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重慶談判背後的情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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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前的較量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給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覆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蔣介石這個電報不外出於兩個目的:一個是借口毛澤東不去重慶,好將內戰責任嫁禍於共產黨;如果毛澤東去談判就給予共產黨幾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掩蓋他調兵遣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8月16日,毛澤東電復蔣介石:“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同日,毛澤東派人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準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覆朱德電報后,再做考慮。”
蔣介石得電后便估計毛澤東不敢赴重慶。因為十年內戰時期他就在江西懸賞毛澤東的人頭,現在毛澤東肯定不敢上門送頭!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
毛澤東於8月22日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
周勵武、羅伯倫這幾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於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準備,而是忙於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發出兩封複電之後,8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毛澤東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着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毛澤東還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第二天,中共大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備戰。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台反覆播發,各報紛紛轉載,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籲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澤東複電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党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幕後的情報戰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
重慶的蔣介石倒弄了個手忙腳亂。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的“假戲”,因而沒有準備“台詞”。而中共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於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毛澤東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這封電報也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才給了蔣介石一個出乎意料。
這次政治鬥爭的巨大成功,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一個傑出範例。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聯絡參謀。駐一二○師的陳宏謨是個比較老實的人,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賀龍部隊送了20挺機槍,後來被國民黨撤回。駐一一五師的李克定是個職業特務,收買師部譯電員,被驅逐回去。還有一個周勵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
這三個參謀都由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直接指揮,主要任務是搞共產黨的情報,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於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着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師聯絡參謀郭仲容。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孔祥熙貪污,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戴笠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駐紮在生活儉樸的延安,對於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實在是個苦差使。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周勵武一心搞情報,以期早日調回重慶陞官。見交際處服務員王榮棠年紀小,就設計引誘。外出時,周勵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想等小王撿拾之後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邊保布置的人員,哪會貪圖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撿起來放在桌上,第二次見他又“丟”,就向組織彙報。這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際處的客人很多,有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學英國籍教授林邁可,朝鮮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師範的女生關淑珍到交際處照顧胡仁奎的孩子,也順便照顧兩個聯絡參謀。周勵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蕩的場所,就盯上年輕的關淑珍,多次挑逗。關淑珍將這個情況向領導做了彙報。一天,周勵武趁屋裡沒人,動手動腳,被關淑珍打了兩個耳光。眾人圍觀之中,關淑珍當場揭露,周勵武只得低頭道歉。還是金城出面幫他勸說了關淑珍。這以後,周勵武的態度就軟多了。
這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麼辦?
駐紮延安,對於過慣享樂日子的聯絡參謀。確實是個苦差使。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伙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曬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鬆,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還揣着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再觀察,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布置,再找鑰匙。
服務員在曬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面。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
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杜甫川遊玩。聯絡參謀一出門,我方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里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複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只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邊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布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復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面,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
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復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於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秘密情報,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戲真唱,不承想反被對方導演。國民黨派駐延安的兩個職業特務,卻讓蔣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動迴避,突然間登台亮相。共產黨情報人員不動聲色,助了毛澤東的“大膽”出演。
國共談判,由於國民黨缺乏事先準備,只能按照共產黨的方案討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通報中共中央代表團。毛澤東贊道:“這是玻璃瓶子裡面押寶!”於是看透對手底牌的周恩來,就這樣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
(摘自《鐵軍》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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