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伍子胥列傳讀後感

　　史記伍子胥列傳讀後感

　　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兒海寶很傷心，為了尋找父親的殺父仇人，她愛上了閱讀吏書和學習佛教，慢慢她心裡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愛，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們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樂和幸福的日子了！親愛的，我們都為已經離開我們的親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讀《史記 . 伍子胥列傳》有感。

　　《史記·列傳》中伍子胥給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負家仇，歷經磨難，最終於16年後率吳軍攻入楚國，踏平郢城，趕走楚王，終報家仇。

　　和司馬遷一樣，俺也很欣賞伍子胥獨到的見解，興國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剛毅的人格，更感嘆他能忍辱負重，持之以恆的毅力！

　　伍子胥父親為費無忌所陷害，楚平王為斬草除根，想以其父名義誘捕伍子胥兄弟倆，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為成孝道，安然入獄，伍子胥則認為象兄長一樣徒死無益，於是隻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輕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驚慌後退的瞬間，這位身手敏捷的帥哥跳出了窗外，從眾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難於鄭的太子健，在鄭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錯了一生中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謀反！鄭出於同情收留了被父親楚平王行將殺害的太子健，並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卻聽從宋國的唆使，準備裡應外合，奪權鄭定公，取而代之！在這件事上，俺認為伍子胥應該是知情並持贊成態度的，否則東牆事發后太子健被殺，而他和太子健的兒子勝，又怎能有時機出逃呢？由此可見伍子胥已做好兩手準備！年輕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報仇心切，拋棄了做人的基本準則，恩將仇報，結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終結了原本可以續寫精彩人生的機會，伍子胥和勝不得不再次顛沛流離，四處逃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所為已經直接影響到下一代——勝，這種刻骨的仇恨開始深植於勝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後，勝選擇了悲劇式的結局來結束自己的一生！

　　為躲避楚平王的追殺，伍子胥帶着太子健的兒子勝一路步行，逃至昭關，因關口已張貼倆人的畫像，盤查很嚴不得出關。形勢嚴峻，前有關卡後有追兵，這位錦衣玉食，出車入馬慣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間竟愁白了頭！每次讀到這段，俺都會不自覺地停下來，深深嘆息。要有多少的憂愁才能使頭全白啊！伍子胥所憂慮的並非一己性命的丟失，而是家仇不能報，太子不得歸，大業未能立！這其中一條就足以令人白髮啊！

　　多虧在東皋公的幫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關，但還未到吳都便病倒了，可見其心事之重，憂慮之深！倆人此時已是身無分文，只好一路乞討，受盡苦難，最終到達吳國都城。當事時，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見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這次驚心動魄的經歷，為伍子胥若干年後威震群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公子光的引薦下，伍子胥遊說了吳王僚，這是一次不成功的遊說——因為有公子光的反對。當伍子胥發現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薦了刺客專諸。經歷了上次的慘痛教訓后，伍子胥看來開始變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線，帶着勝隱居鄉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學會了等待。五年後，公子光成功刺殺僚，自立為王，即吳王盍閭。此後，伍子胥終於被封為大夫，與伯噽進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孫武的治兵，國力日益強盛，吞鍾離國，滅徐划越，威震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軍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屍三百，以泄父仇。

　　讀到這裡，俺不禁為之一震！仇恨這個東西真的是可以讓人瘋狂啊！俺曾經也有這種類似的想法，但始終無法逾越道德的準繩。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和對佛學的領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為俺能理解，自家中慘遭屠戮，經歷迫害與追殺后，一種緊迫感纏繞着他大半生，他致辭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俺認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為在伍子胥被追殺的過程中，申包胥沒有做出好友應做的任何措施。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費無忌所陷害，卻不向楚平王進言，澄清真相，——因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書只能連累自己——怕死的象徵；他也沒有為伍子胥做出對目前和將來的應對措施，可見他壓根就沒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徵；更沒有收留藏匿，甚至與伍子胥一起出逃，——因為他不想斷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貪戀富貴的象徵！ 上有昏君，下有讒臣，危難時刻連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處於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所做的選擇只能是狠下心來顛覆自己的國家！

