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的紅色諜報戰

　　解放前夕，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是中央銀行總行的所在地，儲存了價值3億多銀圓的黃金、白銀以及大量戰略物資。解放軍兵臨城下時，蔣介石曾召集團長以上軍官訓話，命令固守半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東山再起。

　　為此，老蔣在上海投入了30萬作戰部隊，並修建了由碉堡、戰壕、木城、電網等構築的四道堅固防線。這樣固若金湯的防禦工事，被老蔣稱之為“東方的斯大林格勒”。在攻破這個堡壘的過程中，上海地下黨的諜報大戰發揮了巨大作用。據中共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回憶，地下黨僅僅在擔負大上海政治保衛重任的上海市警察系統，就秘密設立了1個黨總支、17個黨支部，分佈在警察總局、各分局、保安中隊及監獄中，地下黨員總數達500多人，外圍積極分子2000多人。

　　策反高級警官

　　1949年春，中共地下黨警委黃浦分局黨總支書記劉效琅設法將地下黨員張世權由外勤調入人事管理室，伺機搞到了人事資料櫃的鑰匙，偷出了警察系統中2000多個高級警官與軍統人員的年齡、籍貫、地址和簡歷。然後由地下警委書記邵健從中共邯鄲電台收錄了解放軍南下的《約法八章》，油印後分裝到2000多個不同顏色的信封，分散投到各區的郵筒。傳單還加印了如下警告詞：“你必須按照《約法八章》各安職守，保管好有關物資檔案，立功自贖，聽候接管處理。如繼續破壞搗亂、為非作歹，定不寬貸……”

　　這一招在上海圍城期間奏了奇效。黃浦分局“三青團”隊長吳瓊剛運了20桶汽油到分局，揚言要在解放軍入城時燒光黃浦分局，收到警告信后，此人連夜棄職逃跑。靜安分局局長王華臣收信后茶飯不思，連班也不上了。靜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讀信后棄械出走。總之，2000多封警告信攪得上海警察局上層坐卧上不安，嚴重打擊了國民黨的統治，也動搖了一部分警察的士氣。

　　深挖潛伏敵特

　　1949年3月，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后，將調查科改為政治處，下設情報、偵防、保防等股，常與軍統、中統聯合行動搜捕中共地下黨員。后皆因卧底政治處的中共黨員董行健通風報信，使敵人密探處處撲空。解放軍渡江后，董行健又收買了保防股副股長蔡一天，並以幫忙抄寫為名，竊走了全局各處、各分局40多個單位的保防小組人員與共黨嫌疑分子名單。結果，中共及時轉移了有危險的地下黨人。上海解放后，中共按圖索驥，把國民黨在警界的潛伏人員一網打盡。在虹口分局，打入保密防諜股的地下黨員劉震東，乘股長宮凱焚燒機密文件之機，把各分局與市局各科室呈上的《員警登記表》付之一炬。毛森臨走時失去這本名冊,等於丟了拐棍的瞎子，造成忠奸不分、寸步難行的局面。

　　策動“王牌”倒戈

　　1949年5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軍長聶鳳智率部從西面突破國民黨防線，抵達離市內僅一箭之遙的虹橋路。此時國民黨紛紛逃向蘇州河北岸，準備從吳淞口撤往舟山。市警察局局長毛森下令：機動車大隊全部撤到蘇州河北布防，封鎖河面和橋樑，為國軍主力撤退做斷後掩護。

　　機動車大隊是一個全部美式裝備的裝甲營，也是毛森與解放軍決戰的一張王牌。如果它沿着蘇州河北岸布防，這些裝甲車與佔領高樓的青年軍機槍群配合，將會在蘇州河河面和橋樑上構織一張高低結合的強大火力網，使解放軍舉步維艱。為了拔掉這顆釘子，中共決定迅速策反警察局的機動車大隊。

　　情報員蕭大成與戴宗義單刀直入，前者通過員警消費合作社主任陸大公，結識了機動車大隊長鍾敏；後者找到了湖南同鄉、副大隊長喻飛。不料毛森突然將鍾、喻二人調走，派親信廖琅當大隊長，打亂了地下黨的策反進程。

　　喻飛雖已調任總局，但在業務上仍有權調動機動車大隊。於是，蕭大成、戴宗義和喻飛直奔機動車大隊，大隊長廖琅已不知去向，3人策動兩名中隊長拒絕撤到蘇州河北岸。5月24日下午2點，大多數裝甲車和炮隊趕到江寧分局，3個中隊長早已轉變態度，公推喻飛代理大隊長。

　　起義指揮部用廢舊裝甲車堵塞住附近街道，並派裝甲車、武裝摩托車在附近馬路巡邏。4點鐘，毛森再次來電催促機動車大隊北撤，蕭大成公開與毛攤牌。晚7時，蕭大成帶領全部戰車與炮隊分兩路西行，欲突破國軍防線，迎接解放軍入城。途中傳來毛森已撤離總局的消息，於是車隊開回江寧分局掛出白旗，以示起義。就這樣，這支美式配備的機械化部隊，全部落入解放軍手中。喻飛和他麾下兩個中隊長，都成了臨陣起義的骨幹。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