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鐵蹄下的紅色少年

　　6人少兒團

　　1939年的8月末，因為眾所周知“坐騎受驚事件”，周恩來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決定由鄧穎超陪同他赴蘇聯醫治。恰好陳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嚴重胃病難於正常工作，中央決定也讓他到蘇聯診療。

　　他們離開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臨行前夕，陳昌浩突然對陳祖濤說：“我想帶你去蘇聯。明天來的要是架大飛機，我就帶你一起走；要是小飛機，你就乘汽車、火車去蘇聯。”

　　第二天一早，父親就騎着馬帶着他去了楊家嶺。陳昌浩把帶兒子赴蘇的想法告訴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陳祖濤還記得毛澤東當時還找出幾枚銀元，給了父親。

　　當天降落在延安機場的道格拉斯飛機，有24個座位。陳祖濤可以和父親同行了，同機還有一位時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高崗的兒子，學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來撫養的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夾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對她開玩笑說：你也跟着一起去蘇聯吧。沒想到這一個玩笑竟讓孫維世動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來。周恩來說：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隨即牽來了馬，她騎上就奔楊家嶺而去。一會兒，她綻着笑靨回來了，顯然是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請求。

　　當送行的人紛紛走下飛機的時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飛機的陳伯達之子陳小達，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無論如何不肯下飛機。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發起來還真沒人馴服得了。看着束手無策的陳伯達，周恩來說，既然這樣，就和我們一起走吧。

　　就這樣，飛機載着周恩來夫婦、陳昌浩及孫維世、陳祖濤、高毅、陳小達四個小夥伴，在人們的目送中消逝於天際。他們先在甘肅省的蘭州做了停頓，劉少奇的兩個孩子也已經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蘇聯，先期等候在了這裡。於是，4人的少兒團中，又加入了劉允斌、劉愛琴兄妹。

　　現如今，一同前往蘇聯的6位少兒團成員，只剩下了劉愛琴、陳祖濤、高毅3人。“我們每年都要聚一次，只慶幸我們還活着。”

　　國際兒童院

　　6人少兒團抵達莫斯科，除了年紀稍長的孫維世依自己的意願去學藝術外，其他5人都進了在國際兒童院。國際兒童院，是赤色國際救濟會創辦的，收養的都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據當時的統計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個民族，各種膚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產黨書記伊巴露麗的孩子、巴西共產黨領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陳祖濤是同班同學，他們後來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陳祖濤說在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孩子的構成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蘇兆征的兒子蘇河清，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趙世炎的兩個兒子趙令超、趙施格等。

　　二是當時中共高層領袖的孩子，如毛澤東的長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長子、長女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還有陝甘寧根據地最高領導人林伯渠、高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幹部在蘇聯生兒育女后，留在那裡的孩子，如博古的女兒秦吉瑪，張聞天和蘇聯妻子戈爾彬斯卡婭的兒子等。這些孩子一點中文都不懂，更沒受到過絲毫中國文化的熏陶。

　　到蘇聯后不久，陳祖濤他們就都轉入了蘇聯國籍，享受蘇聯國民的待遇。外國公民轉成蘇聯國籍，這在當時是件很難的事情，但這批兒童很特殊，蘇聯最高當局都清楚這批兒童的情況，轉國籍據說是經過斯大林親自簽字特許的。

　　由國際兒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紀大的已經十六七歲，像中國的毛岸英、蘇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歲。小的在兒童院養育；大的在附近的學校就讀。

　　戰火與土豆

　　剛幸福了不到兩年，希特勒就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閃擊戰。德軍兵鋒直逼莫斯科城下，並揚言要到莫斯科城裡過聖誕節，陳祖濤他們很快就嘗到硝煙籠罩下的殘酷。

　　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地處莫斯科西北，距離戰場比莫斯科城還近，而且附近有機場，成天飛機飛起飛落，飛機和炸彈的轟鳴終日不斷。

　　戰爭一開始，特別是進入緊張膠着狀態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亂了。蘇聯最高層的注意力在戰爭，彼時的口號就是：一切為了前線！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時期那樣體貼入微。以往國際兒童院的主管上級是共產國際，1943年共產國際取消了，主管上級轉為蘇聯的紅十字會。紅十字會能力有限，只要能維持孩子們的生命。