　　伍子胥為了這個目的付出了許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達到目的，但由於申包胥這個"好友" "必助楚國"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動，終發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這位能連續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當下二十一世紀，那創新吉尼斯紀錄的應該非其莫屬了！憑他優異的才能，開拓、發展，並擴大幾個哭喪公司應該是信手拈來啊！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確實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吳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讒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剄而亡。臨行前，伍子胥仰天長嘆：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抉吾眼懸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滅吳也！這位視死如歸的男兒，這位何其剛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吳王將屍體裝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吳國人憐憫伍子胥，替他在江邊設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難講清楚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生，坎坷或是輝煌，成功或是悲慘？不過，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吳國的功業！如果讓他從新選擇，他或許還會選擇同樣的人生吧！

　　偉大源於悲憫

　　——從《伍子胥列傳》看《史記》

　　鄒金燦

　　小說筆法

　　按照《史記·伍子胥列傳》（以下簡稱《伍子胥列傳》）的敘述，楚國驟變來臨之時，太子建先避難到宋國，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獲之後，逃亡的路線是先往宋國，適逢宋國內亂，就與太子建一起"俱奔於鄭",之後奔晉。然後太子建在晉頃公的慫恿下又回到鄭國，準備作為晉頃公的內應滅掉鄭國。陰謀敗露之後，太子建被殺，伍子胥攜太子建之子倉皇逃往吳國，途中還經過楚國的昭關，險遭楚人捕獲，最後在江上漁父的幫助下才得以脫險。

　　隨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領吳國的軍隊攻入楚國首都郢，將楚平王開棺鞭屍，以報父兄被殺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傳》關於伍子胥逃亡過程的記錄卻與《史記》不一樣：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後，徑直便往吳國去了，並沒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沒有經歷了這麼多曲折才到達吳。關於伍子胥的逃亡經歷，與《史記》敘述相仿的是《呂氏春秋》、《戰國策》以及《吳越春秋》等書，可是就史實的可信度而言，這些典籍要比《左傳》低。

　　況且，根據《伍子胥列傳》所寫，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後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險通過昭關、穿楚抵吳，而不是選擇從其他國家抵達吳國，也有點不合常理，畢竟昭關地處"吳頭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顯示，伍子胥出奔吳國，事發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殺，則發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傳里，事情的發生順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殺，然後才有伍子胥到吳。這意味着在同一本書里，傳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頗令人迷惑。綜上兩點，《伍子胥列傳》關於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經歷這一敘述，在可信度上要打個折扣。

　　不可思議的是，費無忌和楚平王的對話，以及伯嚭和吳王夫差的對話，在這個傳里都寫得很詳細，尤其是伯嚭在吳王面前中傷伍子胥的那段話（"子胥為人剛暴，少恩……願王早圖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揮筆就一大段。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此機密的事情，司馬遷最多也只能知道個大概，不可能像筆下所寫的那樣掌握得如此精確。這是史書裡面典型的小說筆法，錢鍾書先生就以"非記言也，乃代言也"評價《左傳》"公言私語，蓋無不有"這一做法，對於《史記》此舉，錢氏此語同樣適用。

　　在《史記》中，類似這樣的紕漏為數不少，前人已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著作，如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郭嵩燾的《史記札記》等，都是出類拔萃之作。但即便如此，也絲毫不能降低《史記》的價值，這是因為，《史記》灌注了司馬遷剛強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遠矚的歷史眼光。

　　無感情，不學問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用小說筆法寫史的做法是有其緣由的。中國人注重文獻的積累及傳承，但在漢代，統治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編修國史的重要性，因此並未設立專職的史官，也沒有"修史"這一概念。在當時，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功能，與後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樣，"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報任少卿書》），地位不高。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據此可知，在漢代，太史令只不過是個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職責是主管天文曆法和祭祀，掌管資料，記載朝廷大事，官方並未賦予其修撰史書的責任。

