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激戰武漢上空

　　1937年9月19日的滬寧保衛戰中，由於日軍的96式戰鬥機性能優越於我們當時使用的霍克Ⅲ戰鬥機，戰鬥中，我的飛機中彈十多處，一粒達姆彈擊穿飛機的玻璃風擋后炸成無數只芝麻大的碎片穿進我的右小腿內，忍着劇疼，我駕駛着受傷的戰機好不容易才降落到揚州機場。緊接着就被緊急送到揚州醫院進行手術。

　　當時我們空軍的情況並不好，軍事力量上敵優我劣，儘管中國空軍已連續擊落日機60多架，但我們損失更大，由於沒有技術力量製造也購買不到飛機，國民黨軍方只能“拆東牆補西牆”臨時組裝一些飛機，根本壓制不住敵機的強大攻勢。照這樣下去，中國空軍將全軍覆沒。

　　就在我為下一步如何空戰焦急萬分的時候，接到了我所在的空軍四大隊發來的電報，讓我在傷好之後趕到蘭州接收蘇聯援助的新型飛機。要知道，能駕駛戰機重返藍天戰鬥，那是一件多麼讓人振奮的事情啊！當時別提我有多麼激動了。顧不得腿傷還沒有痊癒，我堅持要求出院，當天奔赴蘭州。

　　當時由於空軍損失殆盡，國民黨政府開始尋求外援，那時太平洋戰爭還未爆發，美國無心介入，蔣介石只好把目光投向蘇聯，經過一番磋商，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不但為中國輸送了飛機，還派來了志願航空隊參加中國的對日作戰。

　　當我風塵僕僕地趕到蘭州，戰友們在與我熱烈地擁抱后，就急着向我介紹蘇聯新式戰機的優越性能。我們四大隊接收的是E-15和E-16兩種型號的戰鬥機，這兩種戰鬥機最大的優勢就是速度快，轉彎靈活，配備的火力猛。先是在湖北襄城機場完成熟悉飛機性能的訓練任務后，我們四大隊就接到上級命令，駐防到武漢王家墩機場，保衛武漢領空。武漢作為當時國民黨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和抗戰物資的集散地，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自然也是日軍進行軍事打擊的重要目標。我們個個摩拳擦掌，發誓要駕駛新型戰機給日本人一點顏色看看。

　　第一次空戰，我們擊落敵機十二架

　　1938年2月18日，武漢地區晴空少雲，江面上風平浪靜、舟楫稀疏。地處中原地區的武漢，雖然離當時的抗日前線還有幾百公里，但在中國傳統的春節期間里，人們根本沒有心思過年，日軍飛機空襲的警報不絕於耳，戰爭的陰雲籠罩着武漢三鎮。

　　當天，我和其他擔任警戒任務的飛行員寸步不離各自的戰機，就連中午吃飯，我們都是在各自的機翼下面蹲着吃，就在我吃完飯準備進入機艙休息一會兒的時候，突然間空襲警報長鳴，我們立即登上戰機做好起飛的準備。這次日軍來勢兇猛，在26架戰鬥機的掩護下，12架96式轟炸機滿載着炸彈，排着長蛇陣向武漢方向餓撲過來。

　　隨着三顆紅色信號彈的升空，在代大隊長李桂丹的率領下，我們四大隊所屬的21、22、23中隊立即全部起飛，迎戰敵機。當我們升高到2000米高度時，就發現大批日機已逼近武漢東南部上空。李桂丹當機立斷，指揮大家投入戰鬥。第22、23中隊擔任主攻，第21中隊負責掩護。頃刻之間，一場激烈的空戰打響了。就在我的飛機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時，一架96式戰鬥機居高臨下向我俯衝下來，想咬住我的飛機尾部實施攻擊。由於手中駕駛着性能優越的E-15戰鬥機，我心裡一點也不慌張，開始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並故意做出躲避敵機射擊的樣子，引誘敵機上當，敵機果真以為我的戰機害怕了，也跟着我的戰機轉起了彎子。突然，我以最小半徑的急速轉彎，猛地轉到日機的尾巴後面。驚慌失措的敵機發覺上了當，猛升、猛降、急轉彎……使出吃奶的本領想挽回劣勢局面。上鉤的魚兒可不能讓他白白溜掉，當距離三十多米遠的敵機鎖進了我的瞄準鏡時，說時遲那時快，我的四挺機關槍同時開火，眼看着敵機飛行員的腦袋蔫在一邊，剛才還囂張不可一世的日機此刻拖着長長的濃煙，翻轉着向前下方墜落下去。那年我未滿23周歲。

　　“二·一八”空戰，從戰鬥打響到結束，只進行了12分鐘，共擊落敵機12架。四大隊損失飛機5架。代大隊長李桂丹、中隊長呂基淳、隊員巴清正、王怡和李鵬翔5人，為掩護戰友血灑碧空。

　　2月21日，武漢市各界在漢口總商會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和第十八集團軍代表周恩來、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等領導人送來了輓聯，上寫：“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萬萬同胞艱辛奮鬥，勝利可期。”

　　“二·一八”空戰的中國空軍的勝利，大長了中國軍民抗擊日寇的士氣。過了幾天，那些被我們擊落的敵機殘骸被堆放在漢口中山公園大門外，武漢百姓扶老攜幼爭相前來觀看，照相留念。我們這些飛行員自然也成了武漢姑娘追求的偶像，我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時經朋友介紹認識並結為眷屬的。

