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讀後感

　　伯夷列傳讀後感（一）

　　文/星空下的人

　　很誠實地先說一句，實際上這篇文章我並沒有認真地聽講，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語文老師在談論《伯夷列傳》這篇課文時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對此印象很深，特別是對於"好人不長命"、"惡人富貴延年"的社會現象的不公。下課之後，我有重新瀏覽過這篇著作，暫且不談文章與司馬遷本人的聯繫，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圍繞文章的內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寫作意圖：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當的答案，因而我不牽強附會，但我認為作者司馬遷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后一個問題是前一個的升華，而我就其中幾點談談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開始司馬遷就說："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啊，為什麼同樣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卻最終默默無聞呢？他們個人的才智相差無幾，德行也幾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聲明上弱的人在這兩方面更有建樹。為什麼呢？

　　就我看來，這個社會上存在着許許多多的機遇，於是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不公正的待遇，作為一個聖人，他應該不必在乎自己的聲名是否能夠流芳百世，而這對於許由、務光等人來說，或許能不能美名外揚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馬遷自己想要揚名立萬的心情，同時他也確實如此，但我絕不贊同他對於成名的看法。這個世界上總是存在着許多有道德的人，他們並不說辭，也沒有像以前的聖人一樣遊學講法，道德和聖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種：一些人退隱田園是為了自身心情的寧靜，為了獲得一種靈魂上的解脫，很難講他們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麼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馬遷一樣撰寫類似《伯夷列傳》這樣的文章來歌頌他們呢？事實可能是沒有的，即便有也並非這些隱士的意願，更有一句話叫做"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賴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湎於桃源世外，這是指小隱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於市井之中，那裡才是藏龍卧虎之地，這是指中隱。

　　只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於朝野之中，他們雖處於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才是真正的隱者。而我認為，歷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實的特性，加上人為的篡改和時間的淡化，許多歷史真相已經湮沒在了浩瀚無邊的時間長流里，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閃他們閃發光的人，他們智慧、優雅、從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們並未被記載光輝榮耀的史冊上面，這是為什麼呢？是那些拿了俸祿的史官不沒有辦實事么？亦或者是因為歷史的記錄並不真實？都不是，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歷史不能讓他們過於矚目地出現在後人的眼裡，這樣可能會毀了他們，因為"某些人"不允許，因為他們與這個庸俗的時代不太協調，就像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一樣，他們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說"的嚮往。也許有人會說，"這樣子難道公平么？","公平",我人為這跟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如果你本身並不想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爭些什麼，那麼你就沒必要為了不抗爭所帶來的後果（即便是不好的），這就像隱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樣，什麼流言蜚語什麼是不是能夠流芳百世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況且——歷史雖然沒有讓他們聲名鵲起，但也沒有無情地拋棄他們，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他們不屬於一個時代，而屬於所有的時代；他們被包含於歷史的一角，又超脫於歷史之外永遠活在他們應有的光輝里。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許這只是一種人類自我安慰的措辭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句話在對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維持以及惡念的扼殺和遏制，還有在維護社會和平這一方面，確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論呼應了前兩段的論述。賢人在後世之人中的聲名取決於什麼呢？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賢人呢？作者認為，賢人這個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時，在這些人眼中他們就被稱之為賢人。一般情況下，這些人佔據所有人的大多數時，此賢人才能被認可，或者他們是被當時在思想上很有影響力的人所推崇。關於他們聲譽是否會在後世傳揚以及影響力度的大小，則首先取決於他們的不害他的行為和一定的學識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決於他們被何人認可了，以及那個人的號召力。司馬遷在最後一段的最後一句所發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練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於德高望重的人，怎麼能把自己的名聲傳播到後世呢？"真實得讓人難受。

　　古人語："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為他人的隻言片語所動，也不被執權者的威嚴所撼，堅定智慧的理性，這樣一個人的思想才有實際上的價值。

