫：“啊唷，我受傷了。”幾個暴徒嚇住了，射擊停下了，他們回過神來，高叫：“八五兵團打來了，跑啊。”他們像野貓一樣在黑夜中逃得無影無蹤，我在夜色中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

　　這晚上的後半夜，天特別明亮，圓圓的月亮高掛在天空，好像目睹着人間的不平事，星星閃閃發光，守護着善良的人們，好像在說，“入睡吧勤勞的人們。”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更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制止了這場將要發生的血案。

　　第二天，天亮了，我急着回到了家，石塊滿炕、滿院，我母親嚇成了病，馮蘭蘭的父親出外回來了，找回了暴徒的頭子並大罵他們，“有什麼本事向我來，不要欺負老人、婦女、孩子，孩子們有罪嗎？如果我有槍非斃了你們這伙暴徒不可。”這個暴徒否認了一切，不承認：“看我腿有傷，不能動，我怎麼能打你們的家。”我明白了當晚發生的事情。馮蘭蘭向我投來了感激之情，“友啊，多虧了你，出來作證吧。”我想：“我上有兩位老人，我還要在他們的魔掌中生活，我站出來又有什麼用，在公、法、檢砸爛的日子裡，文化大革命主宰一切，他本身就是惡魔的化身，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就是反革命。”

　　一九六九年，我家又被造反派全部佔用，我們全家三口人趕進了一家牛棚。兩年後，黨再次落實了房屋政策還給了我們。在幼年、在青年、在我的心目中，當我們在逆境，在遭受不白之冤，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日子裡，是黨一次又一次伸出了手臂挽救了我們，黨永遠在我們的身邊守護着我們，我們永遠不忘黨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