　　第二次空戰，鋼板椅背救了我的命

　　沒有了敵機的騷擾，武漢又暫時恢復了往日的繁榮，商店照常開門營業，學校也恢復了上課，就連電影院也開始熱鬧起來……但我們空軍時刻沒有放鬆，時不時地飛到前方戰場為陸軍加油助威，並在空中向日軍陣地投擲炸彈。為打擊日軍空軍基地，我們奉命調到南昌機場，準備與蘇聯空軍志願隊一道，奔赴廣州外海的三灶島的日軍基地實施空中打擊。但天公不作美，正逢梅雨季節，天天小雨下個不停。

　　那時中國空軍有三個不飛：天氣不好不能飛，飛機不好不能飛，飛行員身體不好不能飛。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在南昌待命。

　　4月29日，是日本天長節，即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軍企圖在一天之內一舉消滅駐武漢的中國空軍主力，以實際行動向天皇祝壽。為此，日海軍航空兵團經過兩周苦心籌劃和精心準備，決定由佐式保指揮的第2聯合航空隊負責執行這一“神聖使命”。

　　殊不知，日軍的意圖早已被中國空軍所獲悉。中國空軍在4月20日擊落一架前來武漢上空進行偵察的日機，在死去的飛行員身上搜出了一個筆記本，上面披露了日軍29日空襲武漢的重要情報。在與蘇聯志願航空隊研究部署后，我們做好了充分的戰鬥準備。

　　日軍對他的秘密被泄露並不知曉。當天下午1點多鐘，日本棚町少佐率18架轟炸機，在小園少佐指揮的27架戰鬥機的護航下，從安徽和江西邊界大舉進襲武漢。

　　下午2時30分，日空軍編隊進入武漢空防警戒範圍，三鎮空襲警報同時響起。早有準備的中國空軍第3、4、5大隊的19架和蘇聯志願航空隊的45架E-15、E-16戰鬥機此刻已佔據有利高度，正準備殲滅進入他們預先設下的空中口袋的日機。

　　這一仗歷時30分鐘，在中蘇飛行員的密切協同作戰下，共擊落敵機21架，餘下的狼狽逃竄。中國飛行員陳懷民和蘇聯志願隊飛行員舒斯捷爾與日機格鬥中，臨危不懼，在戰機受傷的情況下，先後與敵機相撞而英勇犧牲。他們為中國抗戰而死，功垂千史。

　　在那天的空戰中，我和陳懷民擔任總領隊劉宗武副大隊長的僚機，突出在大隊的最前端。戰鬥一打響，我就遭遇三架敵機對我進行包圍攻擊，我顧了這一架，就顧不上另外兩架。突然間，一陣子彈打得我的座椅背叮噹響。這下我反倒鎮靜了許多，真沒想到我剛剛安裝的自製鋼板椅背救了我一命（“二·一八”空戰，我們吸取了陣亡戰友的教訓，將原先戰機上的鋁皮椅背改換成防彈鋼板）。我沉住氣準備尋找機會先擊落其中一架再說。不料，又一陣子彈從我的側面進行掃射。立刻我的戰機被打中起火，由於慣性，大火燒在了我的面部和頸部，情況十分危急，我只得棄機跳傘，降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水田裡，落地后才感覺到臉上身上一陣陣灼疼。

　　當地的老百姓得知我是中國空軍飛行員后，立即取來扁擔、繩子和門板做了副臨時擔架，抬着我準備護送我過江。行走了約一里路，遇到了開車前來巡查路況的粵漢鐵路的一位段長，當聽說我是負傷的中國空軍人員，急忙將我扶上車，將我送到粵漢鐵路醫院進行急救包紮，然後又護送我過江，就這樣我又轉入了當時由外國人開設的萬國醫院（位於中山大道黎黃陂路的交叉口）。經過外國醫生的複查，重新消毒后整個頭部包了起來，由於傷勢嚴重，必須住院治療。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我住院的當天，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聽到有人對我說：“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先生來看望你了。”我想揭開包紮在眼睛上的紗布，親眼看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輕輕地握住我的手，用我們蘇北口音親切地對我說：“希望你好好養傷，傷好后再重上藍天殺敵，我們後會有期。”儘管當時我沒有看到周恩來先生的面容，但他溫暖的雙手、親切的問候，至今讓我終生難忘。兩天後，我面部的紗布拆除了，看到病房擺滿了慰問的鮮花，床前的桌子上放滿了各種食品，床頭上放有社會各界人士慰問時留下的名片。還有抗敵後援會贈送的一塊阿美加手錶和一支派克鋼筆。

　　陪護我的小通信員將我身上換下來的衣物還給我，我的飛行服被敵人燃燒彈引燃燒成了碗口大的洞，身上穿的襯衣背後有6個洞，那是被敵人子彈從側面射穿的。那子彈距離我的腰部至多也只有0.5-1毫米。我右腳大腳趾上被子彈射穿了兩個洞，但未傷到腳趾骨。我真的好幸運，也多虧了那塊鋼板椅背，是它救了我的命。

　　由於我的面部傷勢較重，還需要進一步治療。就這樣，我失去了“5·31”武漢第三次空戰的機會。三個月出院后我奉命調離空軍四大隊，到昆明航校一面療養一面工作，並開始了培養飛行員的教官生涯。(摘自《炎黃春秋》 吳鼎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