　　至於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謂正史稗史，所謂正統思想，所謂詭辯，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爾如是說。

　　註：《伯夷列傳》 出自《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作者司馬遷。該篇是伯夷和叔齊的合傳，冠《史記》列傳之首。在這篇列傳中，作者以"考信於六藝，折衷於孔子"的史料處理原則，於大量論贊之中，夾敘了伯夷、叔齊的簡短事迹。他們先是拒絕接受王位，讓國出逃；武王伐紂的時候，又以仁義叩馬而諫；等到天下宗周之後，又恥食周粟，採薇而食，作歌明志，於是餓死在首陽山上。作者極力頌揚他們積仁潔行、清風高節的崇高品格，抒發了作者的諸多感慨。《伯夷列傳》實開史家之先河，亦為本紀、世家、列傳之僅有。

　　伯夷列傳讀後感（二）

　　末世的怨與不怨

　　商周

　　南懷瑾先生年輕的時候，曾反覆讀了一百遍伯夷列傳，才覺得真正看懂。我沒有看到那麼多遍，何況要看懂，也不僅僅是在一時之間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讀書筆記還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這樣二十遍的狀況寫吧，寫到哪裡算哪裡，或者以後再看這篇又覺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傳是《史記》里的第一篇列傳，篇幅非常短，大約是列傳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別，不僅因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寫傳主生平事迹的內容只有一個段落，其餘的部分是各式各樣看似與傳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說列傳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馬遷，聽到司馬遷，有哪一篇是司馬遷自己站出來明明白白地加以論說的，那便是這一篇了。寫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隱匿在行文之間，隱匿在對形形色色歷史人物的記敘和評點中，然而到了伯夷列傳，司馬遷卻是要用自己的筆書寫自己說的話了。

　　伯夷列傳里中討論了兩個主要的關係，人與現世的關係，和人與後世的關係。作為一個史學家，無怪乎司馬遷談到這兩點時如此情緒激昂以至於要跳出來說點什麼了。因為再將這兩重關係聯繫到一起，就要談到關於真正的歷史和被記敘的歷史二者之間的關係了，這正是司馬遷要表達他著書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記》的另一個自序。司馬遷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別討論了這兩重關係，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們聯繫到一起來說。

　　人與現世的部分，司馬遷說，"舉世混濁，清士乃現".他盛讚了許由、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這些濁世中的清士，他認同了這些人在舉世混濁中的價值選擇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齊提到二人時評價他們所說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真的不怨嗎？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依據，正是伯夷叔齊臨死時所做的詩歌。

　　詩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其實是覺察到自處於末世者的絕望嘆息。他們是秉承着上一個時代禪讓的政治傳統和上古政治倫理的最後的人，他們自認應處在神農、虞、夏之朝，而不是這混濁的西周。他們不願走下首陽山去看這名為周的朝代，他們寧願不食屬於這個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這樣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個時代。所以他們說，"我安適歸矣".

　　但不僅於此。司馬遷用司馬遷的雙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別的東西。孔子針對伯夷叔齊，所判斷的"不怨",判斷依據是他們的求仁得仁，因為他們的現世追求得到了滿足——他們從生到死都是在他們那個乾淨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塵——或者說粟米。然而司馬遷質疑了他們徹底不怨這個觀點，認為在其間還有別的怨——非關現世，而是關於後世，關於自己的沒世。司馬遷在引述上面這段詩歌時，特意地提到這是他們"及餓且死"時所作，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對於現世已經坦然和無怨，所以他們的怨，是針對身後而發的，而不是針對當下所發的。這便引出了第二重關係，人與後世的關係。

　　這怨是什麼呢？從詩中看，關鍵在於"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一句，而它的解釋，在於本篇最後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是很有趣的。它是說君子所憂慮的是在自己身後名聲得不到傳揚。然而初初看來，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貫言論，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曾經向學生子張區分過"名"與"達"的關係，言語之間是對於"名"的不屑。那麼君子為什麼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後名"呢？