　　在東漢，班固因在家私修《漢書》而下獄，隨後才是"奉詔修史".漢明帝時有大臣進諫，要求設立專職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絕，可知修史之事在東漢時仍未引起朝廷重視。一直到了魏晉時期，朝廷設置著作郎一職，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專職官員。

　　關於《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得很清楚："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謂："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聖君子。"從這兩處自述可知，《史記》在當時並非官書，否則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為這樣，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為奔放。他是帶着充沛的感情去寫史的——《史記》的偉大，有這一方面的原因。其實，這也給了後人一個啟示："無感情、不學問。"做學問跟寫詩一樣，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類入傳，是《史記》的一個做法。《伍子胥列傳》是復仇事迹的彙集，裡面的每一個人物都灌注了司馬遷的感情。他將各種各樣的"仇"組合到這個傳里去——伍子胥報家仇，夫差報父仇，伯嚭報祖仇，申包胥報君仇，勾踐報己仇，白公報父仇。其中"白公報父仇"事發在伍子胥死後，與伍子胥沒有多大關係，但仍被司馬遷列入此傳。

　　如此多報仇之事合在一起，"復仇"之意貫穿全篇，意在昭示"報仇"是基於人性的合理行為。古人極重人倫，認為那些破壞人倫的人，一定要受到懲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贊同復仇，《禮記》明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禮記》認為"朋友之仇，不與聚鄉；族人之仇，不與聚鄰".今人讀史，不能輕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責古人。

　　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褒揚，在寫伍子胥的兩處說話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覺到。一處是他與哥哥伍尚說的那一番話："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另一處是伍子胥將楚平王鞭屍三百之後，回應申包胥的詰難："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兩段敘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讓人對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畫伍子胥的明智及堅忍，後者讚許伍子胥的坦蕩。

　　忍辱負重、堅貞不屈，何嘗不是司馬遷的品格？

　　悲憫情懷

　　"代言"這一做法，也有其歷史原因。唐代設立國史館，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確立，修史的人必須遵從朝廷的意志，並且按照嚴格的程式進行。具體的做法表現為對文本的依賴增加，而對口述材料的引用減少，大段描寫人物對話的情景也開始變得稀少。然而，人物對話的情況，在"前四史"當中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司馬遷等人在修史的過程中，佔有資料的難度要大於後世，尤其是在西漢，其時普遍的文字載體還是竹簡，真正廉價實用的紙張尚未問世，雕版印刷術更未產生。因此，即使有文獻存在，也難以搜集、保存。

　　在資料匱乏的前提下，史書中出現涉及秘密的人物對話，也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沒有了這些對話，那麼《史記》就會是第二部《春秋》：晦澀簡約。學問的發展，其形式一定會有所變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馬遷不可能再用《春秋》筆法去修史，因為天下遭逢連年兵燹之後，古道變得幽微起來。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馬遷需要闡發古人的思想、暢論自己的見解。在這個時候，《春秋》那種不溫不火、內斂無華的筆法，就顯得無法完成這一使命。因此，《史記》摻入小說筆法、行文夾雜時語，就成了一種權變。

　　只有懂得經權互濟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時代。孔子如是，司馬遷也如是。

　　《史記》有小說筆法，但絕對不能把《史記》視為小說來看待。司馬遷的創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他之所以會摻入小說家的筆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關："鄙沒後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他不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學者喜歡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為"文章",然而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如果行文不具文學性，文章又如何傳諸後世？

　　雄奇的文字橫絕百代，這就是司馬遷的業績。客觀來講，"二十四史"愈往後便愈追求嚴謹，但後期的史書，在價值上無法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這與其文採的匱乏息息相關。

　　對於《伍子胥列傳》，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成是："棄小義，雪大恥。"此語見於太史公在篇末對伍子胥的評語。可以這樣說，整篇《伍子胥列傳》都是在為這句話作註腳。而通過這個註腳，很容易發現作者在描寫屈原、項羽、韓信、賈誼等優秀人物時，都體現了一種悲憫的情懷。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論了的負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絲高貴之處，司馬遷也會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筆墨為之揄揚。

　　書以人傳，《史記》正因為司馬遷的這種悲憫情懷而偉大，它閃耀着作者對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