　　除了吞噬生命的戰火外，陳祖濤他們更深切和每時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昔日蘇聯政府的溫飽保障沒有了，配給食品對正在發育期的孩子明顯不足，匱乏的補充和一些生活必須品的採集，只能靠孩子們自己的雙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萬諾沃，做飯和取暖都燒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們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適的柴塊。孩子們在學校附近開荒整地，種上了被視為蘇聯當家菜的胡蘿蔔、大白菜；在離學校較遠的地方，種植了大片土豆。因為路途遠，到那裡勞動都是乘坐馬車往返。

　　整個戰爭期間，孩子們大多數時間就靠土豆果腹。在地邊，用洋鐵皮水桶，把剛從地里刨出來的土豆放在裡面煮熟，就像人們在《列寧在1918》電影里看到的那樣，把皮一剝，在上面撒點鹽，便大嚼起來。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的。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誠、趙施格等等，個子都在一米六多一點。我的父親是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為什麼？因為我們正在長身體的時候，卻嚴重地缺乏營養，長期吃不飽。可我們畢竟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我們的命。”陳祖濤說。

　　《紅櫻桃》與朱德之女、張聞天之子

　　20世紀末公映的電影《紅櫻桃》，是由也曾留蘇的葉挺之子葉正明的兒子拍攝的，傳說電影主人公是根據朱德女兒朱敏的經歷為原型創作的，但電影畢竟是藝術，虛構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實際經歷相差很大。

　　朱敏在衛國戰爭前，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的兒子王繼飛三個人一起來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

　　他們到達以後，國際兒童院對他們做了非常仔細的身體檢查。當時發現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醫生建議把她送到蘇聯最好的肺病療養院進行治療。這所療養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裡有很大的樹林，空氣很好。

　　然而，朱敏剛到那裡不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德軍的閃擊戰一下就把那所療養院佔領了。療養得好好的朱敏瞬間成了德國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爾半島的勞動營當童工。

　　當被俘之際和在勞動營當勞工的歲月里，朱敏表現得很機警，始終沒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領袖後代的身份。陳祖濤回憶說：“後來我對她說你當時還真有主見，一直沒有暴露自己。她對我說她當時並沒有想得那麼複雜，而且確實嚇壞了。”

　　類似朱敏的這種特殊情況，聯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關部門的彙報，所以1944年以後，蘇聯紅軍打出國境，當時的聯共中央書記、原共產國際的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議派人員去前方尋找在戰爭中失蹤的中共領袖的孩子。當時被點名的有兩個孩子：一個是朱敏；一個是張聞天和戈爾彬斯卡婭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療養院被德軍擄走的。

　　陳祖濤回憶說：由聯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級軍官，在德佔領區把朱敏和張聞天的孩子都找到了。當德軍被擊潰后，被擄到國外的蘇聯戰俘、勞工，都急於返回自己的祖國，他們紛紛從集中營、勞動營跑出來，自發地往蘇聯走。

　　德軍剛剛潰逃后的地區，都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根本沒有什麼運送旅客的火車、汽車，幾乎所有急於歸國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帶着朱敏和張聞天的孩子，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進中的他們遇到了德軍的飛機轟炸，人群為躲避轟炸四處逃散。待飛機飛走後，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張聞天的孩子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帶着朱敏一人回到兒童院，張聞天的孩子從此下落不明。

　　1951年，張聞天繼王稼祥出任駐蘇聯大使后，陳祖濤曾在他身邊當過翻譯。張聞天將自己蘇聯前妻的名字告訴了陳祖濤，並提供了一些可能尋找到自己孩子的線索，希望陳祖濤幫助他尋找自己的孩子。

　　根據張聞天提供的線索，陳祖濤通過各種渠道打探尋找，終於找到了張聞天的蘇聯前妻戈爾彬斯卡婭。她居住在柳克斯高級公寓。當時她是軍醫，被授予大校軍銜。陳祖濤向她詢問了她兒子的情況，並說張聞天一直惦記着他們的孩子。

　　戈爾彬斯卡婭對陳祖濤說：“哎呀，別提了！我找自己的孩子已經找了許多年了，從1944年到現在，在國外所有戰爭期間有蘇聯被關押人員的地方，我都託人找遍了。因為臨近戰爭結束的時候，同盟國出兵歐洲大陸戰場，各個國家都有佔領區，英國的、美國的……戰俘、勞工被不同的佔領軍當局管轄，找起來真是很費勁吶！我通過各種關係幫助尋找，都沒有找到。我估計可能是在那次轟炸中被炸死了，沒有希望了。”

　　陳祖濤把從戈爾彬斯卡婭那裡聽到的情況告訴了張聞天，他聽了嘆息一聲，流露出很遺憾的神情。

　　（摘自《往事口述實錄：特別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