　　這就要提到伯夷列傳的另一個線索——許由務光二人同伯夷叔齊二人在死後的被區別對待。這個問題在本傳的開頭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許由務光雖亦是節義高蹈之士，卻因為"非附青雲之士"而不見稱於後世，伯夷叔齊因為得到孔子的頌揚而廣為人知。那麼，被後世發掘和頌揚的條件是什麼呢？司馬遷引說，是"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是"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只有擁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會彼此欣賞，即便相隔幾百幾千年也如逢知音。他們"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個擔當"聖人作"的職責，使萬物得到歸位，使已逝的那位聖人得到傳揚，使這種精神在世間繼續流傳。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這樣一位身後的知己，或者更廣地說，是能否還有那麼一個時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認同和理解。倘若沒有，那麼千百年而下，他們經歷的將是真真正正、徹徹底底的孤獨。

　　而伯夷叔齊憂慮的，正是能否還會有這麼一個時代。面對着舉世混濁和大醉不醒的眾人，他們開始懷疑是否剛剛過去的的正是最後一個堅持着自己所堅持的這些東西的時代，所以他們哀嘆"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他們追憶前朝，他們哀憐後世。這是他們怨的所在。

　　這個時候，第一重關係與第二重關係得到了結合，歷史和被書寫的歷史之間的矛盾被提出，於是司馬遷站了出來，他作為一個寫歷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諾。他要使這些人被看見，他要作為一個後生，用自己的光照亮這些歷史的光源。

　　於是他書寫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他將正史的關注點從一年復一年的祭祀征伐轉移到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構成了歷史的"人"身上。於是他寫荊軻，寫郭解，他也寫寧成、東方朔，他著書立傳的目的和基礎是一個一個的"人",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嘗試。於是他在這篇伯夷列傳——在七十篇列傳之首的位置寫下他的志向。自此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筆——他所擁有的最有力量的東西，為那些從沒有人為他們立過傳的人立傳，稱為"列傳",他用一個一個血肉之軀築成他司馬遷的史書，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隱沒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塵。司馬遷使這些人的光照亮了歷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後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覺得伯夷列傳像是《史記》的另一個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馬遷的態度和承諾，它也將這種信仰傳遞給了當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還有八十遍要看，但這篇讀書筆記就到此為止了。

　　伯夷列傳讀後感（三）

　　文|面向太陽

　　《史記》七十二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列傳。讀過該篇數次，每次讀完都感覺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說出個子午卯酉來，疑問如下。

　　第一，為何司馬遷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許你會認為沒有什麼，哪篇列傳放到首篇是隨機的，但是我不這樣的認為，至於是什麼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馬遷的想法，但我認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齋志異》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話，有心向善雖善不賞，無心向惡雖惡不罰，通過這句話就能寫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訴讀者，不能只看一個人做事的結果，還要看這個人做事的出發點是什麼。例如小孩吃飯時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這是無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飯的時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同樣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發點不同，結果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為何這篇文章的格式與其他篇列傳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傳的基本結構是先介紹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寫主人公與事，通過記事寫人，通過人來寫事。記事是為了寫人而服務的，所以研究列傳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選了哪些事，每一個人經歷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選這個事而不用另一個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後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馬遷對這個人或者事的評價，評價事也主要是為了評價人。

　　該篇文章，開頭沒有介紹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寫伯夷一個人。結尾處沒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為何該文讀後能明顯感覺到司馬遷有股怨氣。其他文章中沒有或者很少能見到司馬遷這種怨氣。處處疑問，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稱焉？""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其輕若此哉？""惡能施於後世哉？"

　　在文章中，司馬遷問，不是經常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好人伯夷、顏回等為何不長壽而惡人反而活的很長命哪？這是什麼道理。他又寫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什麼意思？他想告訴大家等着看什麼結果？

　　總是感覺司馬遷把該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麼寓意我沒有揣摩出來。